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宣告结束，各项工作也有所前进，但“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严重的障碍，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0年12月召开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12年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这确实来之不易。这12年间，我国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9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一）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两年的中国经济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长达10年的动乱，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政治上安定团结，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解决人民生活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党和政府着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是，当时担负党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推行“左”的错误，引起了党内外群众思想的混乱，经济工作出现了新的失误，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动乱10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我国经济建设几起几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收支出现赤字，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不少地方工厂停工，运输堵塞，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长期来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反而下降，特别是广大农村仍处于贫困落后状态，相当多数的农民长期得不到温饱。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粮食由调出变为调进；浙江作为全国第一个粮食上纲要的省，由鱼米之乡变为吃大量的返销粮，特别是温州地区成为全国有名的“老大难”。总之，困难成堆，问题成山，积重难返。党和国家面临着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艰难局面。
党中央和国务院为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求尽快地把农业搞上去。党中央和国务院在1976年12月曾经强调要把农业搞上去。要求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动群众，下大决心，花大力气，首先把农业搞好，也要把轻工业搞好，把市场安排好；同时抓好交通运输，抓好燃料动力、石油化工、钢铁和其他原材料等重工业生产，把工业生产全面搞活；还要大搞增产节约，开展技术革新，挖掘潜力，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积累，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按照中央上述指示，各地认真抓紧恢复工作。为此，首先调整农村的经济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1978年2月，四川省委制定《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这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恢复和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坚持按劳分配，保证社员分配兑现；开展多种经营；慎重地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这些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有效地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此，《人民日报》于1978年先后报导并推广了上述经验，对于各地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起了促进作用。其次，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和处理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问题，有利于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1978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湘乡县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的报告。中央指出：湘乡县委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在全国相当多的地方普遍存在着的严重问题，各地都要根据当地的情况，认真加以解决。中央为此作出了6项具体规定，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责成各级党委认真落实。同年7月，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关于甸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反映，多年来，甸邑县少数干部作风粗暴，动辄打骂和整治群众，而且巧立名目，乱扣乱罚社员的粮款。他们这种恶劣作风，严重地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对此，陕西省委采取措施，作出严肃处理。中央指出，农村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不只甸邑县有，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各地都要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切实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第二，迅速恢复交通运输。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狠抓交通运输的恢复，首先从抓铁路运输装车量开始。本来，1975年初对铁路整顿后，当年5月份运输装车量达到55000车。但是，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到1976的降低到40000多车，甚至30000多车。1977年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揭批“四人帮”破坏铁路工作的罪行，重申1975年整顿铁路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九号文件）的正确性。提出了当前铁路运输的任务，决定要千方百计地把铁路运输搞上去，当好国民经济的先行。要求1977年5、6月平均日装车达到55000车的历史最好水平；上半年客车正点率达到95%以上，货车正点率达到85%以上，都恢复到历史上最好水平。会议还研究了铁路管理体制问题，重申1975年九号文件规定，铁路运输仍由铁路部集中统一指挥，迅速解决铁路运输严重堵塞问题。同时，思想政治区作实行铁道部党委和省、市、自治工党委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这次会议后，经过整顿，在广大铁道职工干部努力下，铁路管理混乱状况逐步有所改善。到4月份，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提前达到55000车，平均日卸车的煤炭运量也都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1977年4月上旬，全国交通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彻底解决港口、车站压车、压船、压货的现象等问题。会议后经过广大职工的努力，水运货运量4月份超过计划的10.3%，港口吞吐量超过计划17.5%，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第三，努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好转，为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国务院为推动整个工业生产的好转，首先抓住了冶金工业，于1977年4月召开全国冶金工业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破坏冶金工业生产建设的罪行，着重讨论了整顿企业的问题。会议要求，各个冶金企业都要迅速地把生产指挥系统建立健全起来，都要把岗位责任制等各项制度建立健全起来，都要在年内使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这次会议以后，做了大量的整顿工作，鞍钢、武钢、本钢、马钢、重钢、攀钢等重点钢铁企业的“老大难”面貌有所改变。全国钢铁生产逐步回升，到10月份钢铁产量超过历史上最高月产水平。与此同时，原油、原煤、发电、水泥、拖拉机等80种主要的工业产品中，到1977年5、6月间，有42种产量都超过历史上最高月产水平。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生产普遍增长，其中遭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河南、贵州、云南、浙江等地，增产幅度更大，这说明，国民经济恢复的进展是喜人的。
为了进一步把工业搞上去，1978年4月，中共中央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业交通企业试行。《工业三十条》，是当时指导工交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明确规定了整顿企业的要求和具体标准；明确规定了企业的任务、基本制度和工作方法；提出了搞好工业管理，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提出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部门为主进行管理.其余大中型企业则由地方管理，或双重管理、或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管理。根据这个精神，各地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陆续把在“文革”期间下放了的企业管理权上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一批“老大难”的、关系全局的重点企业，如鞍钢、包钢、郑州铁路局、上海港等，比较快地改变了落后面貌。
第四，疏通流通渠道，做好财贸工作。“四人帮”对我国财贸工作的干扰破坏，造成财政连年赤字，物资大量积压，资金严重浪费，对外贸易发展缓慢，国内市场供应紧张，流通渠道混乱，极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央在着手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正常化的同时，高度重视做好财贸工作。1978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贸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了财贸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财贸工作要大力支援工农业生产，全心全意为人民生活服务；财贸工作要善于充分地和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大大提高管理水平；提出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反对闭关锁国等等。
第五，抓紧科学和教育工作。针对遭受十年浩劫严重破坏的科教工作，邓小平在1977年5月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随后，同年8月，邓小平又指出：“我们的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他率先对“四人帮”强加给教育战线的所谓“两个估计”错误结论进行批判，拨乱反正首先从教育战线开展起来。197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首先重申“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接着，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然后，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个前提。他指出，我们既然承认了这两个前提，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全国科学大会特别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对恢复和发展科学教育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这两年间，使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迅速扭转。工农业生产回升，财政收入增加，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逐步回到正确轨道上。
国民收入逐年增长。1976年国民收入只有2427亿元，1977年上升为2644亿元，1978年达到301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也在上升，1977年比上年增长10.7%，1978年比上年增长12.3%。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有所上升：钢产量1977年为2374万吨，比上年增长16%，1978年为3178万吨，比上年增长33，9%；原煤产量1977年为5.5亿吨，比上年增长13.9%，1978年为6.18亿吨，比上年增长12.4%；粮、棉产量1977年比上年减产，但到1978年粮食产量为6095亿斤，超过了历史上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长7.8%，棉花产量为4334万担，比上年增长5.8%。
交通运输日趋正常，运输量迅速增长。1977年货运量为2.1317亿吨，比上年增长10.8%，1978年又增长为2.46319亿吨，比上年增长11.3%。
国内外贸易都有较大的发展。1977年比1976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6%。进出口总额增长53.6%。
财政收支状况逐步好转。总收入1977年比上年增长12.6%，1978年比上年增长28.2%。这两年均为收大于支，1977年结余31亿元，1978年结余10亿余元。1977年10月，全国有60%职工增加工资，使相当大的数量的工作多年、工资偏低而表现较好的职工增加了收入，这一次增加工资的总额和增加工资的总人数，是建国28年来最多的一次。
1977和1978年，我国经济取得了相当的恢复和进展。但是，由于当时在指导思想上尚未摆脱“左”的束缚；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和比例失调的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不仅妨碍了对国民经济实际情况的分析研究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而且热衷于继续搞“大跃进”和执行“左”的方针政策，因此，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新的失误，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