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苗子老先生
因为在主编《中国书画》期间曾经用超常多的版面为黄苗子先生做过大型专题评介，那篇三万字访谈录又收入了印数不少、流传颇广的《大师谈艺录》一书，朋友们都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会有黄苗子先生的书法作品。安徽电视台的高级编辑陈树凡，从80年代就与老一辈书画家多有过往，他本人酷爱书画，与我是极要好的朋友。有一次在合肥，他“蓄谋已久”地开口道：“我很喜欢苗子（他是这么称呼黄老的）的字，你回头帮我求一幅吧。”以树凡兄与我的交情，自当是无求不应的，然而这次我却只好告诉他，甭说帮他求一幅，我自己都没有一幅呢！他半天不肯置信。与他如出一辙，还有两三位亲戚或朋友向我提过同样的要求，我都让他们失望了。
虽然多次去黄老府上，自以为也能蒙老先生青眼相看，不过，我一直没有向老先生开过口，而老先生也没有给过我作品，倒是给了我几本他的著作。我生来爱书，有黄苗子亲笔题赠的图书就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我太清楚黄苗子的书法值钱，市场上供不应求，且抛开经济因素，老人年已九旬，设身处地从他的角度来着想，写幅字、作张画已经不是件轻松随意的事情了。我对老前辈有足够的敬重与理解，同时也有足够的自尊、自重，不会手心向上地与老先生们打交道、做交易。不是我不想要，而是我更在意感情与感觉。
在我所接触到的老一辈，20世纪20年代以前出生的那一代书画名家中，黄苗子先生是最让人尊重而喜爱的一位，黄老的为人、为学、处事，是那么的阳光、那么的友善。不要说见面时如沐春风，就是不见面，想起来心里都温暖。古人有句名言：“白发如新，倾盖如故”道尽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我也惊奇，为什么对黄苗子老先生会有这样的好感呢？细想起来，无非就是谈了几回话而已，当然，他的著作特别是《艺林一枝》与《画坛师友录》是我反复研读过的，这两本相当专业的美术史论著作，写得生动、轻松而充满了感情和个性色彩。
把通过图书作品得到的认识与现实中的人物言行结合起来，对我来说，好比是生活中见到了自己所喜爱或崇拜的历史人物一般。如果你认真阅读了谁的著作并且非常欣赏，那么就很容易在与他相识时一见如故。当然，这往往会是一厢情愿，有些像是单相思。对历史上的人物，其实后辈只能是单相思。辛稼轩说“不恨古人我不见，恨古人不见我狂耳！”话很豪迈，细品意味，还是恨自己见不着古时高人罢了。卡莱尔《论英雄与英雄崇拜》是我很偏爱的书，对这一问题分析得很透彻。
在做黄苗子访谈录时，由于他与郁风老师即将赴日本办展，为了赶时间，我把访谈记录的原始稿直接就交给他过目，老先生很认真地审核改正，最后还附了一封短信给我，原文照录如下：曹鹏兄：稿子粗略看了一遍，费了两天工夫，总的觉得很好，有些想法，仅供参考：
1．语言翻成文字，免不了有些别扭，此稿肯定老兄尚未过目，在文字方面，可能还需您作些修改。有些地方，我已经“越俎代庖”了。
2.牵涉到我的过去，与文艺无关的请尽量删去，太冗长，读者看了乏味。
3.因为两次谈话，内容有多处重复，应合并或删去。
4.最好把全文再理一理，分为生活、历史、交游、对艺术文化的看法等几部分，就眉目清楚了。5．牵扯到现代人，指名道姓的批评，似可以隐去姓名，读者明白就行。
时间不多，工作分量很重，对您又佩服又抱歉。
祝好苗子2003年10月17日下午让老先生看这样一份原稿，主要是想请他审阅内容文字有没有出入或不当之处。至于篇章结构，我做了二十多年的编辑，写过几千篇文章，还是有把握把文字材料编辑加工成专业水准线以上的稿件的。若还做不到把文章编得文从字顺，那就太可耻了。
所以，我对黄苗子老先生付出那样多的时间精力调整原稿的段落结构，既心疼，又感到不必要。
这些技术性的工作，我还是胜任愉快的。因此，在付印之前，我用了不少精力打磨收拾这组稿件，刊出之后，反响颇好，黄老也非常满意——没有像他原来担心的那么不成样子。
