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艰难而有意义的西行路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我国，历经百年，到桓帝、灵帝时期才有长足的发展。然而初期传译的经典，都由西域间接传来，译经诸师既不通汉语，笔述者也未必精通教义，故难免有错误或未能尽善的缺憾。因此，历代高僧冒千险、历万难，非西行求得正法，则不能安心。
求法者艰苦备至，饱尝九死一生之苦，有些人劳顿积苦，客死荒途；有些人中途折返；有些人只到了于阗、高昌诸国；有些人久居他乡而不得归。见于记载的，则是不畏死亡，风尘仆仆在路途上的极少数人；更多人是赍志以殁，或永远地隐姓埋名了。在这些无以计数的西行求法高僧中，能够流芳千古的，以法显、玄奘和义净三位高僧最为著名。
西行求法，先后达五百年，最热烈时期，也有两世纪之久，求法高僧多达一百八十人。最早西行求法的，是我国第一位出家受具足戒的朱士行。继朱士行之后，东晋的西行求法高僧之中，致力于搜集经典者有支法领，师事印度高僧的受教者有于法兰与智严，寻访圣迹者有宝云、智猛等人。
西行高僧大多天资卓绝，学养丰硕，所以能吸收异国思想，也善能参究佛典奥义。他们不只带回大批梵典，对译经事业贡献巨大，同时传播中国文化于国外，并且把印度的天文、历法、医学、因明、工艺等传入中国。就隋唐时代而言，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极大极深。
西行者游历诸国的记录，如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所记西域及南海各国人种、宗教、文化、语言、政经、地理等资料，不只有助于当代国防军政的研究，而且也成为后世研究历史文化、地理及南海文化的重要史料。
西行求法是我国高僧大德向外寻求新思想、新知识所展现的具体行动，他们为了探求完美的佛教教义，翻山越岭，横穿亚洲大陆，周游佛教世界，留给后人为求真理冒险犯难的伟大精神，实为千古的楷模；他们所遗留的著作，更是后代珍藏的文化宝藏。
02.最初西行求法的朱士行
早在东汉末年，有支谶和竺佛朔译出《道行般若经》，朱士行在甘露五年（260年）出家之前，已在洛阳研究和讲解该经，然发现译文的文句简略，义理艰涩，前后不能贯通。所以他矢志捐身，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
朱士行在曹魏甘露五年从雍州（陕西、甘肃）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到敦煌，经西域南道，横渡流沙，直抵于阗国。于阗是天山南路南道的东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经由此地传到我国内地，此地大乘虽广为流行，但居正统的仍是小乘。
朱士行在于阗抄录《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共有九十章，总计六十万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将该经送回洛阳，于阗国的小乘信徒却横加阻挠，将《大品般若经》诬蔑为外道经典，向国王禀告说：“汉地沙门将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大王如果准许他们出国，大法势必断灭，这将是大王的罪过。”因此，国王不许弗如檀出国。这件事令朱士行愤慨不已，所以主张以烧经为证，誓言道：“若火不焚经，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说完就将《大品般若经》投入火中，火焰即刻熄灭，整部经典却丝毫未损。弟子弗如檀终于在晋太康三年（282年）将该经送回洛阳，前后达二十余年。元康元年（291年），由无罗叉、竺叔兰等人合力译成汉本，取名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以八十高龄终老于阗。
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来看，朱士行可说是开创风气的先锋。当时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乏人引导，朱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然达到了目的，这种热忱足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经典虽然只限于《大品般若经》一种，译出的也不够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翻译佛典的风气随即风行于京华一带，凡是有心讲习者都奉为圭臬。
03.敦煌菩萨竺法护
鸠摩罗什尚未来到中国以前，中国佛教初期最伟大的译经家就是竺法护。大乘佛教的中心、最重要的经典《法华经》，是竺法护以《正法华经》为题译出，流布于世。
竺法护，又称昙摩罗刹，月氏国人，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礼印度高僧为师，随师姓“竺”，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读经能日诵万言。为了立志于求学，不辞辛劳，万里寻师，不但精通六经，且涉猎百家之说。
