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老俄坐吃山空，没有钱，有嘛卖嘛，一架钢琴，也就只卖到一双皮鞋的价钱，东西卖光了，就卖自己的妻女。老作家林希先生在《津门旧事》中提到：“天津起士林餐厅楼下，每天都坐着一茬旧俄贵族，他们自然已经是吃不起俄式大菜了，他们每人面前放着一杯红茶，也不喝，喝光了起士林餐厅老板就要把他们往外边撵了，他们看着面前的红茶，等着进来用餐的单身汉。遇有单身汉进来，看着又有点不正经，这时候，他们中就会有人走过去，往这号人的口袋里塞一个小纸条，纸条上写着地址，心有灵犀一点通，看到这个小纸条，按着地址找到地方，什么人等在里面，那不必再细说了。”穷老俄主要居住在谦德庄一带的伙房子内，也有的流落街头。伙房子是一种低级的旅店，几十个人挤住在一间屋内，没有床铺，人们躺在地面铺着的稻草上，每天每人只收几个铜板。
穷老俄没有本钱，干不了什么正经营生，只好从白俄厂商那里弄些毛毯、肥皂、面包等摆地摊或沿街叫卖。有些则走街串巷，修钟表、磨冰刀、磨剪子、戗菜刀。还有的撂开场子，摔跤、变戏法，挣点钱花。穷老俄中还有的走上犯法的道路，干起了印假钞票、偷窃等勾当。有的穷老俄当上了乞丐，讨要零钱。听老人们说，白俄乞丐不上街，不串户，只是到教堂门前，不言不语，手持帽子，帽檐儿朝上，帽顶朝下，向进教堂的人要钱。
穷老俄中那些稍有姿色的妇女大都做了娼妓，或为酒吧间的女招待，陪酒卖笑，或在舞场伴舞，兼操出卖皮肉。生意对象大多是在太古、怡和码头登岸的各国士兵和水手，但主要的是驻津美军。这些白俄女人在皮肉生涯中，也不时遭到流氓、无赖和恶棍式的白俄男人压榨，像号称“大力士”的侠利可夫，不但强霸女人，还以吃“腥赌”为业，他在特一区一带（也可称为俄国的“杂八地”）的俄国人中堪称一霸，白俄中还有称为茨冈的（即吉卜赛人，俄国称为茨冈），也属于穷老俄之列。他（她）们有算命看相的，有卖艺的，如耍马戏、练杂技、变魔术、跳滑稽舞等等。
有的穷老俄吸毒成瘾，做了白面客，境遇更是可悲，为了过白面瘾，往往当卖一空，少衣无食，连冻带饿，倒卧在谦德庄的白面房附近。由此，俄国当铺也应运而生。在今开封道就有一家俄国当铺。穷老俄赌输了，或者为了弄钱买酒喝或过白面瘾，便拿着仅有的衣服什物到当铺去抵押借款。俄国当铺索利较高，限期较短，过期不赎，即算当死，当票作废。穷老俄往往弄得当卖一空，死在街头，做了异乡之鬼。
老俗话“大老俄卖胰子，没有法子”是用穷老俄作比喻，意谓走投无路没有办法。旧社会天津人穷极没饭吃时常说“我真是大老俄卖胰子了”。当时社会上还流行一首童谣：“我本是大老俄的国，只因为我国实在是缺德，没有法子来到你们国，卖胰子，卖面包，磨剪子，戗菜刀。”
有钱不用愁，马场、花会、回力球
旧社会，天津赌风甚盛，其中规模最大、坑害人最厉害的要算英租界的赛马、日租界的花会和意租界的回力球了。一些有钱人好赌，一来二去，大把大把的金钱白白葬送在马场、花会、回力球。
赛马会始于英租界，美其名曰“锻炼身体，改良马种，繁荣市面”，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大赌场。天津赛马会在初期并不发达，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前清遗老、下野军阀、巨商豪绅纷纷逃进租界，购置房地产，做高等寓公。那些纨绔子弟挥金如土，英商赛马场因此业务迅速发达。
在赛马会上，马主人及骑马师人数众多，非常复杂，巧取豪夺，黑幕重重，舞弊（行话叫“做趟子”）之事，不断出现。比如“假装输马”、“让买头”、“假溜缰”、“暗藏铅磅”、“用刺激剂”、“强制胜负”、“暗藏彩号”等等，不一而足。
天津赛马会从1901年到1945年，先后共有七个赛马会组织，其中获利最多者为英商赛马会和敌伪时期赛马会，大部金钱落入英人、日人手中。赛马对当时天津社会风化影响很大，一般声色犬马之徒受赛马会的诱惑，沉湎其中，有的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甚至铤而走险或被迫自杀者亦不乏其人。