我当时尽管负责一家杂志社，但刚创刊不久，也没有得力助手，所以，在重头采编任务方面，不得不亲力亲为，头绪多、工作量大，由于赶时间，有时会把很原始的整理记录稿送给被采访人审阅。后来又有一次同样的情况，谈话记录稿没来得及编便请王世襄老先生过目审阅，结果王老误以为是定稿，可能与他所期望的差距过大，于是，便亲自动手写了一篇——这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越俎代庖”了。我尊重长者的意愿，便照发了，甚至照收入了《大师谈艺录》一书，不过，从专业采编的角度来评价，我认为我做的那一篇，有不少极精彩、极珍贵的东西，尽管有泥沙，但是也有成色很高的金块。“代”之行世的谈话录，虽然是同样的两个人的语气或名义，则没有了现代传媒专业训练出来的个性特点，换句话，是王世襄老先生一个人的作品，倒不是说“文章是自己的好”，《世说新语》里有一句“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我一直认为自己访谈的那一稿有着更丰富的内容与史料价值。
2004年7月，我被极其突然地、莫名其妙地、以莫须有的理由调离了我创办并主编的杂志，记得在黄苗子先生的安晚庐，老先生听了我介绍前后经过，真诚地说：“是不是因为办杂志缺钱？可以让永玉帮着找几百万——他认识企业界人多，该有办法的。”我告诉他根本不是缺钱的原因，事实上，因为看到杂志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响，愿意出资或投资的有好几家，都被上边一口拒绝了。这就像当年岳飞不是打不过金军，那十二道金牌可不是下发给败兵之将的，岳飞缺的也不会是粮草或兵马。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而且习非成是甚至没有是非，我素来耻于与小人俗人为伍，套用三闾大夫的话“是以见放”——准确地说还不是“放”而是平级调动回总部。
2004年下半年开始，一度不再负责编辑出版报刊，与书画界也就相对疏远了不少，这是我有意识的选择。因为惜时如金，在不当主编了之后，不用出于工作需要而应酬了，我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写作、思考、创作。由于职务的变动，少开了不知多少无谓、无聊的会，少看了多少平庸的展览，少见了多少俗人！这是我的福气。
如果说损失的话，就是与前辈老先生的交往，无形中减少了，如果一直编报刊的话，仅仅为了稿件也一定会不断与老先生接触的。
《大师谈艺录》两巨册，图书市场中的宣传海报力推的重点是“抢救工程”，在那样短的时间内采访并整理出二十几位大师的长篇访谈，这也是个例外。尽管后来不少人也都出版了同样形式的访谈录，有的还是个人长篇口述历史，然而，对访谈的学术质量与史料价值高低，读书界评论界自有公论。如果未被突然打断的话，仅仅我当时做的访谈录一项“抢救工程”，将有多大的规模，恐怕不难推算出来，而这批大师由于年事过高，有的甚至相继去世，因此，虽然“抢救工程”只是我个人发起并实施的行动，然而意义却绝不仅仅是一位学者著书立说。千秋功罪，文化学术的成就或损失有时就是这样取决于偶然与个人际遇。
不再作为日常工作而与书画家往来的日子里，有些老前辈是我心里一直惦念着的，黄苗子、郁风两位老人就是典型代表。
早在1984年，黄苗子老先生曾经为启功打抱不平地写过一篇《保护稀有活人歌》：国子先生醒破晓，不为惜花春起早。只因剥啄扣门声，“免战”牌悬当不了。入门下马气如虹，嘘寒问暖兼鞠躬。纷纷挨个程门立，列队已过三刻钟。先生谦言此地非菜市，不卖黄瓜西红柿。诸公误入“白虎堂”，不如趁早奔菜场。众客纷纷前致辞，愿求墨宝书唐诗。立等可取固所愿，待一二日不为迟。或云夫子文章伯，敞刊渴望刊鸿词。或云小号新门面，招牌挥写非公谁？或云研究生考卷待审批，三四十卷先生优为之。或云书画诗词设讲座，启迪后进唯公宜。或云学术会议意义重，请君讨论《红楼梦》。或云区区集邮最热衷，敢乞大名签署首日封。纷呶末已扣门急，社长驾到兼编辑，一言清样需审阅，逾期罚款载合约；一言本社庆祝卅周年，再拜叩首求楹联。一一蜂衙鹊市仍未已，先生小命其休矣。早堂钟响惕然惊，未盥未溲未漱齿。渔阳三挝门又开，鉴定书画公车来。国宝月旦岂儿戏，剑及履及溜之哉！并说：“现在，对老年知识分子最大的爱护，就是不要把他们的时间支离破碎地耗费掉，尽可能让他们完成他们心中所要做的事情。”可以说，时过二十年，这首诗与这番话正可以挪来保护黄苗子老先生，因为这些年他肯定也身受同样的折磨，尽管比较而言可能要好得多。
黄苗子在香港出版的《无梦庵流水帐》的结尾有一篇《遗嘱》、一篇《后遗嘱》，足以说明他对于生死是参悟得极透的。前不久郁风女士去世，我知道黄苗子老先生是达观智者，不会希望有太多的外人打扰，因此，我只是默默哀悼，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