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年），寺院、图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经》等方等部的经典还在西域，未能完全传布于中国。竺法护发愤立志弘法，随师游历西域诸国。据载，他能通达西域三十六国语言，熟谙印度、西域各国的字体、发音等，具备这样的能力，确立了他翻译经典的基础。
竺法护为求《般若经》，随师从敦煌经西域南道，先往于阗国，再到疏勒，转往西域北道，经龟兹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周之旅。大致游历了安息、月氏、大秦、剑浮、龟兹、于阗、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鲜卑等十几个地方。依传记所载，他携带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从敦煌到长安，随时随地都在从事译经工作。总计一生游化二十余年，在武帝太康五年（284年）译出《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其后，直到怀帝永嘉二年（308年），共二十几年岁月，便是他在长安积极从事翻译事业的巅峰时期。
竺法护从最初译经到晚年，在译经事业上有许多得力助手，如聂承远、聂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担任过润笔译校的工作。总计竺法护翻译的经典共有一百五十四部三百零九卷，其中，流传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经》《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经》《舍利弗悔过经》《普曜经》等。竺法护的晚年，世局动乱，以七十八岁高龄入寂，穷其一生心力从事译经大业，是一位伟大的译经家。
04.游历印度的法显大师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山西临汾）人。幼年时，三个兄弟先后夭折，父母唯恐法显也遭遇不测，在三岁时就让他剃度为沙弥，但仍住在家中，后因患病将死，才将他送往寺院。病愈之后，法显就不再返回俗家。二十岁受具足戒，慨叹律藏残缺，因而发愿前往西域、印度寻求戒律原典。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约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由长安出发，取道河西走廊，行到张掖。适逢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殷勤挽留，竭诚护持供养他，法显因而在此结夏安居。
在张掖期间，又加入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彼此结伴，向西前进至敦煌。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一出敦煌，就是一片广大无垠的沙漠，幸而当时有太守李浩供给横渡沙漠的资粮，法显等人于是与智严、宝云等分别随使先行。
沙漠之中，气候酷热，多恶风，沿途所经，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目所及，茫然一片，只凭偶尔见到的枯骨为标志。后经鄯善国（今新疆鄯善）、乌夷国（今新疆焉耆），一行人走了一个多月后，终于到达于阗国（今新疆和田）。
法显在于阗国滞留了三个月，观看了从四月一日到十四日的行像盛会。结束后，法显等人则经子合国，南行入葱岭，到达麾国过夏。其后，法显等人再翻山越岭，经过二十五天，到达与印度接境的竭叉国，与慧景等人会合，并参加国王举行的五年大施会。
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法显等人向北印度前进，越过葱岭，战战兢兢地攀过了七百多处简陋艰险的梯道，踏踩绳桥，越印度河，到达乌苌国，在此结夏安居。然后南下，历宿呵多国、犍陀卫国、竺刹尸罗国，到弗楼沙国。其间，僧景、宝云随慧达回国，慧应在此病故。法显独自前往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合，并在这里度过严寒的冬天。
法显一行越过雪山，又先后经历三十余国，印度已在望。他们抵达王舍城后，打算前往城东北的灵鹫山礼拜，却遭一僧规劝：“路况不佳，噬人黑狮经常出没，不可前往。”法显说：“我远涉数万里，经历艰险，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参拜佛陀当年说法处，纵有险难，也绝不退缩。”后来法显独自上山，并感化了黑狮。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他再回到巴连弗邑，广为搜求经律。当时的北印度诸国皆用口传，并无经本可抄，因此法显再到中印度，在城邑的摩诃僧伽蓝取得《摩诃僧只律》。此外，他又得到《萨婆多部钞律》七千偈、《杂阿毗昙心论》六千偈、《经》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经》五千偈及《摩诃僧只阿毗昙论》。
