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有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女画家。她有着从孤儿到雏妓、从小妾到艺术爱好者、从中国最高学府教授到世界著名艺术家的非凡阅历。她两次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孜孜不倦地从事艺术活动50多年。她的绘画作品中西技法合璧，色彩、线条互存，用笔飘逸洒脱，色彩浓丽，充满了生命的勃勃气息，在雍容华贵中别有一番细致的趣味。这位曾荣获法国金像奖、比利时金质奖章和银盾奖、意大利罗马国际艺术金盾奖等20多个奖项的民国奇女子，便是著名艺术家、一代画魂潘玉良。
在中国艺术史上，潘玉良的成就是卓越的。尤其是她的油画作品，无论是在画法上，还是在精神意蕴上，都堪称上乘之作。最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个女艺术家，在潘玉良作品中，比较少见女性的妩媚和柔美，更多的是一种豪放和泼辣，因此观赏她的画，总让人感觉到她在毫无顾忌地流露一种内心的奔放情绪，那么地直率和坦诚！在绘画技巧上，她更是以印象派的外光技法为基础，同时融合了东方的艺术情调，形成了她独具特性的画风，可谓是才情纵横！
可是，又有谁能想得到，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天才横溢的女画家，却曾经是个风尘女子，饱尝人间疾苦呢？或许，只有经过了人生苦难沙一般的磨砺，才能造就出犹如珍珠般闪亮、圣洁的生命吧！
在这世界上，似乎优秀的女人都是经过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难，才愈发显得光彩照人起来。这一点，潘玉良也不例外。
1895年，潘玉良出生于江苏扬州，原名张玉良，字世秀，后来随丈夫潘赞化改姓潘。
潘玉良的生命是从一系列的苦难开始的：她一岁丧父，两岁姐姐离世，而饱受折磨的母亲，这个潘玉良唯一的依靠，也在她8岁时郁郁而终。从此，孤苦无依的潘玉良，只好由舅舅收养。
在舅舅家生活了六年，年满14岁的潘玉良又面临了人生的一次灾劫。那时的她，年纪虽小，却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花骨朵一般叫人怜爱。家里一直很穷的舅舅，为了赚几个钱，便将她骗着卖给了芜湖县城的怡春院。从此，潘玉良成了一个卖艺不卖身的雏妓。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由此可见！
就这样，潘玉良在妓院里度过了三年的时间。在那段日子里，她学习了各种技艺调教，竟也成了怡春院有名的头牌。也就在此时，命运女神开始眷顾她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也是她的好运星，来到了这里。这个男人就是潘赞化。
潘赞化原是安徽桐城的才子，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来还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j是民主革命的风云人物。他来芜湖，准备担任海关监督一职。
新官上任，当地政府及工商各界同仁难免要接风洗尘。在酒宴上，为了助兴，芜湖商会会长特意从怡春院叫来潘玉良，弹唱几首古曲。
潘玉良来了。只见她轻抚琵琶，朱唇微启，眉目间一丝黯然，一曲《卜算子》古调幽幽地回荡在大厅内：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
这首古曲唱得悲切凄凉、幽怨悠远，却又还在渴望着幸福和自由。一曲终了，潘赞化不禁被眼前的这位姑娘深深吸引。他起身来到潘玉良面前，关心地问道：“这是谁的词？”
潘玉良叹了一口气说：“一个和我同样命运的人。”
潘赞化又问：“我问的她是谁？”
潘玉良似乎像在走神一样地答道：“南宋天台营妓严蕊！”
潘赞化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很赞赏：“嗯！你倒是懂点学问。”
谁知，听到夸奖的潘玉良却开始脸红起来：“大人，我没念过书。”
听到此话，大感意外的潘赞化“啊”了一声。顿时，他心中生出了一丝怜惜、叹惋之情。他情不自禁地自言道：“可惜呀！可惜！”
就是这么简短的几句对话，被商会会长记在了心上。当晚，潘赞化正要休息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商会会长送来一个姑娘。”