对我而言，黄苗子、郁风等前辈，早已是历史人物。就像其他的历史人物一样，我们应当做的就是热爱、景仰、学习、研究、继承、发扬——远远地、默默地。
2007年10月20日周六晚一挥而就
《艺林一枝古美术文编》简端批语札记
黄苗子先生的美术史论著作，于现当代美术有《画坛师友录》，余已经在杂志发表长文评之；于古美术则有《艺林一枝》，余亦曾研读再三，信手在空白处写下了批语与札记、感想，现汇总起来，居然篇幅长到任何报刊都难以一期发表的程度。拉拉杂杂，既不是书评的格式，也不是读后感或评介，而是夹杂了这几种内容，甚至还有我即兴的发挥甚至离题探讨的大杂烩。
黄苗子以书法名世，而此书除了一篇谈古代美术字的文章以外，基本上无书法研究文章，更无书法家研究。以黄苗子隶书取法之伊秉绶，就理当占一席之地。
由此可见前辈治学之严谨认真，不轻率。或者是苏东坡所言“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题诗”之意？黄苗子小时候在广东省香山故居，家里挂的是任伯年花鸟四条屏，彼时任伯年的画风靡南方，对日后岭南画派不无影响。邓尔疋教黄苗子用分类卡片抄书，此为中国传统治学的家数，李贺即以锦囊盛纸片随时记录诗句联缀成篇。名师授人以渔，最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习方法，具体的知识是次要的。
若是自己都不会打鱼，当然也就只会误人子弟了。
我在办杂志时，印制了二三十款卡片，亦曾赠予包括黄老在内的前辈。以卡片作为礼物赠人，恐怕只有不才一例吧？顾恺之以大官僚、大将军而成为名画家，使世人对画家刮目相看，不敢再轻视，这是中国绘画的文人画主流传统的关键，而后又在宋代经苏黄，至元代赵子昂，至明代董其昌，奠定了文人画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书画的价值核心就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与气质。
某一专业或行业的公众形象与声望，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从事。中国报纸新闻业自古就比较低下，直到清末进士黄远生不肯当官改业新闻，才使社会敬重记者这个职业。黄远生者，文人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也。
《读云林传札记》是一篇见功力的文章，不过由于写作年代的社会背景，有些观点或有未周之处。如认为倪云林有“未能免俗之一面”，鄙意学者论者对古人进行评价，重要的是看其有无不俗的言行，而没有必要计较其有未能免俗的言行。郁达夫曾论在文章中评价鲁迅（鲁迅在文章里也有同样比喻），大意是若以性交而论，鲁迅恐怕也有不雅之处。如果对不俗之士求全责备，则古今中外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不曾有过“未能免俗之一面”的人！俗雅之分，关键在于气节、境界与思想、品格。以此标准来衡量，倪云林之“清高绝俗”，远不是“人云亦云”。在书画界，凡是先富贵而后以书画著称的，大都不俗；反之，先以书画著称而后富起来的，很难不俗。
元代“禁言论、集会、结社。”可见那时定无报刊，否则必将禁之。
倪云林纳粟补官，与结交权贵，是社会风气与利害使然，与雅俗无涉。黄老先生对云林高士于此未能免俗似乎颇有微辞，或有责备贤者之嫌。乱世之际，苟且偷生、为非作歹、曲学阿世、欺师灭祖、恶奴欺主、见义不为，任人宰割，无所不用其极者比比皆是，可谓俗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又何论古人之未能免俗？当今之士，尚有不俗之士乎？！所以，云林画不作人物，后世董其昌继承了这一传统，询之则日：“世上安得有人也？”倪云林的画风，促进了中国画由视觉艺术提升为诗、书、画综合艺术。题诗、题跋，显现了文人的素养与水平，使绘画与文学结亲。他的书法，对现当代不少画家都有影响。陈少梅的题画就是明显的倪体小楷，今人山水画家林海钟亦然。
倪云林说自己的作品“庸人多不取，大雅自不弃”，高格调艺术必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