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读《论语》要先从识字开始。《论语》当中有些文字，表面上看古今不异，但实际含义却“风马牛不相及”，这就应该选一本注释比较好的本子。读的过程中，一开始不要急于看译文，先看原文，再把注释看透，然后再回到原文，不要依赖译文去理解原文。这样刚开始会慢一些，“十目一行”；不用急，《论语》读下来，速度会快起来，到“一目十行”。我不赞成先看今人对《论语》的“别裁”、“今释”一类的书，这类书不是不能看，而是要在对《论语》有一个客观的了解之后再去看。所以先要通读乃至读通《论语》原著，再看“别裁”、“今释”一类的书，自己的脚跟站稳了，心中有主见，不至于人云亦云，空谈无根。
中国的文化典籍是有结构的，《论语》既是元典，又相对比较简洁、流畅，易读易记。《论语》读通了，接下去读《孟子》等其他典籍就容易了。
（张儒平）
孔子的洒脱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何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当做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是说他没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吧。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4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和他的4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3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唯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得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泼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做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确地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径径然小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一点不洒脱呢？（周国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杰出的导师和代表，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朝的后裔。后来因为躲避鲁桓公二年（公元前710年）宋国大夫内乱而来到鲁国。可以说，孔子家族的历史以及他个人的命运正是春秋之际动荡时局的一个缩影。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很早就显现出了好学深思的品行，年少时就常常与玩伴陈设俎豆，模仿礼乐之事。15岁有志于学，善于向他人学习，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后又曾适周问礼，亲见老子。这时他在鲁国已经很有名望，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弟子也开始跟随他求学。
孔子35岁之时，鲁国三家作乱，孔子离开鲁国，来到齐国，向当时的齐景公宣传他的治国思想。景公听了很赞赏，但齐国国内的状况也和鲁国相似，不容孔子发挥他的才干。于是他只好返回鲁国，这时候鲁政权由季氏操纵，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治不由君主掌握而受大夫臣子操纵的情况，不愿出仕。于是“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即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的工作。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被鲁国国君任命为中都宰，这时孔子51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政绩斐然。但是，孔子实施的一系列旨在加强君主权力的政策都在鲁国贵族的反对下失败了，加上鲁定公与当时执掌国政的季桓子不思进取，接受了齐国所馈赠的女乐文马，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怠于国政，孔子深感失望，于是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名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在以后漫长的14年间，周游列国，希望能找到一个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是尽管孔子有相当的自信，却仍然不被各国任用，反而颠沛流离，屡屡陷入困厄危难当中。然而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孔子仍然以天命自任，不改变他的志向。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的学生冉有回归鲁国，率军在郎这个地方战胜齐军。在这个学生的强力支持下，鲁国派人去迎接孔子，这一年孔子68岁。归鲁后，鲁人尊他为“国老”。开始的时候鲁哀公还常常因为政事上的难题向他求教，但终究不被重用。孔子晚年仍旧致力于整理文献和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在学术方面提倡“仁”的哲学，倡导恢复周礼，在晚年全面整理前代典籍，修订鲁国国史。经孔子而传世的《诗》、《书》、《礼》、《易》、《春秋》，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重要的典籍；而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更成为中国2 000年文明史中影响最广泛、地位最重要的学术派别，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本体。在教育方面，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受业者甚众。孔子是春秋末期大规模私人讲学的先驱，私人讲学的勃兴，打破了学在官府、由上层贵族把持学术的状况，促进了学术的下移和文化的传播。孔子还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提出系统的教育方法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可以说，作为政治家的孔子并不成功，但作为学术大师和教育家，孔子的地位与日月同光。
孔子的一生可谓艰辛坎坷。但孔子在思想和学术上的卓越成就，仍使得他的生命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中国人代代敬仰尊崇的导师和圣贤。
西方的学者们一直将孔子、耶稣、释迦牟尼并称为“世界三圣”，以赞扬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对世界文化思想教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孔子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的发奋求知精神是激励国人奋发的楷模。孔子求实的精神，群贤毕至、群星荟萃的教育成果，一整套的教育理论，对中华民族教育的形成、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十三经注疏》所收的《论语注疏》，包括三国时期魏国学者何晏的《论语集解》和宋朝学者邢昺的《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是旧时读书人的必备书，也是今天深入研究儒家经典必看的著作。
台湾学者南怀瑾所著的《论语别裁》实际上是关于《论语》的讲演录，并不直接注释和翻译《论语》，而是串讲《论语》各篇。作者独具匠心地编撰了一个个历史故事，并用这些小故事来说明《论语》的内涵。该书最大的优点是文笔生动、妙趣横生，可以当做故事书来读。
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以五年之功写成《论语今读》一书，出版后受到多方面好评。该书包括三部分：一是“译”，即对《论语》的白话文翻译；二是“注”，对前人注解择优收录；三是“记”，是作者本人对《论语》思想的发挥和评论。该书与其说是李泽厚所著的《论语》读本，不如说是作者借注解《论语》，整理和阐发本人对《论语》及整个传统文化的思考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