潘赞化细细思索，很快就明白了会长的用意，便说：“我已经睡了，叫她回去。”
话刚一出口，他觉得有些不妥，于是再吩咐道：“明天上午有空的话，让她来陪我赏芜湖风景。”
此时的潘赞化，已经知道那个姑娘就是白天酒席上让自己心生怜爱的歌姬。他内心是喜欢她的，但却毫无非分之想，所以才只是想跟她游玩芜湖，再做畅谈。
然而，潘玉良却因为潘赞化的一句“叫她回去”在妓院挨了一顿骂。在老鸨眼中，这么好的一个客人都没弄到手，只能怪潘玉良没用。潘玉良受了委屈，一肚子的辛酸。
没办法，第二天她还得去陪这位本不情愿见的大客人。可是，这一去，却让她喜出望外。她惊讶地发现，潘赞化并不是什么好色之徒，而是一位真正的君子。
那天，万里无云，芜湖水碧波千里，在一片湖光山色之中，潘赞化和潘玉良漫步着。起初，潘玉良什么话都不敢说，只是怯生生地跟在潘赞化后面走。她那样子哪里像个陪游，根本就是个需要大人领路的小姑娘。
潘赞化看出了她的心思，反倒给她讲解起芜湖的风物景致来。他本来就学识渊博，加上对芜湖并不陌生，因此讲解起来头头是道、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实际上，潘赞化根本没有把身边这个会弹唱的小姑娘当做风尘女子，更没有瞧不起她，而只是想通过谈话了解她。他耐心地讲着有关那些风景的典故，声音平和、儒雅，让人感觉是那么的平易近人。
在潘赞化的讲解中，潘玉良渐渐放松了。她开始沉浸在眼前的美景和潘赞化那有吸引力的嗓音中。她忘却了自己低微的身份，也不再顾忌世人的偏见。一瞬间，她感觉到，这或许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幸福。对潘赞化的敬仰和爱慕，已经在那次游玩芜湖时，悄悄地在她心田生根发芽！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很快，夜幕降临了。潘赞化吩咐车夫道：“送张姑娘回去。”
可是，已经感受到幸福温暖的潘玉良，此时再也不愿意回去那个肮脏的所在了。她像溺水人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突然双膝跪地恳求道：“大人，求求您，留下我吧！”
看着因为恐惧和委屈哭得浑身微微抖着的这个姑娘，潘赞化有些惊讶。的确，在他心中，他很同情也有些欣赏这个文静、雅致的姑娘。然而，当时已有妻室的他，却从没想过要得到她。
望着潘赞化疑虑的神色，潘玉良鼓足勇气道：“他们把我当鱼食，想钓您上钩。一旦您喜欢上我，就找您讨价还价，好给他们货物过关行方便。否则，就会说您嫖妓，不务关务，败坏您的名声！您若是赶我回去，他们就会说我无能，还会找流氓来害我。我知道大人您是正派人，留下我对您不利，可我没办法啊！”
一听这话，潘赞化很快就明白过来。他追问道：“他们是谁？”
潘玉良答道：“商会会长和干妈他们。”
那一刻，潘赞化更加怜爱这位出淤泥而不染的姑娘了。他不再说什么，把潘玉良留了下来。
当晚，潘赞化让潘玉良睡床，自己却打地铺。看着这位善良正直的大人，潘玉良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敬仰。更多的还是爱和希望。她想着，自己以后再也不用回妓院了，能够整天陪着这位恩人，心中一股暖流让她兴奋莫名。她再也无法入睡，干脆起身找了一张纸，在上面画起她从小喜爱并熟悉的莲花来。
其实，那晚潘赞化同样不能成眠。对于潘玉良的一片真情，他岂能没有察觉？可是，自己已有妻小，又年长潘玉良12岁之多，他实在不愿委屈这位聪明、纯洁的姑娘。加上这几天，关于他狎妓的谣言早己在芜湖传得满城风雨，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自己似乎更不能接受潘玉良的爱了。
然而，作为一个接受过现代社会新思潮的革命者，潘赞化最终克服了所有心理障碍。1913年，潘玉良和潘赞化在文化、政治名人陈独秀的证婚下，正式结成伉俪，他俩的结合成为了在新青年中流传甚广的佳话。新婚之夜，潘玉良在一幅自己的画上署名“潘”，正式随夫姓。这既表达了她对潘赞化的感激之情，也表示自己新生活的开始。从此之后，这个从小孤苦无依的姑娘，有了依靠、有了期待、有了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似乎在一夜之间，阳光照亮了潘玉良的生活。
曾几何时，潘玉良身陷烟花之地，无法逃脱，她只能整日哀叹命运的不济。可是，潘赞化的到来，为她打开了一扇希望的窗，从那里她看到了光明和未来。谁说人世无情、世态炎凉呢？只有真正的爱，才能换来人生的温暖和幸福！这一点，潘玉良应该是感同身受的吧！
西洋艺术之旅
