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南海寄归传》的著者义净三藏
唐代以前，中印之间的交通大多取道陆路，选择海路者较少。到了唐代，由于海路较陆路安全，因此西行求法高僧多改由海路前往。唐代国人前往南海的，也多半是僧侣。在唐代各种叙述南海史地的记传著作中，记载最详尽的，首推义净三藏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书，书中共记载了六十多位西行求法者的事迹，其中取道南海前往印度的，多达三十余人。这些记录不但有助于南海文化的研究，而且对后世海外华侨事业的开展，更具有很大的鼓励和启发。
义净，俗姓张，齐州（山东济南）人，年少出家，欣慕法显、玄奘西游的壮举。在他三十七岁那年，就是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时，在广州搭乘波斯船泛海南行，到了室利佛逝，又通过马六甲海峡，行经马来半岛西岸的羯荼国（今吉打州）、裸人国，再经孟加拉湾各海岸，抵达印度，由东印度的南岸登陆。前后参访了菩提伽耶、那烂陀等圣迹，途中与越南沙门大乘灯相识，留住一年，学梵语，习声明。后来跟随大乘灯一起往西行，同行的还有商人数百名。抵达中印度后，他一一巡礼灵鹫峰、鸡足山、鹿野苑、祇园精舍等佛教圣迹，再回到那烂陀寺，勤学十年，又前往室利佛逝游学七年，证圣元年（695年）返国。义净的西行求法，总计二十五年，游历三十余国，携回的梵本经论约有四百部，舍利三百粒。抵达洛阳时，武则天女皇亲自到上东门外迎接，敕住于佛授记寺。
回国之后，义净最初与于阗三藏实叉难陀合译《华严经》，后来又译出戒律、唯识、密教等典籍。从圣历二年到景云二年（699—711年），历时十二年，共译出五十六部，总计二百三十卷经典，其中以律部典籍居多，现在所传的《有部毗奈耶》等戒律典籍，大多出自其手。此外，义净还将印度拼音法首度传到中国，编有《梵语千字文》一书，是中国第一部梵文字典。
01.石勒、石虎与佛图澄
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之后，经三国到东晋，逐渐受到普遍的欢迎与接纳，并获得长足发展。佛教能在我国扎根稳立，枝叶繁茂，因素极多，除了高僧的弘传、译经的展开、大藏经的刊行、宗派的开立、教义信仰的普及化，乃至僧团制度的不断革新等诸多原因外，历代多位帝王对佛法的鼎力护持，也是一大助缘。
“五胡乱华”时期，北方胡族入主中原，胡族君王大多想借宗教来辅助政治，冀佛教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说法能深植人心，带来太平的日子。胡族君主大半生性残暴好杀，亲见骨肉残杀的悲剧，往往恐惧而生忏悔之心，于是向讲求因果报应、布施得福的僧侣寻求皈依，以求趋吉避凶之道，崇信佛法的风气因而随之大盛。
五胡十六国时期，佛教昌盛于中国北方，当时以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三位高僧的弘法布教贡献最大。他们受到胡人君王的护持与崇奉，使佛教得以普及发展。
佛图澄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令佛教获得国家君王支持的高僧，他使佛教急速地在社会大众之间流传。
佛图澄是西域高僧，善持神咒，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得到后赵石勒、石虎的崇信，被尊称为“大和尚”。除了传戒、说法之外，他还示现神通，参与军政，预言吉凶，以“佛法不杀”的慈悲教义，感化了石勒、石虎。据说，佛图澄因为救活石虎已暴毙二日的爱子石斌，被石勒、石虎视为神人，从此把宫中幼童送到佛寺学佛。每年四月八日的佛诞节，石勒等人还亲临寺院参加浴佛，为诸子发愿祈福。石虎更正式核准全民得信奉佛教，并明令汉人可以出家为僧。
02.苻坚与道安大师
佛图澄的诸大高足中，以道安大师最为杰出，一生率徒奔波传教。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前秦苻坚攻陷襄阳后，把道安大师与当代的名士习凿齿一同掳到长安。在这之前，苻坚久仰道安大师之名，常说：“襄阳的道安是天下神器，朕将得而辅之。”
及道安抵达长安时，苻坚对仆射权翼说：“朕以十万大军攻下了襄阳，却只得到一个半人而已。”一人是指道安大师，半人则指习凿齿，一时传为佳话。
