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地铁时光机
任何城市的地铁都会有带来惊奇体验的时光快车。走出阴暗、常年打着日光灯、天气永远不会变的地下铁，沿着自动扶梯或者楼梯走向光明的时刻，是那么神圣，阳光突然打在了头顶，前往的人都好似虚化了一般，消失在一片白色中。而自己，也在向前走着，朝着这股白光，宛若重生一般。
巴塞罗那的地铁里，大家喜欢让座。大家看见老年人、孕妇、抱着孩子的，一定会主动让座。
人们喜欢读报纸，不会盯着别人。有的女人打电话，就会说一大堆话，周围人假装看报，其实在听着里面的对话。女人走了以后，大家纷纷和旁人议论，没有旁人熟人的，就和陌生人一个眼神，一个“我受够了”“我懂得”的手势，彼此会心一笑。
西班牙人是喜欢凑热闹的，更是爱帮助人的。无论是对于小偷也好，对于生病的人倒在马路上，还是对于流浪汉，都会去凑个热闹关心一把。但又会对那些在地铁乞讨的人充满了厌恶感。他们不偷不抢，不过是每天都给硬币，自己已然没有工作生活紧迫了。
我喜欢地铁。从地铁走出来就觉得惊艳，看见圣家堂，看见大市场，一切，都是突然来宠爱游客的。我不敢相信，曾经的明信片样子，就是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只有去触摸了，就算再近，还是觉得那和我不在一起。
坐在它的对面，和时光对话，这般心情，正正好好，看着熙熙攘攘的游客。
从地铁出来，迎面而来的就是巍峨雄壮的高迪圣家堂或者雄壮的西班牙广场，这股痛快的惊喜感，毫无一点神秘感，爽朗到就好像曾经百转千回想要遇见的偶像，突然出现在拉面店里，是一个平凡的人。
面对失败，一份工作，一个证明。现在，不知道何去何从。一个人坐着地铁，随便一站下来，没想到就差点遇到小偷，被一个男人叫住，讲着西班牙语。我才知道，原来有一个女人试图打开我的包。
如果被偷走的话，就是我的所有证件，护照身份证，还有写了很多文章的电脑。一切，历史会重写，我会成为另外一个人吧。能够不依赖外界去活，才是一种本事。
我总是会为了那逝去的日子而难过。是不是，该请人帮我偷走那些日子呢？
难道注定了，有的时候，一些事情怎么尝试都行不通？
上帝关上门的时刻，是那么不留情面。不论你如何掏心掏肺，如何努力，如何呼天抢地；又或者，只不过是有一样更好的东西在前面，我们再等一等，就像等下一班地铁一样。
云层之上
有时候，我会想念不同地方的不同天气。因为天气就好像一种性格，配合着当时的经历，融合成一种独特的感受。
在巴塞罗那久了，习惯了这里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即便冬天，在午后阳光照射下仍能感受到一丝夏日温情。一年四季人们生活节奏缓慢，尤其在夏日，因为炙热，人们爱睡午觉。傍晚去海滩踏浪，夜晚吃了极晚的晚餐，在阴凉的街道散步。
上帝是如此厚待这里，给予好天气，给予山与海。下雨的时候，人们也是快乐的，难得的雨天因此格外需要庆祝。
相比巴塞罗那，荷兰就是个不被眷顾的孩子。在上海短衣短袖恨不能扒层皮的八月，第一回抵达阿姆斯特丹，刚下飞机，就一阵阴冷。在这里度过的夏天，还是要穿皮夹克的。每家每户只有暖气，因为这里实在太冷，高于三十摄氏度的日子几乎罕见。
有一天温度奇迹般到了三十摄氏度，满大街都是荷兰人，兴奋地踏着自行车出现在街道，或是躺在草地里打盹儿。而这时候我的家乡，早已经水深火热地接近四十摄氏度，在荷兰的三十摄氏度里，我知足地体验着想家的那股燥热。
有时候太阳在头顶晒得久了，却怀念起荷兰典型阴雨连绵的日子。撑伞的人很少，骑车的人也都爱淋雨。并不是因为潇洒，而是每次下雨都会伴随着大风，几乎要吹走路人。雨过之后，常常可以在垃圾桶里看见一把把“英勇就义”被风折断了的伞。
冬天时候下着大雪，我穿上最厚的衣服上街，整个世界一片雪白。去海滩边看冬天的大海，在沙滩上堆黑白相间的雪人。往往到了中午天仍然是漆黑的，但日子还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有意思的是，再恶劣的天气，也没有看见身边的荷兰人抱怨过，也从来没有人因此而抑郁，最佳证据就是课堂仍然按时坐满了。
