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说：“这也太过份了，我将替你向君主去说。”说完派人把她送了回去。
李耳听完这位女子的话，对她肃然起敬，觉得这位女子的话很有见地。她不只是为她父亲开脱罪行，而是从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不愧为有着文化教养的齐国人。
第二天早朝，晏子带着李耳一同去拜见齐景公，这是礼节性的拜访。
刚拜访完毕，晏子就向齐景公禀告道：“我听说，耗尽人民的财力来满足自己的嗜好私欲，这就叫暴虐。崇好自己喜爱的玩物，让它们的威严和君主相似，这叫做乖戾。处罚杀死没有罪的人，这叫做残忍。这三种行为，是统治国家的大祸害。现在您耗尽人民的财力，把饮食用具办得很丰盛，把宫廷修建得很漂亮，这是最大的暴虐。崇尚自己喜好的玩物，对所喜爱的槐树悬挂上命令，驾车经过的要快赶，步行经过的要快走，它的威严和君主相似，这是明显的乖戾行为。碰到槐树的要受刑，伤害槐树的要处死，处罚不该处罚的人，杀死不该杀死的人，这是最残忍的残害百姓的行为。您享有国家，好的德行没有在人民面前显示出来，而三种邪僻的行为在国内却很显著，我担心这样是不可以治理国家、爱民如子的。”
齐景公是个知错就改的人，马上说道：“假如没有国相您教诲我，我几乎要犯了大错，从而连累到国家。现在您能教诲我，这是国家的福气，我已知错，马上就改！”
于是齐景公下令停止看守槐树的差役，拔掉木桩，扔掉牌子，废除伤害槐树治罪的命令，释放因碰到槐树而被拘捕的囚犯。
这件事情刚处理完，又见一个侍卫慌慌张张跑来向齐景公报告，齐景公最爱的那匹马被养死了。
齐景公一听大怒，立即命令把养马人抓来，要当场肢解他。
养马人被押了上来，吓得浑身发抖地跪在那里。
齐景公的侍卫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朝养马人走去，要肢解他。
晏子上前挡住拿刀的侍卫，把刀接了过来，然后挽起袖子，朝齐景公问道：“主公，古时候尧、舜肢解人，先从身体的哪一部分开始？”
齐景公猛然醒悟到尧、舜从不肢解人，吃惊道：“肢解人是从我开始，那我是不敢开这个先例的。”
于是就不再肢解了，齐景公便说：“把他交给狱吏治罪。”
晏子道：“这样吧，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被处死的。我替您诉说他的罪状，让他知道自己的罪过，然后再把他交给狱吏治罪。”
齐景公道：“可以。”
晏子对养马人道：“你的罪状有三条：君主让你养马，你却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应该处死你的罪状；你养的马又是君主最喜爱的马，这是第二条应该处死你的罪状；让君主因为一匹马的缘故而杀人，百姓听说了，一定会怨恨我们的君主；诸侯们听说了，一定会轻视我们的国家。你养死了君主的马，却让君主在百姓那里积下怨恨，让军队比邻国更软弱，这是第三条应该处死你的罪状。现在把你交给狱吏处置。”
齐景公叹息道：“相国您放了他，放了他，不要因此伤害了我的仁慈。”
若不是亲眼所见，对以前的晏子善谏如流的故事还以为是别人杜撰的，而这次李耳则是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他从内心佩服晏子为国为民的良好素质和善谏善辩的才能。在以后跟随的日子里，自然又见到许多，也学到了许多。
晏子也把李耳当作知已，愿意与他谈论自己经历过的许多事，长交相知嘛！
有一天，晏子把自己亲手写的《晏子春秋》抱了出来，交给李耳道：“这是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整理出来的一部书简，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今天是第一个让您看，请您看后多提些修改意见，以便留给后世。”说罢，他到朝中办事去了。
李耳在屋里抱着《晏子春秋》，整整研读了几天几夜，深深为晏子的才学所感动。《晏子春秋》是很长的，它分内篇谏上第一、内篇谏下第二、内篇问上第三、内篇问下第四、内篇杂上第五、内篇杂下第六、外篇第七、外篇第八。
《晏子春秋》很有见地。在自然观上，要顺从自然。如对盛衰生死，晏子认为：“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就是说，有盛有衰，有生有死，是自然界的规律；世间一切事物也都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君臣关系上，晏子提到“和”与“同”的问题。他把不问是非，一味顺从君主称为“同，而“和”则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能够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和相辅相反的关系，从而处理好彼此的关系。李耳看到这里，觉得晏子论述君臣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于是便打消了原来他要写《臣辅君之道》的打算。
