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先谈一谈我的这次漫长的旅途。
我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度，那个地方与瑞典相对，在地球的另一面，但那里的风景和地理上的孤立状态与瑞典很相像。那里是我的国家——智利，它南北走向，向南一直延伸到地球的尽南端，几乎与南极相连。这样的地形与瑞典很像，只不过方向相反，瑞典的北端也延伸到地球被冰雪掩埋的那一边——北极。
我的国家土地广袤，讲到它，有一件往事让人不堪回首。
曾经有一次，为了勘察智利与阿根廷的边界，我和一群人顺着安第斯山脉前行，原始森林像隧道一般覆盖着一大片难以穿行的土地。那是一次秘密行动，不能被外人所知，所以，我们只能凭借少得可怜的标志摸索着前进。前面没有前人走过留下的痕迹，也没有小路。我与四个同伴骑着马，穿过巨树、岩石和无法横渡的河流与经年积雪。我们攀援，侧身前进，极力保持身体的平衡。虽然对这片古老浓密的大森林了如指掌的当地人，但他们同样需要骑在马上挥舞砍刀，劈下大片树皮，作为返回时的标志。
我们在无边的孤独中踽踽前行。一路会遇见无数巨大的树，粗壮的蔓藤，几百年来层层堆积起的腐土，还有蓦然阻断在前路上的倒下的大树——我们在长久的沉默中不停地走着。面前是无限神秘的大自然。大片白雪带来彻骨的寒意，再加上感到身后日渐迫近的追逐者的威胁，这一切——孤独、危险与紧迫的使命感合为一体了。
一路上，有时会遇见一些依稀可辨的足迹，那可能是走私犯或者逃亡的罪犯留下来的。在严冬来临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劫难逃。在安第斯山中，可怕的雪崩时常会吞没行人，把他们深深地埋葬。
路旁荒野中，我看到过不少人工的遗留物——用高大的树枝堆成的坟墓，那是经过了多少个冬天、通过无数个途经此地的行人之手堆积起来的。那些树枝，是长久以来，路过的生者献给未到达目的地的雪中过客的树枝。我的同伴也用砍刀劈下一些沙沙作响的树枝。我也赠送给每座坟一些树枝做名片，我用这些名片继续装饰陌生人的墓地。
我们必须渡河了。来自安第斯山巅的大河之水以炫目的速度飞流直下，它们变成了瀑布，击碎在岩石上。同时，我们也遇见了平静如一面镜子的深潭。马群踏空了，蹄子找不着河床，只能向对岸游去。马在水中挣扎，拼命把头露出水面，此时此刻，我真的失去了依靠，任其载浮载沉，就这样终于抵达河对岸。
跟随我做向导的当地人露出微笑，他问我：
“先生，很可怕吧？”
“是的，很吓人，我以为这下完了。”
另一位向导也补充说：
“看到先生被河水淹没，我想这下可糟了。”
我们又继续前进，钻进大自然开凿的隧道。花岗岩的地面上，马蹄在凹凸不平的岩石上寻找落脚的地方，不停打滑，与岩面碰撞迸发火花。我不时从马背上摔下来，鼻子到脚都渗出了鲜血，然后又沾上泥土。
就这样，我们艰难地行走着，在辽阔而明亮的路上，在无边的密林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们。突然，我们看到了一块在山脚下的小牧场，远远望去，那是世间罕有的幻境：河水清澈、牧草墨绿、野花遍地、天空蔚蓝，阳光从空中一泻而下。
我们如同进了圣域的客人，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
紧接着，一场更为神圣的仪式等着我们参加。在城的中央，安放着雄牛的头盖骨，仪式开始了，我的同伴们一个接一个安静地走上去，将硬币和食物放入牛头骨的孔洞。我也加入了他们，贡献出一些东西。而那些今后路过此地迷途的旅人以及形形色色的逃亡者今后一定会从这些死牛骨的眼窝中寻找到面包和帮助。
然而这难忘的仪式并没有结束。
向导脱下帽子，跳起了奇怪的舞蹈。
他们单脚踩着前边人踩下的浅坑跳着舞，我难以理解他们的举动，却也如痴如醉地有所领悟：“不相识的人与人，也能有沟通。在世界最边远、人迹罕至的地方，也会有关怀、向往与感应。”
我们又继续前进。当抵达边界的最后一道山峡，夕阳落山。我们看到一盏灯火，那里必定有人。可当我们接近那里时，我们看到的只是几个临时搭建的，已经半倾的破屋。
在火焰的亮光中，房间中央有一根巨大的树干在燃烧，从天花板的空隙中冒出的烟雾，像一层蓝色面纱在黑暗中飘荡。房间里堆满了当地人做的干酪，火焰旁静静地躺着几个汉子，就如同布袋或什么行李似的丢在那里。
沉默中，我们听到吉他的声音。这些从炭火中升起的音乐，是我们在这次旅途中第一次听到的人类的声音，那是爱与孤独的声音。那是对于远去的春天、遥远的故乡、无可穷尽的人生的乡愁。他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对我这个闯入者也一无所知；更不知我的诗和我的名字。啊，也许他们知道？知道一切。
我们围着火唱歌和吃食物。后来，看见几道门后有温泉在流淌，那是从火山中涌出的热浪。我们跳了进去，躺进它温暖的怀中。
身体浸泡在热水中，撩拨着水浪，大家赶走了一路的疲乏，身体又重新充满了精力。当黎明来临，我们走上最后数里的旅程，精神爽铄，心身愉悦，在马背上一边唱歌，一边赶路。
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起程时，为了对歌声、食物、温泉、木柴这些意外的赠与表示谢意，我们拿出了一些钱，但那几个陌生男人拒绝了我们：