而爱尔兰的冷，有过之而无不及。冬日漫长，每天的阴雨，不见阳光，风也很大，人就被压抑着。想到了一个听过的故事，传说中最有名的爱尔兰断崖发生过一个奇迹，就是一个当地妇女几次跳崖自杀都没有成功，只因为风太大，而且她穿着蓬蓬裙。刚跳了出去，风一吹，就像是一把伞一样撑了起来，又飞回到悬崖边上了。
同班有个爱尔兰同学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去阿根廷旅行，回来后皮肤晒成古铜色，全班都万分羡慕。到了五月终于有一天，太阳第一次露了脸，当地人纷纷拿出了家里的椅子，就在庭院里面晒上一整天，兴致更高的，临时呼朋唤友来吃烧烤。众人喜滋滋地感慨，真是意外，这样的好天气！
面对天气，我常常觉得那是不可抗的因素，充满了无奈，只能因为头顶是如何的一片天，而决定心情。
直到有一次，在刮着大风下着大雨的荷兰起飞，当飞机冲破云层的时候，光芒万丈。我突然才领悟，原来太阳每天都在那里，它从来没有放弃过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只是有时候被云朵遮住了而已。
也从来都无最好或最坏的天气，日子要照样过。无论天气好坏，知道了阳光一直都在，心里就会很踏实。这样的情况，让人不禁感慨有些事情是纸老虎，你越把它当回事，它越挡着你，反而失去了很多机会，甚至有时我们只是喜欢给自己寻找不去行动的理由罢了。
对于行者，天气是无关的。心在云层之上，阳光就一直在。
简单生活
中国最北端——漠河北极村，这里的七月，白天有太阳时，晒得脸发烫，天很蓝，云朵成块。但小心阴雨天，风吹起来，刺骨地冷，棉袄披在身上都没人说你过分。
青山不说话，那儿便是俄罗斯，每一天，用眼睛看一眼就能出国。
夜，终于迟迟来临，星空遍布，有游客放起了烟花，当地小女孩激动地喊，哇！求婚！在另一处，一群刚认识的少年，不过是住在同一个旅社，几句话来往，便谈论人生，啤酒一瓶接着一瓶。
在这儿，时间是慢下来的，每个人走得很慢，田地里的西瓜，也是慢慢长出来的，不急着被人摘下。小狗丢了，偷偷跑出去玩，主人着急，村民们也帮着找，小男孩小女孩比你还热心。这里只有两千个居民，不隔代，说出名字来，几乎都知道。
年轻人不喜欢这里，一个个跑了出去，有的把梦留在了北京，有的把自己安顿在了哈尔滨。可身份证上，还写着漠河北极村居民。
北极村的清晨，也是必须穿上冲锋衣的，不然冻得感冒。想起来，广州的朋友们发来简讯，天天抱怨被热醒，中午更无法出街行走。但是啊，人真奇怪！活在另一种天气底下，就不再记得夏天有多热。就好似，如果下了一整个礼拜的雨，整个城市的人都忘记了晴天是什么样子、什么滋味的了。
我有点想念真正的夏天，南方，那可以将人融化了的湿热。
在漠河，这里没有过分的消费，吃田地里种的便能饱肚，教人不去挑食；而时常出现的断水断电，把坏脾气和急性子也磨成了没脾气和慢性子。
夜不闭户，生活简单。玩摄影的朋友告诉我，看一个地方，越淳朴，就越是乐意让你给他们拍照。突然有个想法，和村民聊天，给遇见的每个人拍照。在中国的最北点，他们都大方地抱起小孩来，让我拍照。遇到了居民淑阿姨，聊了一下午，还硬是塞给我雪糕吃。又在一家小店门口，遇见一个从山东闯关东，跑到这里很远，生于1911年的百岁老人。
这些年，北极村生活即使简单，在老人眼里却是翻天覆地变化的。建立起的风俗村，太陌生；那些正建设中的度假别墅，看不习惯。
来此的游客们纷纷庆幸，和真正的北极村，是有缘分的。对啊，晚一点，就遇不到了。不过，走在路上久了，我学会了一个道理，从来没有遗憾，只是不必要的偏执。
没碰到，不过是缘分不到。
在这里的日子，似乎总在断水断电，做得最多的还是在田地前一个人荡秋千，看着乌云一点点吹去俄罗斯方向，天一点点放晴，那热情阳光一点也不讨厌。
接着，晴空一点点变炽热，最后逐渐暗下去，月亮被星空包围。手被麻绳刺到了，可心情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愉快。
一天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懒懒地荡秋千。小狗过来，舔舔我的脚趾，于是我把鞋子甩掉，赤着双脚蹬向天，秋千荡得更高了。
