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茂并非漫画式的形象。他品正行端，堪称模范公民及出色丈夫。但在个人利益与家庭危机的考验面前，他暴露出自私的本性及男权主义思想本质。事实表明，不管娜拉怎样爱他，只要这爱与他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给予否定。易卜生通过揭示海尔茂这个正人君子形象所掩盖的本质特征，以新的角度及深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玩偶之家》这部作品的艺术特点也是十分鲜明的。
易卜生是戏剧革新家。这种革新首先表现在戏剧题材上。当时欧洲舞台时兴纯粹的娱乐剧。易卜生将令观众生厌的乔装、谋杀、决斗撵出剧场，代之以深刻社会问题的提出和激烈不已的争论。剧场因此成为有公众参与的社会论坛，文学也因此大大增强了参与社会变革的功能。
易卜生对戏剧艺术的革新还体现在剧情结构的创新上。为避免“社会问题剧”的情节非戏剧化，他将问题与情节高度融合，使讨论与剧情一体化。易卜生是设置戏剧冲突的高手。他使全剧人物都围绕借据这一中心活动。娜拉与女友、女友与柯洛克斯泰、柯洛克斯泰与海尔茂、海尔茂与娜拉，这是一个环环相息、首尾相扣的行为链，驱动这“链条”的事件就是借据的着落。
但与一般的情节剧不同，易卜生在事件冲突的表层下埋伏了性格冲突的主线。围绕借据得失展开的事件，最终只是引出人物性格冲突的铺垫。当在其他剧作中已成为高潮的借据风波平息后，这戏真正的冲突才拉开序幕。本来已松弛了情绪的观众意外地再度调动情感，进入难得的欣赏佳境。正是由于和谐地处理了讨论与观剧的关系，易卜生才能够用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增强戏剧性，以论战性强化情节，以情节性使论战艺术化，从而吸引了观众。
动用追溯手段强化剧情，也是易卜生的结构艺术。剧幕拉开后，构成冲突的事件业已发生。剧情实际是依托在对这一事件的回顾上。但作者不是和盘托出，而是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渐进顾及，从而造成悬念不断，扣人心弦的效果。
少用独白、旁白，多用对白。这是《玩偶之家》语言上的特点。这使人物的语言颇具个性化，话锋犀利，警句精辟。（刘铁）
《玩偶之家》：无声的回响
美国学者哈罗德·克勒曼这样写道：“娜拉告别丈夫的关门声在全世界回响着——这是高度的戏剧技巧，因为在演出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听到房门开关的声音。”这句话是很令人深思的。与一般的“社会问题剧”不同，《玩偶之家》并不是要用那些外在的言辞和表面的冲突让人们“明白”什么，而恰恰是用一种听不见的声响让人们在沉默之中反思自己“不明白”的是什么？娜拉并不“明白”，她以一种相当朦胧的心绪来企盼自己毫无所知的生活方式、追求自己并不清晰的价值理想。她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超过了法律条文、社会舆论、乃至宗教信仰。然而她终于发现，她在爱情中只不过是一种消遣，她在家庭中只不过是一具玩偶，她迷惘了，破灭了，于是便出走了。“娜拉走后怎么办”？这在她本人，也许都是一件并不清楚的事情。同娜拉一样，海尔茂也不“明白”，他不明白自己那个活泼可爱的“小鸟儿”、“小松鼠”怎么突然之间会离他出走？他不明白，自己那番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尊严的训斥有什么不对？那不正是教育自己的妻子如何正确地对待人生吗？他甚至以一种相当恳切、相当真诚的态度对她说：“你只要一心一意依赖我，我会指点你，教导你；要不然我还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一个女人没有人帮助是怪叫人心痛的事。”因此，我们切不可以将海尔茂视为一个简单的“反面人物”，用克勒曼的话来说，“他不是个小人，只是个小资产阶级而已”。因此，《玩偶之家》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某些个别人的悲剧，而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悲剧。“如果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去读《玩偶之家》的话，它的深刻含意是不言自明的，即：除非妇女同样是自由的，否则男人也不能成为‘自由’的（或真正的）人。”抛开那既布局严谨又游刃有余的戏剧结构不谈，抛开那既自然生动又富有潜台词的舞台语言不讲，仅是这一主题，就已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回响了一百年！
一百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在饶有兴致地建设着自己的小家庭、装饰着自己的安乐窝的时候，请当心娜拉的关门声！（张艳华）
亨利克·易卜生是一位著名的戏剧大师。他的一生和戏剧事业紧密相连，剧本的创作和剧院的经营凝聚了他毕生心血。他不仅为挪威的戏剧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更为世界戏剧的发展建立起崭新的里程碑。