“只是小小的帮助，如此而已。”
在这“如此而已”的短短几个字里，包含了许许多多！
女士们、先生们：
我没有从书本上学到过任何作诗的技巧；我也不会把什么诀窍、方法之类的东西印成书本，想写诗歌的人们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一点一滴的所谓智慧结晶。我在这篇演说中叙述这个往事，我在这个极不寻常的场合和地点回顾了这个难以忘怀的故事，是因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总是在某个地方得到某个的信念，得到一些早就在那里等候着我的信息，我讲这些不是为了美化我的发言，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
在漫长的旅途中，我找到了写出诗歌的必要的配方——那是大地和心灵对我的馈赠。
我认为诗歌是一时的、严肃的举动。孤独与声援，情感与行为，个人的苦衷，人类的私情，造化的暗示都在诗歌中同时展开。我同样坚信，人和他的影子、人和他的态度、人和他的诗歌——永远维持在一种构成我们的现实和梦幻的活动中，因为这样便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
我非常肯定，经过多年之后，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渡过湍急的河流、围着牛的头盖骨跳舞以及在最高地带圣洁的水中淋浴时所得到的启示是什么。是为了多年后与其他人交流，找到内心的灵感呢，还是其他人为了召唤回应而向我传递的信息？我不知道那究竟是我的经历，还是我的创作，不知道我当时所创作的诗句以及后来所吟诵它的感受究竟是事实还是诗歌？不知道那一瞬间，是过渡还是永恒？
女士们，先生们，诗人有一种启示：没有冲不破的孤独。条条道路汇合到同一点：我们的交流。只有打破孤独、坎坷、封闭和寂寞，才能找到神奇的境界，我们在那个境界里笨拙地舞蹈或伤心地吟唱，意识的传统需要得到完美的体现，人有相信共同命运的传统。
诗人，并不是一个“小小的上帝”。诗人并不比从事其他工作或职业的人高明。我常说最好的诗人就是每天为我们提供面包的人，离我们最近的面包师，并不认为自己是上帝。他要完成高尚而平凡的工作，和面、装炉、烘烤、送货。如果诗人也有这种朴实的意识，他同样会使自己变成一种美好的工艺。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我们总在自我愚弄。在我们自己所制造或者要制造的混沌中，会产生阻止我们将来发展的重重障碍。我们不可避免地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我们创造了不可思议的现实“偶像”，并且陷入难以自拔的沼泽，那里充满落叶、淤泥、迷雾，我们的双脚越陷越深。
而有些人，生活在幅员辽阔的美洲的作家们，我们坚持不懈地听从召唤，用有血有肉的人物来充实这个空间。我们非常清醒——在一个人烟稀少的世界中，我们感受到了搜集古老梦想的使命，这种梦想沉睡在石雕上，在残垣断壁上，在空旷寂寞的草原中，在密不见天的原始森林里，在怒吼的河流里。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多产，我的丰盛，我的风格都只是产生于我的行为，产生于最简单的事实——我的每一句诗都像伸手可及的物体一样实在；我的每一首诗都要力图成为一件有用的工具；我的每一支歌都渴望成为道路汇合的标记，要么成为一块岩石或者木材，以便将来别人可以在上面安置新的标记。
恰恰是在一百年前的今天，一位可怜又卓越的诗人，一个最痛苦的失望者，写下了这样的预言：“黎明的时候，怀着火热的耐心，我们将开进光辉的城镇。”
我相信兰波的预言，他有预见性。
我来自一个偏僻的省份，由于地理条件，这个国家与世隔绝。我曾经是诗人中最孤单的人，我的诗歌是地域性的、痛苦的、阴雨连绵的，然而我对人类却一直充满信心。我从未失去希望。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带着我的诗歌，同时也带着我的旗帜来到此地。
最后，我要告诉人们，兰波的那句诗表明了整个前途：只有怀着耐心，我们才能走向光辉的城镇，它将给人类以尊严、正义和光明。
这样，诗歌才不会是徒劳的吟唱。
聂鲁达
智利人。1904年生于帕拉尔城。
他16岁在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
1928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194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共产党。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曾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1952年回国。1973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