又有什么事，是值得此刻担忧的呢？发生在过去的，已经无力改变。而未来的样子，更不必在意。只能活那么一次，每次的呼吸都是生命的倒计时。所有事前的不安和猜测，只是在折磨自己。切实发生时，一丝一毫地去体验，竟然发现完全是两回事了。那些流走的时间，猜测带来的苦恼，成为浪费。
在这里，偏执未免太过可笑，因为每一刻都是最好的时光，最美丽的风景。春日翠绿，夏日凉爽，秋天落叶满地，冬日雪白。甚至每天不同时刻都美，火烧云的壮烈，夕阳的美丽，星空的璀璨。慢下来的生活，倾听自己的一呼一吸，什么都不去想，不去写，好好活着。
大概，简单生活就是如此吧。
失忆的弄堂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一群小孩穿着破旧凉鞋，身上是哥哥或姐姐的大衣服所以露出个肩膀来，每个人腿上有大大小小的紫色毒蚊子块，可是没有人介意这些，大家追逐呼啸着，奔走在一个个狭窄的弄堂。
太阳很好，穿堂风吹在脸上很凉爽，外公用缝纫机踏出来的花裙子在飘逸。
我们一直奔一直奔，没有目的，没有终点，只怪弄堂迷宫一般的路口太多。
家在哪里，再也没有人记得了。
半年前，我回上海时又去了梦中的这块土地。大半的弄堂已经被拆走，只留下孤零零的一小片破旧的三层阁屋子，弄堂进口处的“平安里”那三个楷体红色大字早已经模糊。
曾经住在这里，一张张熟悉的脸，被时光吞噬了。
老人们大半搬走，或不在人世，小孩们也都和我一样被父母带回了摩登都市的火柴盒。
上海是有些清朝时期的老弄堂被作为文化遗产留下来的，更有田子坊这一带，是将老上海的面目融合了商业与西洋被捏了出来。但，这一片没有任何意义，谁见了都要说“快拆了吧，不符合上海形象”的地方，是我童年成长的家。
我的外婆家，就在七浦路一排排商铺背后的弄堂里。爱美爱淘衣服爱讨价还价的上海姑娘都知道一个地方：七浦路。
外人即便不知，倘若去南京路，乘坐66路经过了河南路这一段，必定会被这熙熙攘攘的人群惊吓到。在网络购物还未风行之前，买日本原单，或者便宜得没有牌子，但是款式各异衣服的地方，必然就是七浦路，更不用说，徐家汇当时的地铁购物城的诸多衣物，都是店主来七浦路批发的。
重回我的梦，之所以对于四五岁的我来说弄堂是迷宫，大半因为我要找外婆，经常要经过一段奇幻的“旅途”。
我们住的地方，一下楼就是一个窨井盖，横向一米不到的狭窄弄堂路，常常有几个老婆婆坐在小板凳上吹着过堂风，在那里剥毛豆聊天。有时候剥完了也不肯走，从口袋里掏出一袋瓜子，啃了起来，手里握着像济公拿的一样的破蒲扇，见我来了，就笑着说：“小姑娘找外婆啊！”
这一排的石库门左拐，在弄堂过道口有棵盆栽的无花果树，过道口比起弄堂的小路宽敞多了，因此两旁开店卖衣服的老板就聪明地在墙壁上也挂满了衣服。
这条路走起来是有声音的，因为地上常常都是顾客买了衣服以后扔下的塑料包装纸和白色的硬纸板。门口的老板和外公外婆很熟，说了一口奇怪的上海话，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本地人，苏北一带过来做生意的，见到我总会客客气气地问：“小姑娘越来越大了，要新衣服伐？”
再走出去一点，与弄堂居民区平行的，就是繁华得人潮涌动的服装市场了。那里对我来说是个陌生而危险的世界，那里行走了太多陌生的大人，他们看起来很壮实很有活力，高大得如同我未曾见很多面的父母，不像是“我们的人”，因为在弄堂里“我们的人”若不是小伙伴这类的小毛孩子，就是老人。
危险信号加强，于是折回。往前一个道口，穿过狭窄的弄堂小道，路面是弄堂一如既往的凹凸不平，沿着石库门的是一条下水道，弥漫着淡淡的恶臭，还偶尔会有一只巨大的灰老鼠窜过。在这个弄堂过道口，就是被漆上深绿色的木头搭成的电话间了。
那时候每家每户还没有人有电话，要是打电话或者接电话，一定要跑到这里。好像三毛钱每分钟，虽然我不认识电话间的阿姨，那个阿姨也不认识我，但是我认得她的声音。
“张家姆妈！电话！”她经常会在我安静午睡的下午，突然吼着嗓子嘹亮地在弄堂里叫，不出三遍，就会有一个声音同样用上海话回应“哎！来了来了！”有次她又来喊，我的外婆居然回应了，匆匆下楼。那一刻，多亏了电话间阿姨，我才知道原来外婆是有姓有名的，她不叫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