倘若说跟潘赞化的结合是潘玉良生命的第一次幸运，那么学习绘画并远赴巴黎求学的西洋艺术之旅，则是潘玉良一辈子幸福的来临。
可是，没有受过任何文化教育的潘玉良，又是怎样学习起绘画来的呢？
潘玉良结婚后，便跟随丈夫来到了上海。在渔洋里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他们布置了新居。虽然是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房子，对于潘玉良来说，这是新生命的开始。她满怀欣喜地装扮着新家。没过几天，一个温馨典雅，有几分艺术气息的小家就布置好了。在新家的墙上，潘玉良贴上了自己画的荷花。
而此时的潘赞化，一面同样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另一面他更多的在想怎样帮助妻子提高文化水平。结婚之前，潘赞化已经找来小学课本，自己当老师，辅导妻子学习。可是，在上海身为商务官员的他，本身职责所在，也相当的繁忙。为了照顾好妻子的学习，潘赞化为她请来了一个老师。潘玉良明白丈夫的苦心，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进步相当地快。
有一天，学习间隙的潘玉良路过邻居洪野先生的窗口，突然看见先生正在专心致志地作画，她被那优美的线条和色彩吸引住了。于是，从那之后她老是悄悄地躲在窗前，聚精会神地观看。时间久了，她自己便开始动手临摹起一些画作来。
没过多久，窗边偷学绘画的潘玉良被洪野先生发现了。这位当时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色彩学教授的先生，很欣赏潘玉良这种勤奋学习的精神，便询问起她的情况来。在看完潘玉良的临摹画后，洪野先生呆住了，这个没有经过专业绘画训练的人竟能画出如此佳作。于是，他当即表示愿意教潘玉良绘画。勤奋好学、天资聪慧的潘玉良，在洪先生的指导下，绘画技艺进步神速。在给潘赞化的信中，洪野先生写道：“……我高兴地向您宣布，我已正式收阁下的夫人作我的学生，免费教授美术……她在美术的感觉上已显示出惊人的敏锐和少有的接受能力。”
为了得到进一步的专业训练，1918年，潘玉良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虽然没有什么考试经验，但潘玉良仍然十分从容地完成了考试作品。结果很快出来了，她取得了第一名的最高分。长期的苦学，终于赢得了别人的肯定。
然而，在发榜的那天，潘玉良怎么也没在榜上看见自己的名字。原来，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嫌弃她的青楼出身，担心会砸了学校的招牌，竞没有录取潘玉良。
满腹委屈的潘玉良只好找洪野先生帮助。洪先生闻讯十分惊讶，他努力与负责招生的老师解释、保证，并向校长极力赞赏潘玉良的绘画天才。终于，在洪先生的帮助下，潘玉良被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录取了。看着亲自前来通知自己的刘海粟校长，她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进入学校后，潘玉良更加勤奋地学习，刻苦钻研中西绘画艺术。她成绩优异，经常受到学校嘉奖。尤其是校长刘海粟先生，更是对她充满了殷切的希望。
在学校发生的一次偶然事件，让潘玉良开始了她充满梦想的西洋艺术之旅。
潘玉良进入学校的第二学年开始，课程安排了人体素描课。课上，需要学生面对裸体少女作画。潘玉良虽然擅长于风景画，却对西洋人体画十分陌生。加上观念上的保守，她的习作经常受到批评。她第一次在学校感到了难过。
一天，潘玉良到浴室洗澡。看着眼前裸体淋浴的女人们，她忽然心生一计：这不就是最好的习作机会吗？于是，她跑回宿舍，拿来速写本和铅笔，认真地画了起来。沉浸在艺术创作中的她，忘记了身边的一切。不一会，画板上便出现了一个潇洒的女性形体。她慢慢找到了画西洋人体的感觉。正当她陶醉在自己的灵感突现中时，一个好奇的女人发觉了她的举动。顿时，澡堂一片大乱。幸好有同学的帮忙，潘玉良才狼狈地逃离了浴室。
这次的意外，让潘玉良受了一些惊吓。她再也不敢去浴室画女性裸体了。没办法，潘玉良只好把自己关在屋里，脱去衣服，坐在穿衣镜前，自己画起自己来。她仿佛能触摸到自己的肌肉纹理，感觉到血液的奔腾。在室内火炉的温暖下，潘玉良陶醉在艺术的氛围里，浑身不停地兴奋着。很快，一副名为《裸女》的习作完成了。