法显在印度停留期间，也用心学习梵文与梵语，抄录经律等，达成他入印度求律的目的与愿望。同行的道整，远来印度的本意虽然是求得戒律，但目睹僧团的法则及众僧的威仪严正，深受感动，因而决心留住于此。法显则坚持要把戒律流通到汉土，只好独自一人回国。法显沿着恒河东下，经瞻波国，于义熙四年到达东印度的印多摩利帝国，停留两年之后，泛海前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狮子国停留两年，得到《弥沙塞律》及《长阿含经》《杂阿含经》《杂藏》等梵本各一部。
义熙七年，法显搭乘载有二百余人的商船泛海东行归国，遇风漂泊九十日至耶婆提国（爪哇），在此住了五个月。义熙八年，法显再搭乘贸易商船，航向广州，又遇暴风，经八十余日，才到达长广郡界的崂山（山东青岛）。法显登陆后，青州太守李嶷遣使迎请法显到郡城，热忱款待，法显在此住了一冬一夏。
义熙九年，法显到京都建康，在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从事翻译，前后译出《摩诃僧只律》四十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等，共计百万余言。
法显把西行求法的经历，写成《佛国记》（又称《法显传》）一书，记载求法经验、见闻及游历各国的风土民情、佛教状况等，提供给后人西行求法的指南。这本书是我国僧侣旅游印度传记中，现存最古的典籍。书中内容保存了有关西域诸国的古代史地资料，为研究西域及南亚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至今，《佛国记》仍是世人公认的不朽之作，近代并有英、法、德等译本，备受各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重视。
05.中印佛教之光——玄奘大师
我国西行求法诸师，有的以于阗或大月氏为目的，有的甚至把大月氏当成印度。但从于阗和大月氏传来的经典皆属间接。因此，唐代西行求法诸师大多以印度为目的地，直探法源。自法显之后，三百年间赴印度求法的沙门以唐代为最多，以玄奘最著名。
玄奘，世称唐三藏，俗姓陈，河南陈留人，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圆寂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世寿六十三岁。十二岁时出家，遍读佛经，深体宗旨，抉发隐微，威振中国，驰名海外。然玄奘不以既有成就而稍感自足，于是周游国内各地，遍访高僧。玄奘发现既有经论之义或隐或显，时或不免有所出入，令人莫知所从，乃欣慕法显的壮举，慨然决志西行求法，以释众疑。他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只身自长安出发，时年二十八岁。
当时的政府明令不许人民私自出国，各主要道路关隘的稽查很严，然而玄奘意志坚决，昼伏夜行，终得偷出国门。他取道哈密、高昌、龟兹，越天山，至素叶城，出铁门，渡缚刍河，越大雪山，进入北印度。当他渡过八百里沙漠时，曾有四日四夜无一滴水入口，然玄奘矢志西行，誓愿：“宁向西天一步死，不回东土一步生。”终于冒险西行数万里到达印度。
玄奘在印度受到各国的欢迎和礼遇。当时印度东北的摩竭陀国、西南的摩腊婆国两国最重学术，而以摩竭陀国的那烂陀寺为当时最大的佛教大学，约两万人，大师荟萃。玄奘在此居住五年，从戒贤法师受学，屡次参加宗教辩论大会，与婆罗门教等论师辩论获胜，声誉日隆，升任那烂陀寺副主讲。
玄奘载满名震五印的声誉回到长安，夹道相迎的有数十万人之多。次日，长安街上陈列着玄奘带回来的佛舍利一百五十粒，金檀佛像七尊，经论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从朱雀街排到弘福寺，长达数十里，群聚无数瞻仰者，烧香散花不断。玄奘的西行求法，往返共历十七年，行程远达五万里，“所见所闻，百有三十八国，其中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大大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并为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唐太宗召见玄奘，敕住弘福寺，与弟子窥基等人专心致力于梵文经典的翻译，前后十九年间，共译出经、律、论七十五部，总计有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之多。所译经典数量的庞大，不但惊人，而且译笔信实，讲究逐字逐句符合原典的忠实原则，杜绝古代译经家信笔直译的翻译手法。因此，后世的译经家把玄奘以前所译的经典称为“旧译”，自玄奘之后所译的经典称为“新译”，同时尊他为我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经家之一。
玄奘归国后，将沿途各国的风土习俗以及政治、历史、宗教上的遗迹轶闻，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所记印度情形，在各种印度游记中，最为详备，堪称我国第一个印度通。同时，他把“天竺”的名称改译为“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