相比之下，以导演战争片、营造真实历史氛围而见长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不久前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尽管其恢弘大气的战争场面、血肉模糊的杀戮近景震撼人心，但是始终在电影艺术最为注重的美学感受方面有所欠缺——这不光是视觉审美，同样还有听觉和心理上的审美。对于这一点，我尤其注重后者，因为心理学的审美是文明的积淀。黑帮电影中的人物，往往失去了正义与邪恶的含义。一个江湖中教父的形象该如何定义呢？我们没有看到阴冷的魔鬼，而是一个慈祥的父亲。没有暴虐，没有愤怒，只有宽容与镇定。那种从容的表情是从人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做人做到了极致，足以让你记住一辈子。
从电影中教父判断几个案例的方式也可以看出，维托·科莱昂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构建一个以宗教为掩护的家族，当然，这个家族里，维托·科莱昂有他的信仰，那就是他不作恶，只伸张正义。由此我们不由得假设，如果法律只给我们一个形式规则上的最高框架，正义全部靠自己去伸张，那么这就类似于回到了洛克笔下的自然状态。反之，如果这个形式规则包罗万象，具体而微，那么人需要做的东西便很少，这种规则越是丰富完备，在这个方面，人便越趋向于渺小孱弱、无能为力。
显然，如果《教父》中果然是我上述的第二种情况，那么所有在面临危险和困难时所体现出来的豪迈气概、聪明才智、人格魅力给人带来的所有美学享受，必将消失殆尽、无影无踪。
意大利黑帮家族式的管理也许可以和现在的大多数企业做个类比，管理方式也如出一辙。经营帮派就像经营公司一样。帮派之间的争斗也让我联想到现在的商业竞争。一样是残酷，只不过合不合法而已。
《教父》中每个人物都十分鲜活，爱憎分明，他们会在我的心里多停留一段日子。因冲动而丧命的大儿子似乎会得到更多的同情，因为我们更容易在他身上发现自己的一些好恶。《教父》的非同凡响首先就在于科莱昂家族成了史诗性的悲欢兴衰的黑帮。将近3个小时的片长，20多个性情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围绕着家族的荣辱胜败以及老一辈、新一代教父在权力交接过程中所展开的波澜壮阔的情节发展……无论是普佐的小说原著还是科波拉的搬上银幕，《教父》的轰动性成功恐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正中了在是非善恶观念上“口是心非”的现代人的下怀：黑帮也有好的黑帮，黑帮勾当也有正直与邪恶的区分，黑社会也讲家庭美满、兄弟情真、夫妻深爱……科莱昂家族所站在的正与邪的临界位置，正好与人们在道义上的两面二元的现实处境对应吻合。这个家族，特别是迈克尔，其实照应着人们平时羞答答地埋在心底的关于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一定要靠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来生存的人格理想……《教父》其实是一笔很大的遗产，它不仅是类型电影中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参透它，你会找到打动所谓大众文化心理的芳心和死穴，《教父》还是电影文化里所谓世俗取向的势力的一次里程碑意义的高歌猛进。我确信，《教父》和《低俗小说》一脉包含着的“电影真理”，一点也不比《呼喊与细语》和《乡愁》们少。
（佚名）
如果有人肯借20亿美元给我，我就再借300亿，折腾出一部真正伟大的电影来。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时至今日，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这位名震世界影坛的大师级导演，已导演过27部作品，参与制作了51部影片。而这些影片都和这个已经步入老年的大师一起，成为一道永远留在世人记忆中的最为经典的景致，无论时间怎样流逝，景致却依然不变。
1939年4月7日，科波拉出生于美国底特律这座著名的汽车城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里。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音乐指挥家兼作曲家，所以幼年时代的科波拉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混迹于剧院后台，并且从小就对电影有着十分强烈的爱好。
17岁那一年，科波拉进入了霍夫斯特拉学院戏剧系，接着又在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了加州电影学院。在此期间，他应聘参加了好莱坞导演罗杰·考尔曼的摄制组，当了一名打杂工。在最初开始自己的电影生涯时，科波拉先是做起了编剧，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累后才开始逐渐显露出自己的才华。也许20世纪70年代真的就应该是属于他的时代吧，所以时间刚刚来到1970年，他就凭借着《巴顿将军》一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剧本奖，也由此开始了他整整一个时代的光辉岁月。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此后的科波拉开始满怀热情地担任导演这一全新职务，而他善于把影片的立意与美国观众的需要、美国社会的注意力相结合的最大特点也终于在这一时期内显现出来。1972年，科波拉执导了这部让他足以名垂青史的经典之作《教父》，并在影片中有意识地去表现美国黑手党的活动与美国政界、司法界的关系，还从同情的视角去表现这些黑社会人物的“人性”。在他的电影中，这些人不再是一般影片中常见的那种杀气腾腾的恶霸歹徒，而是同样重视家庭伦理的“严父”和“富有责任心”的“有志青年”。这种新的构思使美国观众不仅立刻产生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更因为影片中宣传的那种奋斗精神与美国社会一贯提倡的“美国精神”十分契合，所以竟在评论界和普通观众当中引起了双重的极大反响。
由于影片《教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科波拉本人也成为了“最早一批一夜暴富的年轻人之一”。而越来越多的电影投资者也纷纷向他示好，这让科波拉一时间难以招架。1974年，他又顺势执导了《对话》一片，并以片中极力渲染和准确表现出的那种出现在当时的美国公众中的对于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一份惶惶不安的情绪而再次广受好评。同年，科波拉还导演了《教父》系列影片的续集，并使之成为世界电影史上唯一的一部获得了奥斯卡奖的续集影片。
面对着《教父》和《对话》所取得的巨大荣誉和商业成就，有些忘乎所以的科波拉终于没能控制住自己的狂热情绪，开始独资拍摄那部被后世的电影人和电影爱好者们称为“电影大歌剧”的不朽杰作《现代启示录》。尽管科波拉本人在该片中试图用哲学的观点来叙述战争暴力如何使人异化的问题，但由于整体构思和艺术追求过于超前，以致这部耗资3600万美元的史诗巨片在推出后竟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就连一贯喜欢褒扬他的评论界也是一片死寂，更不要说后来的奥斯卡奖了。没人能看懂科波拉想要通过这部作品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观众们对这部高成本新片更是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热情和兴趣。这样的一个结果，显然超出了科波拉的意料，更使他陷身于无法偿还的沉重债务之中。
尽管继影片《现代启示录》的失败后，科波拉也曾为挽回损失和还债而接连拍摄了《局外人》、《斗鱼》和《棉花俱乐部》等一系列小成本影片，但大多反映平平，难复当年盛世。这也导致科波拉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里都落入了一种一蹶不振般的困顿状态中。
直到他在1990年推出了《教父》系列的第三部影片，才使他重新赢得了昔日的殊荣。难道这位曾经在电影世界里成功地缔造了“教父”这一经典形象的电影大师，真的只有在他回归到自己最为熟悉的题材后才能重新焕发出让人心动和折服的不朽魅力吗？你可以这样以为，你也可以有另外的一种理解和见地。毕竟那部曾经备受冷落的《现代启示录》已经得到了今世之人的大加推崇甚至是顶礼膜拜。但说到底，《教父》这一系列影片还是为我们的大师找回了昔日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