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智利1904-1973）
我认为聂鲁达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质量总是很高。聂鲁达简直是弥达斯王，他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金。
——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1995年上演的电影《邮差》，使拉丁美洲家喻户晓的智利诗人聂鲁达变得举世皆知。他的作品深受世界读者的喜爱，曾被德国《诗歌》杂志评选为20世纪世界最重要的十大诗人之一。聂鲁达开创了拉美诗歌的新阶段，奠定了拉美20世纪诗歌的创作基础，“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理想”，因此荣获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聂鲁达的生命是丰富而蓬勃的，无论是他在生命早期的吟咏，还是在亚洲孤独痛苦的任职经历，抑或是后来为西班牙、智利、古巴等国家奔走的革命生涯，都表明了这一点，以至于任何落于笔端的叙述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但同时聂鲁达又是单纯的，他在最终意义上都是一位诗人，一位大地上的诗人，一位堂吉诃德一样的诗人，同时也是美洲精神和古老理想结合的产物。
《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是聂鲁达20岁时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诗集记载了诗人青年时代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与女人、与世界的接触，也记录了他内心深处欲望、激情、寂寞、内在疏离等诸多复杂的情思，诗里有忧伤的回忆，有真情的呐喊，有情感的剖析，也有深沉的叹息。这些情诗在当时像流行歌曲或谚语一般被传颂。
1924年问世的《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是聂鲁达继《晚霞》之后的第二部诗集，也是他最受公众欢迎的作品之一。此时，诗人正在摆脱现代主义诗歌的种种束缚，表现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形象新颖、比喻生动和节奏崭新的诗风；题材再也不是“天鹅”一类的遐想，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和智利美好的风物。作为聂鲁达的代表作之一，这部诗无疑是西班牙语爱情诗歌中的高峰之作。
诗集出版之后，聂鲁达一下子成为智利年轻人的偶像。人们竞相传诵其中的经典段落，有些诗句甚至成为当时智利年轻人谈情说爱、传情达意的纽带。多年之后，聂鲁达一出席朗诵会，仍然被人们要求朗诵那首名为《今夜我能写出》的诗歌。今天，这部诗集已经出版了上亿册，在全世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智利作家和散文家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曾说，聂鲁达虽然已经去世30多年，但是，如果他的诗不死，他就永远不会死。
这部诗集的主题是爱情。它与《船长的船》和《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并称为聂鲁达的爱情三部曲。诗里有因爱情而绽放的笑颜，也有对恋人动情的赞叹，但更多的却是情到深处的孤独、永失真爱的痛苦和回忆甜蜜往昔时泛出的一点点心酸。“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插着这双苦涩爱情做成的翅膀，诗人穿越了时光的阴影、思念的长河，也穿过了世间的混乱扰攘。他用这无望却炽热的爱做生命的支点，与死亡、挫折、孤寂等人世的黑暗相抗衡。
诗集里不只是对爱情的歌颂，更有对生命本质的深刻认知。已成往事的爱情、真实而疼痛的经历赋予情诗更为厚重的质地、更加深沉的色泽。“虽然在某些时刻，他的爱情是荆棘丛中的玫瑰，是忧郁的岛屿，是孤寂的屋里疼痛的窗口，是掉入甜美的忧伤”，“但在更多时候，他的爱情是永不熄灭的火光，是无法折断的纤细荆棘，是穿过生命之树的奢华光芒，是倾泻于冰凉的生命枝叶上的温柔之火。”
聂鲁达的诗综合了智利民族诗歌的传统和西班牙民族诗歌的特色，兼容波德莱尔、兰波等法国现代派诗人的内涵和惠特曼的自由诗形式。作为他的早期作品，《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带有较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些诗的结构像散文一般松散开放，使感情的流动发展更为自然，但诗人对于主题的强化又使每一首诗内部、诗与诗之间“形散而神不散”。
在后来出版的十四行诗集《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中有一段献辞：“我深知自古以来诗人们早就从各个面向，以优雅出众的品位，为十四行诗营造出像白银、像水晶、像炮火一样的声韵，然而，我十分谦卑地，以木头为质料创作这些十四行诗，赋予它们那不透明的纯粹物质的音响，传送到你耳边……”这段话对《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也同样适用。聂鲁达的诗如木头一般质朴，但其中却自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将这些分散的诗行融聚成完整的有机体。