《裸女》在师生联合展览会上展出，一时轰动全校。校长刘海粟亲切地询问了这幅作品的创作过程，潘玉良如实地讲了。听完她的回答，校长默默地注视着脚下的泥土，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话：“玉良女士，西画在国内的发展受到很多限制，毕业后还是争取到欧洲去吧！我来给你找个法文教授辅导你学习法文。”
就这样，在考取了官费留学之后，潘玉良开始了她的西洋艺术之旅。对于妻子的出国求学，潘赞化十分支持。他鼓励妻子上进，安慰她不必担心自己，学业有成才是正事。
1921年，满怀着爱人的期盼和对未来的憧憬，潘玉良在上海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
来到法国后，潘玉良先进入了里昂中法大学，补习一个月的法语。之后，她以优异的素描成绩考入了法国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1923年，她又来到巴黎国立美专，师从著名画家达昂·西蒙教授。在这里，她结识了徐悲鸿、邱代明等中国近代有名的艺术家。在两年的学习之后，潘玉良得到了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教授的欣赏，被安排直接升入该系的三年级学习，成为这个学院第一位中国女画家。
得到这次宝贵学习机会的潘玉良，徜徉在艺术之都，画下了它那年代久远、气势恢弘的古代建筑，也描摹了很多绘画艺术珍品。在罗马，她成了学术权威琼斯教授的免费学生。1928年，潘玉良顺利从油画专业毕业之后，又考入了琼斯教授的雕塑班学习雕塑工艺。
学业上的一帆风顺，让潘玉良的艺术之旅非常充实和愉快。然而，艺术是门需要很多金钱和时间的东西。倘若没有经济上的支持，艺术家们很难度过生活的危机。事实上，从1928年年底起到1929年春天，潘玉良就面对过这样一次危机。
由于国内的军阀混战，中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供职于政府部门的潘赞化，此时也丢掉了海关监督的官衔，只在南京政府实业部找了个专员的闲职。心情实在不佳的潘赞化，这段时间便很少给潘玉良写信。加上留学津贴断断续续，这样，到1929年的春天，潘玉良已经一连4个月没有接到家信和津贴了。她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缺衣少食让她别说是从事艺术创作，就是走路、说话都感到吃力。终于，有一天，身体极度缺乏能量的潘玉良在画室出现了异常身体反应：她迷迷糊糊地什么都看不见了！
潘玉良的异常反应，引起了琼斯教授的注意。他关切地询问自己心爱的学生，当得知原因后，这位老师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对潘玉良说：“你一定要去治疗，画家怎么能没有眼睛？”随后，琼斯教授拿出了一些钱，并召集学生捐款，想方设法救治潘玉良的眼睛。可是，性格坚毅的潘玉良却犹豫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她没有接受这笔捐款。
幸好，不久潘玉良收到了欧亚现代画展评选委员会给她的汇款。在委员会寄来的贺信上有一则附言：“潘玉良女士，你的油画《裸女》荣获三等奖，奖金五千里尔。”这真可谓是雪中送炭！靠着这笔钱，潘玉良挺过了缺衣少食的难关，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和答辩。
就在毕业前不久，潘玉良与游历欧洲的刘海粟不期而遇。得知当年的学生取得如此好的成绩，老校长感慨万千。他当即写下聘书，邀请潘玉良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的主任兼导师。
1928年冬天，潘玉良结束9年异域求学的日子，学成归国。
这次回国，潘玉良先后举办了五次个人画展，每次都取得了成功，震惊中国画坛。这位学贯中西的女艺术家，无论在画功上，还是在意境上，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这一时期，她创作了大量名作，其中包括《我的家庭》、《瘦西湖之晨》、《白荡湖》和《春》等，都引起了画坛的轰动。
然而，就在国内的第五次个人画展上，潘玉良的名作、大型油画《人力壮士》却遭到粗鲁地破坏。不仅如此，画上还被人写上“妓女对嫖客的颂歌”的侮辱话语。实际上，这幅画中那几个裸体的粗犷男人，是在拯救快要被大石头压死的一朵小花，含蓄地表达了潘玉良对拯救民族危亡的英雄们无限的敬意。谁料，这幅名作竟遭此厄运，真是让人为之惋惜！
