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项讨论，则是科学与玄学的讨论，也可以说是中国科学主义形成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主张科学的人士，他们其实不是真正从科学本身的内部规律角度发言，而是将科学当做一个新的文化现象。这一番讨论，实质上毋宁说是将一切哲学讨论都推到玄学的范畴，使得思想的领域狭窄了，也单薄了。当然，宗教信仰又更被这些科学主义者驱逐到人生之外，当做迷信。这一番辩论，当然是和新文化运动有相当的关系。①共产国际 即“第三国际”，1919年成立，其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总部设在莫斯科，于1943年6月正式解散。
新文化传播和默默进行的社会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是从中文的白话化开始的，并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只是中间又因为抗议巴黎和会的爱国运动，两者纠缠在一起好像是一回事，其实应该分开为两件事。五四新文化运动，除了白话文以外，又带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个观念，强调西方的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以为这两个项目，是治疗一切旧文化病症的良药。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对于前面所说社会主义的辩论，在文化的层面提出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另一项选择。
同时发生的另外一项辩论，则是文学和艺术是应该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还是应当单纯地表达人的心灵和智慧。这一个讨论，一方面是左派的学者认为文学、艺术甚至于文化，都应该为革命服务；而他们的对手却认为，文学和艺术本身就具有自己的意义，有自己的目的。显而易见，这一番创造社和新月社之间的辩论，其实就是上面政治、文化两项辩论的另一个战场。
有了这么些课题，又有了新的文化和传播事业，不到二十年间，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创造力一时百花齐放，呈现十分可观的成就。胡适、朱自清、鲁迅、茅盾、巴金、徐志摩、老舍、沈从文，这些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艺术界的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他们的成就也是后人难以逾越的。
在这一时期，几乎每个县份都有一个中学，虽然水准参差不齐，现代的教育的确已经深入民间。至于大学教育，北方有清华、北大，南方有交大和东南大学，更多的是教会设立的学校，如燕京、金陵、华西、辅仁、湘雅、岭南等都是教会大学，都以外国的教学方法和课程，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到北伐以后，这一股力量更上层楼，令中国的学术完全脱离了传统的人文和经典教育，进入了现代的人文社会和科学的教育。
在社会方面，梁启超曾经提出的“新民说”，在民国以后，由散篇的论文编入《饮冰室文集》，从而得到更广泛的流传。“新民说”的主张，是要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它直接从日本的维新理论尤其是福泽谕吉①的理论中得到启发，主要是建构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梁启超的“新民说”超越了政治革命，实际上是文化改造工程，得到了普遍响应。他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也注意人在群体中的规范。
①福泽谕吉（1835—1901年） 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著书介绍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在明治维新前后有很大影响。其主要著作有《劝学篇》、《文明论概略》、《帝室论》等。
在这时候，最显而易见的影响，是对传统家庭权威的质疑，以及争取妇女的独立自主权利。著名的小说《家》、《春》、《秋》三部曲，就着重在提倡个人对婚姻的自主权和反对家长的无上权威。原来参加革命运动的女性也不乏其人，例如秋瑾等，但是，女性在社会上没有自主的地位。从这个时期开始，女性要争取自主权，也要争取工作权。很多受过教育的女性，也有自己的职业，更有大批的女工进入工厂工作。甚至于在默片时代的电影，也有特别为了争取女性的权利、自由而编出的故事。过去传统社会的奴隶，无论是债务奴隶，或是种族奴隶，甚至于世袭的奴隶，在这个时代都逐渐消失。自此以后，社会上只有主仆之分，不再有主奴的阶级。这一个社会革命，逐渐而默默地进行，在十多年期间，居然成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其影响之深远广大，都不是政治革命可以比拟的。
民族企业的兴起及民族主义高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当时称为欧战，中国选择了站在英美法的一边对德奥宣战。中国参加欧洲战场的方式，仅是象征性地派遣华工。开战以后，在华的欧美工商企业纷纷撤离，出现了一个经济上的空白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趁势而起。许多华商的小银行迅速发展，提供给华商企业开拓基金。其中最著名的，有上海银行、聚兴诚银行、四明银行、工商银行等。另一方面，以无锡的纺织和面粉业为例，荣家的企业，就是从地方小工厂得到华商银行的融资，迅速地由一两家小厂发展到七八家工厂。无锡的轻工业，至少有六七个集团，荣家只是其一。同样的情形，也在上海、天津、武汉、青岛、济南、宁波、四川等地出现，其经营范畴也包括面粉、纺织、电灯、家用物品和轮船运输等行业。
这些企业，分布在上述若干城市，形成了地区性的中心，尤其上海，俨然是中国制造业最密集的地方。资金和职业工人集中于这些地点，使中国第一次有了现代的都市，和过去传统行政城市和集散中心的性质完全不同。城乡的差距开始拉大，而且越来越大，在数十年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远超过农村。因为经济发展而造成的社会结构转变，影响也极为深远。
当时中国至少有两个中央政府，一个是北方的军阀政府，一个是南方偏安的革命政权。但在国际场合，尤其在1919年巴黎和会过程上，两个政府的代表合组为一个中国的代表团。这一个现象，至少对外说明，中国的内战并不构成主权的分裂，兄弟阋墙，对外还是一个中国。在巴黎和会进行过程中，面对各国的欺压，中国留学生发动了在和会中的抗议，延伸到国内就是五四爱国运动。因此，欧战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是在提醒大家，中国的主权时时刻刻会被别人抹杀。这也是为何“救亡”会成为全国性的呼声。
这时候，徐树铮①提一旅之师直入外蒙古的首府库伦②，伸张中华民国的主权，至少短期之内将俄国势力排出外蒙古。这一动作不仅是伸张主权而已，也是强调中国是个五族共和的国家，蒙古并不只是清朝皇室的私属。先父伯翔公（讳凤藻）当时在海军服务，中华民国的海军是大清海军的残余，船少，力量单薄，他当时担任楚有舰的舰长，居然以单舰拦截两艘德国军舰，要求火力和吨位更大的外国兵船在中国领海内必须交出武装和船舰。他在另一场合，又以单舰拦截俄国十余艘运输船舰，遣送俄国人前往自己选择的地点，整个船队却必须留在中国。这些行动，都是在民族主义高涨，而且开始有自己的信心时才能做到的。
从上述政治理论、社会经济和主权立场各方面说，中国虽然在分裂之中，而且国力甚弱，经济也是刚在起步的阶段，但是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中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和现代社会铺下了重要的基础。而且这些成就是全民共同努力达成的，并不是由哪一个政权规划所致。这十多年的光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
①徐树铮（1880—1925年） 辛亥革命后，在段祺瑞内阁任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为安福系重要骨干，因1919年派兵收复外蒙古而声名远扬。
②库伦 旧地名，即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