一日，苻坚出游东苑，敕命道安大师同车而行。权翼马上向苻坚劝谏说：“天子的车乘，侍中可乘，道安只是个剃发毁形的出家人，不应与大王同乘车马。”苻坚怒斥道：“安公道高德重，朕虽贵为天下之尊，也不足以跟他相比。所以，安公并无与我同乘车马的光荣，倒是朕沾光了。”说完就命令权翼扶持道安登上马车。
道安大师受到苻坚的护持，使长安成为北方佛教的译经中心。他的门下弟子甚多，他们各自承受道安的风范，分散于各地努力从事于教化的活动，对佛教的传播贡献极大。此外，道安大师还致力于经典的翻译、注疏及僧团仪式的制定等，对中国佛教影响发展极为深远。
03.姚兴与鸠摩罗什
罗什大师是龟兹人，精通大小乘教义，当道安大师在长安时，久仰罗什大师之名，多次劝请苻坚召迎他来中国。苻坚在派遣大将吕光率兵西征时，曾交代说：“朕听说西域有一位鸠摩罗什，深解法相，是一代大师，但愿朕能获得这位贤哲来辅弼国政。”
后来吕光打败龟兹，虏获罗什大师，于归国途中，听说苻坚已兵败被杀，就在凉州自立为王。罗什大师因而在凉州滞留十七年。
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姚苌即位，建立后秦。他早就听说罗什大师的名声，曾虚心召请，唯后凉吕光父子认为罗什大师足智多谋，如为姚苌所用，恐怕对自己不利，因此拒绝放行。姚苌的儿子姚兴即位后，又再度遣使邀请，仍然未获放行。直到弘始三年（401年），姚兴大败后凉，罗什大师才被迎请到长安。
姚兴待罗什以国师之礼，并大力提倡佛教。他与罗什大师言谈极为投机，经常日夜不停地研讨佛法。弘始四年，姚兴为罗什大师设立逍遥园，请他译经说法，并亲自参与译经行列，当时有僧略、僧迁、道树、僧叡、道垣、僧肇、昙顺等八百多人协助译经。姚兴锐志于佛道，公卿贵族莫不钦附，可说盛况一时。
姚兴除了参与译经以外，还研读佛经，精勤禅修，著有《通三世论》《后秦主姚兴与安成侯书述佛义》等。安成侯姚嵩受姚兴的影响，也笃信佛教。
姚兴还为僧团设立僧官，敕命罗什大师的弟子僧契担任僧正，僧迁担任悦众，法钦、慧斌司掌僧录，以规范僧团，是中国佛教史上僧官制度的滥觞。
04.梁武帝的菩萨道
南朝自宋明帝开始奉佛，当时的君主大都是佛门弟子，至齐、梁、陈三代更迭递嬗，佛教也逐代兴隆，尤其梁武帝信佛之深，旷世罕有，他在位期间，南朝佛教的兴隆达于极点。
在南齐末年天下大乱时，萧衍原本镇守湖北襄阳，后来入京称帝，为梁武帝。其早年博读经书，通达儒道之学，才华过人，下笔成章，出口成诗。称帝之后，每日公暇之余，开讲经史儒学，史书上记载他的生活是：“饮食只吃豆类的汤和糙米饭，身穿朴素的布衣，宫廷中也不设音乐。”可见他简约清廉的形象，确实是千古以来所少有。由于武帝笃信佛教，为政宽厚。因此，史书称赞梁武帝是南朝中唯一的贤君。
在中国佛教史上，谈到护持佛法的帝王时，虽然有所谓的“十帝”之称，但其中真正信仰佛教、通达佛教教理、断绝酒肉、重视戒律、举行法会、建造寺塔、亲疏经义、讲说佛经、实行舍身，并且以菩萨道之心实行“佛化治国”的帝王，只有梁武帝一人而已。
武帝多方礼遇僧尼，极力奖励佛教义学，创建爱敬、光宅、开善、同泰等寺，盛造佛像，热心佛教教理的研究，敕赐国内外僧侣译编佛教典籍，亲注《涅槃经》《大品经》《净名经》《三慧经》等义疏数百卷，不仅延请高僧讲学，还时常亲自升座说法，听讲者有太子及文武百官万余人。
梁武帝在位近五十年间，从齐代佛教至梁代佛教，寺院增加了八百多所，僧尼增加了五万多人，内政清明，文教繁荣，是南朝佛教最鼎盛的时期。在世界佛教史上，我国的梁武帝与印度的阿育王，一东一西，一前一后，遥相辉照，相互媲美。
05.隋文帝兴佛治国
由于北周武帝毁佛，百万僧尼被迫还俗，无数的经像寺院遭受毁损，继北魏太武帝的法难之后，佛教再次遭受到空前的浩劫，直到隋文帝与炀帝的积极奉佛，佛教才获得中兴与发展。完成统一天下霸业的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年中，不遗余力地从事护法工作，使得佛教在遭受严重破坏之后，得以迅速兴隆。
开皇元年，沙门昙延入宫谒见文帝，劝谏文帝复兴佛教。文帝于是下诏修复北周毁废的寺院，允许人民自由出家，重整僧团。
仁寿元年，文帝诞辰日，为感怀母恩，诏令全国三十所寺院建塔供养舍利，派遣三十位深解佛法的沙门分送舍利到三十州。所有营建舍利塔的费用，任由百姓布施，但限制每人布施的金额不得超过十文，用以提升普遍供养的风气，让全国士庶同修福德，下令地方官员停止办公七日。这种积极护法的行为，乃古今帝王所罕见。其后，文帝在仁寿二年及四年的佛诞日，先后敕令全国五十三州及三十州建塔，并请大德奉送舍利供养。