“花会”是一种赌博，清道光年间盛行于浙江黄岩，后传到上海、广东。1931年袁文会从上海邀来赌棍任渭渔主持花会，在日租界的芙蓉街与荣街设立两个“花筒”，每天上下午各开筒一次。花会共分三十六门，只要押中一门就可得到36倍的彩金。赌局雇用许多闲散人员到各家各户拉赌客与收赌注，名曰“跑封”；开筒后如果中彩，跑封人负责将彩金送达押赌人。花会的三十六门包括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和活动，如花草鱼虫、马牛猪狗、婚丧嫁娶、神仙鬼怪等等，人们在迷信心理的支配下，便以梦幻景象或生活遭遇作为兆头而押注，偶有押中者就广泛宣传，诱惑更多的人上当受骗，参赌者主要是店员、工人、小业主和家庭妇女。
上世纪30年代，天津民间流传着一个“花会”毁人的故事：
南市住着姐弟二人，相依度日，可算是个小康家庭。开始因为押花会吃了甜头，随后便是苦头了。越捞越深，直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了！一天早上，姐姐高兴地说，她夜里梦见坐车。弟弟也说：“真巧，我早上一出门，正看见个老乡推着独轮车！等我回来，又碰上辆大马车！”姐姐一听，“好，那就押太平！”于是孤注一掷地押了。姐姐嘱咐弟弟说：“这是咱家最后的一点钱，要是赢了，你就从前门进来，姐姐下楼接你！咱们从此再也不押了！要是输了，就从后门进来，姐姐在楼上等着你……”
下午，花会公布了结果，果然是太平，弟弟非常高兴，拿着赢来的大把款子。回家路上他想：让姐姐喜欢喜欢！从后门进来，让她来个先忧后喜……
姐姐在楼上等啊盼啊，望了前门望后门！望了后门望前门……天黑了，她焦急地看见弟弟远远地回来了。她心里扑通扑通直跳，看他从哪儿进来吧！
可是，弟弟却从后门走进来！
姐姐的心，完全凉了！她的希望，完全落空！一点指望都没有了！这一下使她失掉活着的劲头！于是走上绝命的路——她上了吊！
弟弟欢欢喜喜走上楼来，他姐姐的身子还是软的，但人却已经气绝了！
毁人炉，租界地，枪场、跑马、打回力
这是老天津人揭露外国租界藏污纳垢、坑财害命的另一版本。跑马指英商赛马会；打回力也是一种赌博，在意租界回力球场。凡从事此类勾当，天津人都视做“毁人炉”，尤其是穷苦百姓，绝少沾这个边儿。
吉拉枪场由意商与白俄商人所开办，建于上世纪30年代。赌博方式是由赌客射击绘有12个号码与两个空当的大转盘，凡射中赌客所下注的号码即可获奖，如射中空档则全部赌金归场方得利。枪场开业后营业火爆，每日可获利万余元，致使青帮头子袁文会眼红，派打手寻衅捣毁。后经人出面调解，由枪场每日给袁文会“抽头”，得以重新开业。
回力球场的正式名称是“天津意商运动场”，1935年春正式开业。回力球场和赛马场一样，也是一个借运动竞技为名，公开设赌抽头的赌博场所。赌博是在赌客彼此之间进行，场主从中抽头牟利。按“规定”，出售球票总收入的85%作为彩金，15%为“球场”的公开收益。中彩赌客及球场收益的1/6，抽缴意国领事馆。当然，警察局和黑社会也都会得到好处。1943年，瑞士籍犹太商人李亚溥接管回力球场，改名为“海莱运动场”，仍然是做赌场生意，与以前所不同的只是把“抽头”比例由15%提高到20%。
开赌场的发了不义之财，进赌场的输个倾家荡产。像曾任前清淞沪护军使的宫邦锋，家业因此破败；曾任奉系北京市长的周大文输掉楼房两座；张宗昌的秘书吴桐渊财产全部输光；一般市民也有不少人上当受骗。1938年春节后的一个夜晚，在马家口渡口，有人亲眼看见一位在回力球场输光家产的赌客趁人不注意时从渡船上投河自尽。实际上，回力球场里徇私舞弊，秽行丑事比比皆是，所以一些商号和工厂定了铺规和厂法，禁止同人去回力球场，人们对这个“毁人炉”深恶痛绝。
在其他国家的租界里，因吃、喝、嫖、赌而被“毁”的事更是司空见惯。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先生在《天津十年》中提到，他曾陪醉蟾去英租界起士林对面一家俄国人开的赌场，见一女人现钱输光了，把手上的金刚钻戒指脱下来，到赌台账房押了五百元，不到半点钟输得精光。还有一对夫妻，女的赢了，男的输了，男的跟老婆要钱，她不给，还说：“你手气不好，别赌了。”两人为此争吵起来。在日租界，大流氓袁文会的叔叔袁八设有宝局。袁家叔侄勾结警察署的刑警特务，称霸一方，赌徒云集。宝局生意兴隆。嗜赌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宝局按赌注十分之一抽头，几经辗转，赌徒们的赌本就全部落到袁家叔侄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