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说：“老师提及的这个更重要了。世人重视外来的宠辱，没有本心的修养，所以得宠受辱，都免不了因而身惊，又因不能把生死置之度外，畏惧大的祸患也因而身惊。为什么得宠和受辱都要身惊呢？因为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是宠上辱下，宠尊辱卑。得到光荣就觉得尊显，受到耻辱就觉得丢人，因此得之也惊，失之也惊。为什么畏惧大的祸患也身惊？因为我们常常想到自己。假使我们忘掉了自己，那还有什么祸患呢？所以说，能够以贵身的态度去为天下，才可把天下托付与他；以爱身的态度去为天下，才可以把天下交给他。”
尹喜说：“老师说的‘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使我想起了‘至人无我’的传说。舜经过修炼后，有一天很有把握地问丞：‘道可以占有吗？’丞瞄了舜一眼说：‘你自己的身体都不是你自己的，怎能占有道？’舜拍了拍自己的身体说；‘我的身体不是我的，是谁的？’丞望了望天空回答说：‘是天地借给你的。不但如此，你的生命也不是你的，是天地借给你的冲和之气；本性也不是你的，是天地借给你的自然法则；子孙也不是你的，是天地借给你的蜕变，就像蛇或蝉的蜕变。所以动则不知去向，止则不知何为，食也不知其味。这一切的一切，乃是天地运行的阴阳所成，你怎么占有它啊？至此，人应该在道中忘掉自己，就像鱼在水中忘记自己一样，才能自由自在地游行。”
文子说：“古人所谓的得志，并不是指高官厚禄的意思，乃是指没有比现在再欢乐的愉快而言。如今所谓的得志，却是高官厚禄了。官爵对于人来说，并不是天生就有，而是外物暂时的寄放。凡是暂寄的东西，来了不能拒绝，去了也不能阻止。所以有道的人不因为官爵显贵，就放纵自己的心志；不因为自己的地位贫困，就抑低自己的身份，以讨世人的欢心。而应把高官和穷困视为一样，这样他才能身居显贵而无所忧虑，身处困境也无所愁烦。所以说，因外物而丧失自己，因世俗而丧失天性的人，便是不分轻重、本末倒置的人。”
李耳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我，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吉哉？诚全而归之。”
文子说：“争之无益，何况有些东西是争不来的。还是老师说的好，委曲反而可以保全，弯曲反而能够伸直，低下反而可以充盈得益，破旧反而可以生新，少取反而可以多得，若是贪多反而弄得迷惑。理解了道之‘有’‘无’的人，不自我表扬，反而能够显明；不自以为是，反而能够彰显；不自己夸耀，反而能够见功；不自我矜持，反而能够长久。这都是不与人争反而能显现自己的结果。正因为不与人争，所以全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这样反而成就了他的伟大。古人所说的‘曲则全’等语，难道还会虚假？这是用血泪总结出来的，能够做到这些，道亦会归向他了。”
尹喜说：“更多的人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无用’之用往往有更大的用处。过于锋芒毕露，往往会伤了自己。山木做成斧柄反倒转过来砍伐自己。油膏引了火，反将自己烧干。漆树的汁液可以用，因此被人割取。世人只晓得有用的用处，却不知道无用的用处。其实，无用的用处，有时显得更加珍贵。”
文子说：“是啊，无用的用处，有时显得更加珍贵。有这样一则童话。一个木匠的弟子跟着师傅路过一个地方，看见一棵树大极了。树荫下可以卧牛千只，树干的圆径有百围，干身像山那样高。看的人多极了，而他的师傅却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走了过去。弟子追上问：‘师傅，我跟您学木匠活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树，您怎么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走过去了呢？’师傅说：‘算了吧，别提了。它只是棵没有用的散木而已。拿来做船，它会下沉；用来做棺材，腐烂的快；用来做器具，又不结实；用来做门窗，会流汁液；用了做屋柱，又会生蛀虫，简直是毫无用处可言。就因为它没有用处，所以才这么长寿。’弟子回家后，夜里梦到这棵树对他说：‘你打算把我比做什么？有用的大树吗？你且看那桃、李、杏、桔瓜果之类的树，果实一成熟，不是被敲就是被打，弄得大枝断，小枝扭，以至半途枯萎，这就是为何它们不能长寿的原因。说来说去，还是它们自己招来的祸患。我正因为无用，才能保存下来，活得这么长。你是人，是最有智慧的，难道不能从无用之中悟出点真谛吗？’木匠弟子醒来后大彻大悟，又跑到那棵树下，连磕了三个响头说：‘谢谢你的梦中警语，使我明白了无用之用的用处。”’
李耳觉得“有”“无”的互用以及体悟更高层次上的修养都谈得差不多了，应该换到下一个议题“无为而无不为”。他想到这里，手在空中一举，做了个暂停的动作。
他这一举，文子看出来了：“老师，‘无为而无不为’应该放开来谈谈，不然人家会把您当成阴谋家。从字面上理解好像是说什么都不做，暗地里什么都来，表面上是人，背地里是鬼。”说到这里“哈哈”笑了起来，“我看不是这样，老师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话我都看了，一句含阴谋的话都没有。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误解呢？我看产生这种误解，主要是没有真正理解老师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这首先是有历史背景的。”
李耳苦笑着说：“我倒没有想到会有阴谋家的反映。我提出‘无为’，首先是针对当权者的‘有为’而发的。‘有为’之政的祸害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五十七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七十五章）。禁忌太多了，弄得人民手足无措；法令森严，把人民捆得动弹不得。严刑的暴虐，加上重税的搜刮，弄得民不聊生。”
尹喜说：“老师提出的‘无为’，是针对当权的‘有为’背景提出的。‘无为，论的产生，是与君主世袭制和世卿世禄制的弊病暴露与展开紧密相关的。夏商实行家天下，王位的继承，或兄终弟即，或父死子继。到了西周，完善了分封制、嫡长子世袭制。至此，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天下国家体制，已趋于完备。这种世袭制下侯王公卿的无能与昏庸，使亡国相继，杀君不断。这些侯王公卿，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养尊处优，不仅很难贤明，而且大多知识浅薄，体质甚弱，低能低智，怎能治理好国家呢？可他们看不到自身的弱点，还想用他们有为的歪点子别出心裁地治理国家，只能是越有为，越乱。”
文子说： “这些君主可以说是‘五毒’俱全，惰、奢、骄、昏、淫，乃转向暴。即便有某种礼制成规企图制约君主，但往往又被盈廷之唯诺与谀谄所抵消。因而大多沉溺于放恣与骄淫失道之中，不仅道德、知识、能力低下，而且连体质寿命也是弱者多，夭折者众，让他们安国治民，岂不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