在家庭里面，回国后的潘玉良也没得到安宁！虽然丈夫一心爱着自己，可是潘赞化的大夫人却总是对她耿耿于怀，时常横加指责。为了不让丈夫为难，潘玉良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画展的机会，再次选择了离开中国，远赴巴黎，继续从事艺术创作。世俗偏见和旧家庭的逼迫，让潘玉良离开了自己深爱的故土。这一走，便是40年。从此，她客居艺术名城巴黎，再也没有回来过！
凉薄世间，丝丝温情
再次远赴重洋的潘玉良，内心是饱含苍凉的。那是一种对世间的凉薄有所体悟之后的生命感觉。试想，又有哪个女人，在接二连三的情感伤害后，不会作此感想呢？
可是，潘玉良毕竟是艺术家。在艺术的世界里，她幸运地找到了温暖和归宿，这可以说是她后半生全部生活的动力。尤其幸运的是，就在潘玉良二次赴法期间，她还得到了一个爱慕者的悉心照料，他就是王守义。
关于潘玉良后半生定居法国的生活，旅法画家贺慕群曾这样回忆道：“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纪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看来，潘玉良尽管有名气，却一直在生活上十分清寒。想想也是，她第二次到法国时，正值二战前夕，局势相当紧张，许多留法艺术家纷纷离去。战时别说是绘画所需的工具材料，就连日常生活都有困难。潘玉良那段时间的日子，一定过得艰难无比。
就是在生活困顿的时期，潘玉良又坚持着她的“三不主义”：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定合同，她也因此被称为“三不女士”。这一点，自然反映了潘玉良个性的坚强。但是，一个艺术家。可以不入外国籍，可以不恋爱结婚，但倘若不与画商合作卖画，怎么维持基本生活所需呢？正因为这样，加上当时局势的混乱，潘玉良第二次的旅居法国，其实是举步维艰的。据说，潘玉良当时入不敷出，甚至只能靠社会补助金维持生活。
王守义便是在此时走进了潘玉良的世界里。
王守义1895年出生于河北高阳，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是法国“旅法华侨俱乐部”的创办人之一。王守义是个踏实勤奋的人，由于吃苦耐劳又心灵手巧，他勤工俭学挣的钱常常比同学们多。他常对同学说：“今后我多挣钱，支援你们多读书，将来好回去为国家出力。”后来，王守义在圣·米歇尔大街开了一家中餐馆，取名“东方饭店”。虽然他当时并不富有，但时常接济有困难的同胞。
王守义是潘玉良在“中法大学”时期的同学。一直以来，他都十分钦慕潘玉良。看见老同学生活的窘迫，王守义更是义无反顾地提供了帮助。他常常去看望潘玉良，陪她到公园散步，中午就到他的餐馆用餐。据说，有一年潘玉良的画室漏雨漏到无法作画，王守义便买好材料，亲自为她修理、装修。无论是在潘玉良辉煌的时刻，还是在她落魄的岁月，王守义总是像一盏路灯一样，默默地照亮了潘玉良孤寂的旅法日子，给她带来丝丝温暖。
为了解决潘玉良经济上的困窘，熟知她性格的王守义便当起了“牵线人”的角色：他知道中国乐园的主持李林先生想要订购一座格鲁赛先生的雕像，便向他极力推荐潘玉良。经过协商，潘玉良答应做雕像，报酬六千法郎，时间三个月。
为了这尊雕像，潘玉良花费了不少心血。三个月过去了，雕像交由鉴赏家审定。鉴赏家看完作品后十分激动：“潘夫人，谢谢您！这座雕像，是我见过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我是格鲁赛先生生前的好友，他的形象我永远忘不了。我感谢您的灵巧木笔，再现了他庄严的学者风度和永远谦和的品格。真是栩栩如生！好极了！我们博物馆决定收藏它。”
就这样，王守义帮助潘玉良又渡过了一个生活的难关。
经济上的困顿刚过，国内的一个坏消息接踵而来。1938年初，潘玉良去看画展，突然听见一个报童的叫卖声：“号外！号外！日军占了中国首都南京！”
刹那间，潘玉良心都凉了。她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此时正生死未卜、危险异常。
当晚，潘玉良辗转难以成眠。在极度悲哀和痛苦中，她完成了一尊雕塑的革坯《中国女诗人》，以寄托自己对祖国和爱人的思念与关怀。
那几日，潘玉良饱受精神煎熬。幸好，得知消息后的王守义匆匆赶来，陪伴她左右，让她感觉到了阵阵安慰。
就在这段日子里，早已爱慕潘玉良的王守义向她求爱了。
那天，他俩一起去纳赛河写生。听见王守义的请求，潘玉良叹了口气说：“你太不了解我了。我只告诉你，我没有这个权利。我比你大十二岁，而且我早已成了家！”
王守义有些激动地说：“不！你在骗我，也在骗你自己。我虽然不了解你最早留法的原因，但我知道你第二次来巴黎是决定不再回去的。你有痛苦，有难言之隐，有不幸，这瞒不了爱你爱得强烈的人！”