开皇三年，文帝下诏规定每年一月、五月、九月的八日到十五日，为京城及诸州官立寺院的行道日，一律严禁杀生。开皇五年，文帝从法经律师受菩萨戒，并延请高僧大德到宫中讲经说法。
开皇初年，文帝在长安东南方兴建大兴善寺，堂塔雄壮，寺领宏大，是隋唐以来长安附近最大的佛寺，也是隋代唯一的国策寺院，当时负责教团统制寺务的昭玄寺僧官，多数由大兴善寺的住僧担任。据史料记载，隋文帝时，奉诏入住大兴善寺的高僧多达五十几位。
由于长安是隋代佛教的中心，因而天下名僧齐聚此地，打破了昔日南北朝时期佛教分裂的局面，逐渐归于统一。文帝又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佛教的组织系统，先后在开皇十二年及十七年，敕令遴选行解专精的高僧，分别司掌教化，设立“二十五众”及“五众”。
众的设立，可说是隋代佛教特创的教化机构，是文帝以佛教作为国策的重要一环。所谓众，又称众主，是指学有专精，每日入殿内读诵或讲说法要的高僧。二十五众，就是由二十五位通达佛教义理的高僧组成，专门弘扬佛法的组织。五众，则指五位熟谙诸经论的代表，包括涅槃众，法总为涅槃众主；地论众，专研《华严经》，慧迁任地论众主；大论众，专研《大智度论》，法彦为大论众主；讲律众，洪遵为讲律众主；禅门众，法应为禅门众主。从这两种组织的成立，可以看出文帝对弘法事业的积极与热忱。
06.隋炀帝设道场迎高僧
隋炀帝杨广是文帝的次子，他在位十二年，在佛教信仰方面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即位之前，杨广从天台大师智受菩萨戒，得“总持菩萨”的法号，大师也受杨广敕封“智者”的尊号。开皇十五年，大师五十八岁，获准返回天台山，六十岁圆寂，大师的弟子为杨广行灌顶礼，并呈上大师的遗书与遗作。杨广撰《答遗书文》一篇敬覆，并在天台山设千僧斋供养。
杨广曾在扬州创建四个道场，即慧日、法云二佛寺与二道观，其中慧日道场聚集了江南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又迎请三论宗嘉祥寺吉藏大师入寺。开皇二十年，杨广被封为皇太子，在长安兴建日严寺，广集全国硕学高僧，并将江南搜集的经藏与江南大德僧众移住于此。
炀帝即位后，大业初年更在全国广建寺宇，为文帝造西禅寺，又造降圣寺、弘善寺。大业九年，下诏将寺院改称道场。此外，曾经在洛阳设无遮大会，为文帝造金铜释迦坐像一尊，感应祥光。在扬州修治故经，书写新本，合计有两万多部，六百余藏，九十万卷；修治故像十万尊，铸刻新像三千余尊；所度僧尼，共有一万六千多人。
开皇二十年，就是日本推古天皇八年之时，日本第二次派遣使节入隋。大业三年，推古天皇的摄政圣德太子派遣大批学者、沙门来中国学习佛法。炀帝特别启用洛阳的鸿胪寺四方馆，敕任学有专精的高僧负责教育留学僧；在四方馆内经常举办讲座、法会，进行佛经的刊定或校正等工作。
文帝复兴佛教之后，北印度的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南印度的达摩笈多等高僧，先后应请入住长安大兴善寺，从事译经工作。到炀帝时，更在洛阳上林园设立翻经馆，网罗译经人才。达摩笈多应诏移住译经馆，译有《大集念佛三昧经》《摄大乘论释》等九部四十六卷。达摩笈多生性柔和，威容祥正，端居寡欲，居止三十年，学者风从。沙门彦琮也参与译经工作，他将达摩笈多游历西域诸国的见闻，写成《大隋西国传》。
07.唐太宗是护教仁君
在中国历史上，知人善任、锐意图治的唐太宗缔造了贞观之治的辉煌盛世，名声威震四海，享有“天可汗”的尊号。同时，由于他积极护持佛教，礼遇高僧，使得大唐盛世寺院林立，诸宗并弘，译经事业也空前兴盛，开始了中国佛教最灿烂的黄金时代。
太宗信仰佛教，笃信因果道理，自登基之后，为抚慰战乱的将士亡灵和无辜百姓，特请高僧入宫设斋行道，礼忏超度。同时诏令天下度僧三千人，忏悔开国当年大肆杀戮的罪业，并颁布诏令，规定长安的僧众需每月诵念十四天的《仁王经》和《大云经》，以祈求国泰民安。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下诏，在当年作战的七处战场，建立七所佛寺：豳州昭仁寺、吕州普济寺、晋州慈云寺、汾州弘济寺、邙山昭觉寺、郑州等慈寺、洺州昭福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