易卜生
易卜生1828年3月20日出生于挪威南部希恩镇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6岁时，父亲破产。全家迁往文斯塔普村居住。16岁开始，他在格里姆斯塔镇一家药材店当了6年学徒，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莎士比亚、歌德、拜伦的经典著作，并且尝试了诗歌创作。1850年，易卜生参加了医科大学入学考试，却因成绩不佳而落榜。这时正是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发展时期，易卜生受他经历影响，站在了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易卜生结交了文艺界一些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朋友，积极地为《工人协会报》等刊物撰稿，还亲自参加了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人运动。同时，他创作了一些有进步意义的文学作品，如诗歌《觉醒吧，斯堪的纳维亚人》（1850年）、历史剧《卡提利那》（1850年）。1851年，他认识了卑尔根剧院的创办人、著名小提琴手奥莱·布尔，奥莱·布尔对他的才华十分欣赏，聘他为剧院的剧作家兼编导。1852年，他被派往丹麦和德国各地剧院参观。此后，他以每年一部的速度为卑尔根剧院先后创作了《仲夏之夜》（1853年）、《勇士之墓》（1854年）、《埃斯特罗的英格夫人》（1855年）、《索尔豪格的宴会》（1856年）和《奥拉夫·利列克朗》（1857年），并且他还参加编导了100多部剧本，积累了丰富的戏剧创作和演出的经验。
1857年，易卜生转到首都剧院担任编导。他创作了带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精神的浪漫主义历史剧《海尔格兰的海盗》（1858年）、《觊觎王位的人》（1863年）和提出恋爱自由的《爱的喜剧》（1862年）等等。后来剧院破产，易卜生的生活也陷入了靠借债度日的境地。1864年，挪威政府在普鲁士与丹麦战争中背叛北欧各国整体利益，这引起了易卜生对国民和政客鄙俗的强烈不满。他离开了挪威，此后的27年中，他只在挪威作过短暂的逗留。他先来到意大利罗马，后来又到德累斯顿、慕尼黑等地。虽然生活窘迫，但是他仍然坚持戏剧创作，《布兰德》（1866年）和《彼尔·英特》（1867年）都体现出他的精神反叛意识。而1877年的《社会支柱》、1879年的《玩偶之家》、1881年的《群鬼》和1882年的《人民公敌》是易卜生现实批判性最强的社会问题剧，也是他最成功的作品。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1891年，易卜生回到挪威。他创作了两部自传性质的作品《建筑师》（1892年）和《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年）。1900年患中风后长期卧床不起。1906年5月23日，易卜生去世。
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是深受易卜生影响的一位剧作家。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继承了易卜生戏剧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创作了大量社会问题剧，为世界戏剧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代表作《华伦夫人的职业》是最早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之一。主人公薇薇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她出身中产阶级家庭，清高自傲，是一位强调自强自立的新女性。她一心钻研法律，为将来去法律事务所独立工作做准备。在她得知母亲过去出身贫寒，曾被迫为娼的不幸经历后，她明白错的是社会，而不是母亲，并对母亲表示了谅解。但最后，她还是同母亲隔断了经济关系，离开家去伦敦谋生。
《巴巴拉少校》是萧伯纳另一部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杰出剧作。主人公巴巴拉是救世军的少校，她是大军火商安德鲁·安德谢夫的女儿。因为安德谢夫坚持军火工业的继承人必须是一个弃儿，所以和安德谢夫夫人产生了矛盾而分居。巴巴拉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相信基督的美德而不相信金钱的力量。因此她不赞成救世军接受造酒商和军火商的捐款。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巴巴拉最终接受了父亲的实用主义思想，并让未婚夫装作一个弃儿，做父亲军火工业的继承人。作者通过这部戏剧揭示了在当时社会，宗教事业、军火工业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矛盾，并对其进行无情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