总是伤感的无言
聂鲁达曾经说，《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是一本令人痛苦的田园风格的书，写的是青春期异常折磨人的情欲，还夹杂着智利南方令人惶惑的大自然。总是有人问他，这些情诗是写给谁的？女主人公是谁？聂鲁达在回忆录里狡猾地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这本伤感而又热烈的诗集中，交替出现了两位或三位女子，或许可以叫她们玛丽索尔（Marisol即marry sol大海和阳光）和玛丽松布拉（Marisombra即marry sombra大海和阴影）。玛丽索尔是外省的爱情，她深邃的目光像广阔的星夜，又像特木科潮湿的天空。她的欢乐和生机勃勃的美充满诗集中的每一页，她的形象被海港的水和山上的半轮月儿所环绕。而玛丽松布拉则是首都的女大学生，戴着灰色的贝雷帽，有着最温柔的眼睛，是朝三暮四的学生式爱情飘散出的忍冬花的持久香气，是在都市隐蔽处激情幽会后身体的平静。也许还有一位叫做玛丽娅·帕罗迪的姑娘，诗人在65岁的时候曾经回忆过她：“萨韦德拉港散发着大海和忍冬花的气味。每家的屋后都是带凉亭的花园，茂密的青藤透着忧郁和孤寂。就在那儿我遇到了黑眼睛的玛丽娅·帕罗迪。我们把纸条折得小小的藏在手心里传递给对方。后来我为她写了《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的第19首。萨韦德拉港，它的码头、小艇、松树，还有那永无休止地扇动翅膀的银鸥，在诗集中处处可见。”
智利共产党领导人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在为生前好友也是政治斗争中志同道合的战友聂鲁达撰写的权威传记《聂鲁达》中，颇为详细地介绍了这两位女子。玛丽索尔是一个叫特蕾莎的姑娘，在《黑岛记事》中，诗人称她为特鲁莎。1920年的春天，特蕾莎当选为特木科的春光皇后，聂鲁达写诗向她祝贺，并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夏天，特蕾莎全家经常去特木科以西的萨韦德拉港度假，那是一处宽广然而忧伤、弥漫着无尽孤寂的海滨；恰好聂鲁达一家也会去那里度假。“许多年夏天，我们带着同样的家庭仪式回到那迷人的地方。在特木科严冬和海滨神秘的夏日之间，我日渐成长，读书，恋爱，写作。”
现在通常认为，《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中的第3、4、7、8、11、12、14、17以及那支《绝望的歌》都是写给特蕾莎的，此外，《晚霞》中的《南方的海滨》以及《热情的投掷手》中的《女友，你不要死》等一些诗篇也是由她引发的。来到圣地亚哥之后，虽然聂鲁达身边不缺少女伴，但是他并没有忘记特木科的特蕾莎。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分手了。从特木科坐火车到圣地亚哥，需要漫长的一天一夜。聂鲁达不止一次在假期中回特木科和萨韦德拉港看望特蕾莎，特蕾莎也到过圣地亚哥。博洛迪亚说，不仅是地理距离还有社会距离分开了他们。据特蕾莎的侄女回忆，特蕾莎的双亲十分看不起聂鲁达低微的出身，还给他起了个带有侮辱意味的绰号“霍德”——这种黑翅膀的猛禽，是上流社会对铁路工人、诗人、艺人的蔑称，因为他们经常穿黑色斗篷、戴宽边帽子。特蕾莎的父母强烈反对他们的来往。特蕾莎虽然是一个活泼热情，很有个性的少女，但是她最终没能完全叛逆家庭，只好忍痛结束了这段少男少女青涩的恋情。
与活泼开朗的“玛丽索尔”不同，有着晚霞般面孔的“玛丽松布拉”姑娘非常内向。她的名字叫阿尔贝蒂娜·罗莎·阿索卡尔，和聂鲁达一样也是外省南方人，出生在阿劳科，那里是印第安人聚居的地区。从外貌来看，阿尔贝蒂娜和她的二哥鲁文·阿索卡尔都有着明显的印第安人血统的印记。聂鲁达和阿尔贝蒂娜学的都是法语，经常一起上课。像很多大学生一样，爱情就是课堂中萌发的。可惜好景不长。相处刚刚一年多，离阿尔贝蒂娜家很近的康塞普西翁大学也开设了法语课，她只好听从父亲的安排转到那里继续学习。一对恋人又得忍受离别之苦。从圣地亚哥到康塞普西翁相距500公里！聂鲁达别无他法，只好用一封封炽热激情的信排解自己的苦闷和孤独。……如果我们将这些情书与《晚霞》、《二十首情诗》、《热情的投石手》、《奇男子的引力》以及《大地的居所》等诗集中的一些作品对照阅读，就能够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诗句的内容和蕴涵。虽然这些诗集的风格不断变化，但是其中那个令诗人魂牵梦萦的女人没有变，始终是阿尔贝蒂娜。
（赵振江）
聂鲁达：幸福的绝望
在那样的一个傍晚。一个寂寞旅程里，捧起智利诗人聂鲁达，《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隆隆的火车上，有节奏的摇晃中，我翻开巴勃罗·聂鲁达，“一个复杂的人，一个才情卓越、少年成名、爱自然如同爱女人、美酒和佳肴，其情诗混合着深情和肉欲的伟大诗人，一个共产党员，一位视社会正义和诗艺同等重要的直言不讳的政治家，一位驻外大使、议员和总统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