听见这位正直善良的朋友这样说，潘玉良身子一抖，眼眶红润了。她苦笑道：“朋友，我不讳言，我有痛苦，但也有宽慰，那就是赞化和我的真诚相爱。我虽然和他远隔重洋，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要回他的身边。”
此时，王守义明白了潘玉良的心意。他哭了，颤抖着声音说：“好姐姐，你！……原谅我吧！”
潘玉良心生哀悯：“都怨我不好，惹你伤心，好兄弟，你恨我吧？”
这段爱情便这样无果而终。但是，从此之后，王守义和潘玉良的感情却更加坚实了。王守义一如既往地照顾着孤独的潘玉良，潘玉良也一直友善地对待这位善良的知己。
此后的潘玉良，在艺术创作上，进入了又一个高峰期。由于她有选择地师从一些艺术大师，同时又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形成了一种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他流派绘画的艺术风格和韵味。1953年和1959年，她的两次个人作品巡回展，在日本、比利时、英国、德国、希腊、卢森堡和意大利都获得了成功。1959年9月，巴黎大学更是把多尔烈奖奖给了潘玉良，这在巴黎大学的历史上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颁奖那天，巴黎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并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给了潘玉良。
这次获奖，成为了潘玉良一生之中最高的荣誉。可以说，这个荣誉的取得，是离不开王守义的照顾和关爱的。
在艺术上获得成功的潘玉良，如果说还有什么心愿的话，那就是想回到祖国，回到爱人潘赞化身边去。然而，国内接二连三的政治斗争，使她没有如愿。这或许便是她晚年最大的遗憾吧！
1950年，刚刚获得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艺术圣诞奖章的潘玉良，在《晚邮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中共重用艺术家，徐悲鸿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的个人画展，由官方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盛况空前。”
很快，潘玉良又收到了潘赞化寄来的信。丈夫在信中介绍了祖国解放后大搞建设的兴旺景象，并希望她早日回国。看见爱人热情的来信，潘玉良激动万分。她说不出有多高兴，恨不得马上回到祖国。
可是，由于当时潘玉良的巡回画展正在举行，不能立即回国，她只能暂时投入工作中去。谁知，就在那几年里，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丈夫的来信越来越少，偶尔来信也是片言只语的“政府英明，给我照顾”等等之类。到后来，干脆就音信全无了。
那时，潘玉良的内心充满了疑虑和恐惧。
一天，王守义给她送来了一张报纸，第4版上的一则消息让潘玉良一下醒悟。原来，国内正在打击右派，自己的老师刘海粟也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她心急如焚，连忙给丈夫写了一封长信，询问情况。
不久，潘赞化来信了。信中说：“刘海粟是右派，右派即是敌人，你我均应与其划清敌我界限……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
顿时，潘玉良明白过来：国内政治斗争如火如荼，自己回国的愿望暂时无法实现了。
1964年，法兰西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满心期待着回国的潘玉良，此时却又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她的归乡梦再次破碎了！而接下来的十年“文革”里，虽然有着周总理的安排，潘玉良也只能是梦里思乡，遥遥无期。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像束灿烂的流星，消失在了巴黎的夜空。临终前，她嘱咐王守义，将她与潘赞化结婚时的项链，以及潘赞化送她的一块银壳怀表归还潘赞化的后人。在王守义的陪伴中，这位“画魂”艺术家离开了人世。巴黎圣母院撞响了沉重的钟声，节奏悠扬、委婉，满含着一种莫名的幽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