晏子在此书中，多次提到民，并深刻认识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他对齐景公“与民为仇”，“不顾民而忘国”的行为多次提出批评，并警告说：“今君不革，将危社稷”，并尖锐指出：“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正是从维护国家的长治，人民的久安出发。书中大量的篇幅提到君与民的关系，“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义，谋之法也；民，事之本也。”可以说，重视人民的作用，制订法令以民为本，是此书的一大特色。
以“重民”“民本”思想为核心，晏子又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主张薄赋敛，罢徭役；主张减轻刑罚，反对杀戮无辜；主张举贤任能，反对信用谗佞；主张廉洁节俭，并身体力行；主张以礼治国，以礼治民，如此等等。
无疑这本书，对李耳后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李耳在齐国住了一段时间后，确实从晏子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天气渐渐的冷了，他也需要回到苦县曲仁里与家人团聚，就向晏子告辞回家。
晏子为他饯行，并亲自下厨房为他做莱，李耳只好替他做帮手。
李耳看着晏子熟练地调和着各种菜，不免想起晏子所说的“调和”作用，就问他调和好各种菜有什么绝招吗？
晏子说话由于习惯成自然，总是和政务联在一起，便说：“绝招就是要掌握好适度，用水火醋酱盐油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加以调和，使味道适中。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太过就减少调料。君子食用羹汤，内心平静。国君和臣下之问也是这样。国君所认为可以的而其中有不可以的，臣下指出其中不可以的而使可以的更加完备。国君所认为不可以的而其中有可以的，臣下指出其中可以的而去掉不可以的。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仪，民众没有争夺之心。所以《诗经》上说：‘有着美味调和的羹汤，五味具备浓度适中。神灵来享无所指责，上下不争心气平和。’先王调匀五味，谐和五声，是用来平静他的心，完成政事的。声音也像味道一样，是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互相组成的。是由清浊、大小、短长、缓急、哀乐、软硬、快慢、高低、出入、疏密，互相调节的。君子听后，内心平静。内心平静德行就调和。所以《诗经》上说：‘德音没有瑕疵。’你以为如何，是不是这样？”
李耳尝着晏子做的饭菜，味道确实不错，嘴里吃着菜，含混不清地说：“是这样的，关键是要掌握适度。”
“应该说清楚些，”晏子强调着说，“比如用清水调剂清水，那有什么味道？谁能食用它？或者用琴瑟老弹一个调子，谁能够听它？相同不可以的道理也是这样。”
李耳脑子里一边听着晏子的话，一边却顺着这话展开逆向思维。晏子不是说对事物要强调“调和”吗？而李耳想到的却是既然要“调和”，那就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对立事物，没有对立事物就谈不到“调和”。“调和”只是起一个“中介”作用，而更重要的是对立事物的本身。“有无相生，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章）
不知怎的，李耳的思路又跳跃到《晏子春秋》上。这部书看后很值得他借鉴，但他此时却想到，如果齐景公采取“处无为之事，行不教之言。”那就不会引发那些众多的出格行为和君臣争议，甚至他觉得《晏子春秋》中有些是故弄玄虚，哗众取宠……
思路是不能再往下逆向了，李耳赶快把逆向思维收了回来。他本来要把这种想法说出来，但看到晏子的侍从进来有事，就把话收住了。
李耳离开齐国回到家中，与老母、妻儿团聚了。一方面他从事家务劳动，但更多的时间则是收弟子，进行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