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增强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信度。我国国有四大独资商业银行长期以来，由于未建立起适应市场需要有效的资本金补充机制，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较低。以一级核心自有资本占风险资产比重为例：中国工商银行为2.39%，中国银行为3.47%，中国建设银行为2.95%，中国农业银行为2.53%，均低于《巴塞尔协议》要求4%的国际通行标准。为了解决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财政部于1998年8月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注资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平均一级资本比率达到5.75%，大大提高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信度和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为提高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国债调控经济运行的效应
国债对宏观经济运行调控的效应主要体现在：
（一）国债对生产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的条件下，政府按照市场运行原则，采取自由认购方式发行国债，吸收社会闲置资金，并将国债募集的资金投入生产建设领域，有效使用，扩大就业，能够对经济增长率产生积极效应。当前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至关重大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技术创新不足。国债投资与结构调整相结合，重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发挥国债投资的引导、调控作用，必然孕育着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同经济发展协调平衡，推动产业升级和地区结构调整，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例如1998—2001年国家发行长期国债5100亿元，主要用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债资金的推动下，这一时期我国农林牧渔水利、电力、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和公共服务等五大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全国同期基本建设增幅相比，1998年高出15.6个百分点；1999年高出4.2个百分点；2000年高出4.4个百分点；2001年高出0.7个百分点。根据统计资料，1998—2002年五年间，利用国债资金加固长江干提3576公里，加固大中型病险水库680个，长江抗洪能力显著提高。新建铁路线5500公里，新增公路7.6万公里，改建和新建机场35个，交通运输发展制约的瓶颈基本上消除。
国债资金还支持了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装备本地化项目的建设，使我国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国际竞争增强，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家利用国债资金实施大规模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提高了重点江河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在地区分布上，国债资金坚持向中西部倾斜，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矛盾，在这一地区建成了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为中西部地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在国债资金大量投入支撑下，我国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保证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加。据统计，1998年至2000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5.7%，其中2000年财政收入13395.23亿元，占GDP比重15%，2001年达到16386.04亿元，点GDP比重17.1%，2002年进一步上升到18903.64亿元，占GDP比重18%，比2001年增长15.4%。国债资金助推经济发展硕果累累。我国经济运行平稳地渡过了几次周期性的波动，避免了大起大落带来的损失。当然，如果国债投资力度和方向不当，从长远来看，也有可能加大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国债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
国债对分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债对社会财富分配的社会效应。从理论上分析，这种社会效应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发行公债多为富有者承购。如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阶层。结果会增加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拉大贫富差距，起着社会财富集中和财富资本化的负效应。正如马克思指出：“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二是政府发行公债多为中低收入者应募，则有利于社会财富分配的改进，起着缩小贫富差距，增加一般民众所得的作用。中国国债的发行对象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城乡居民个人、国有商业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政府举债收入又多用于公共投资，有利于增加一般公民所得，起着推动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的效应。例如2000年国债累计发行总额4657亿元中，凭证式国债发行额为1900亿元，占全年国内国债发行总额的41%，充分满足了广大城乡居民投资国债的需要。记账式国债发行额为2519.5亿元，其中在银行间市场发行2259.5亿元，在交易所市场发行260亿元。记账式国债发行总额占全年国债发行总额的54%，推动了国债流通市场的健康发展。2000年政府向社会保障基金发行定向国债237.5亿元，占全年国债发行总额的5%。这种定向发行，有利于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和增值。由于我国国债筹集的资金，多用于与全体公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直接受益的公共工程建设，据测算投资项目总额中约40%左右的钱用于支付一线工人的工资，提高了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而公共工程项目的建成，又有利于增加一般公民的社会福利。我国发行15—20年期的长期建设国债，还起着调节国民财富代际之间的收入分配的作用。
（四）国债对通货的影响
国债作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结合点，对通货膨胀与紧缩的抑制效应特别显著。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当经济发展态势出现高速度增长、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物价水平在通货膨胀压力下，由于货币价值下降而拉动商品消费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采取适当从紧的财政政策，提高国债利率，加大向居民个人和工商业者国债发行规模，可以起到吸收社会闲置资金，减少社会消费和投资，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缩小总需求与总供给矛盾，安定社会经济的效应。相反，当经济运行出现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连续滑坡，物价水平不断下跌的萧条时期，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向金融机构加大国债发行量，比如向商业银行或中央银行发行国债。如果发行对象为商业银行，则商业银行用其余额准备基金购买国债，而政府又将举债收入，用于投资或消费支出，可以松动银根，直接使政府债务货币化，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有利于刺激经济恢复活力。国债发行对象为中央银行亦可收到松动银根，增加市场通货供应量的效应。但是也要看到，如果银行资金短缺，国债大量发行，最终有可能导致中央银行超常增发基础货币，造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经济不稳定。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各个时期经济运行状况，正确把握国债发行数量界限，适时利用国债手段抽紧或松动银根，有效地调节了宏观经济运行走势。例如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88—1993年以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对象发行财政债券。1989年向城镇职工、居民、个体工商户、各种基金会、保险公司以及流通领域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公司发行保值公债。1998—2000年中央政府连续三年向国内金融机构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等等，对通货膨胀与紧缩的抑制，调节经济运行，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收到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二十二、我国国债规模与限度不同观点的评析
一、我国经济学界对国债发行规模与限度的观点
1.主张限制国债发行的观点
第一，从国债债务依存度方面看，国债规模过大。在我国，这一指标的计算有两种口径：一是“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当年的债务收入额占当年全国财政支出额的比重：二是当年的债务收人额占当年的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我们称之为“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从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我国1992年就已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达到24.6％，以后还逐步增加，1994年以来，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就超过50％，1998年更是高达76.3％。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目前也超过20％的国际公认控制线。数据对比，显然我国国债规模已“过大了”。
第二，从国债偿债率方面看，国债规模过大。国债偿债率是指当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关于这一指标的数量界限，西方国家一般为7％～10％。1994年以前，我国国债偿债率都在10%以下，平均为3.4％；1994年以后，债务还本付息支出迅速上升，偿债率由1994年的9.8％迅速增至1998年的24.3%，超过于国际公认的10％以内的水平，认为国家财政陷入了被动举债局面。而且由于国债偿付期过于集中在“九五”期间，可以预计我国的国债还本付息规模在“九五”时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债务压力大。但国债真正用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比例却逐年下降，说明我国国债规模进入了“发新还旧”的恶性循环。
2.主张扩大国债发行的观点
第一，从国债负担率看，政府发债空间很大。由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一般为45％左右，所以国债累积额大体上相当于当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因此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国债累积额最多不超过当年GDP的45%，这是公认的国债最高警戒线。我国的财政收人即使加上预算外收入也只占GDP的20%左右（1998年GDP是国债余额的20倍），依据国债累积额大体上相当于当年的财政收入总额的标准推算，我国国债累积额占GDP的比重最高不超过20％为宜。实际上我国国债负担率由1981年的1.0％上升到1998年的6.6％，这一指标远低于国际警戒线，而且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美国这一比重在1998年为42.9％，是我国目前的5.6倍）。因此从国民经济的承受力看，我国政府发债空间很大，政府债务规模还有进一步扩张余地。
第二，从居民的应债力看。居民的应债能力十分宽松。我国近10年来，无论是年度国债发行额还是年度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存款比重虽然在增加，但变化不大，前者平均为3％左右，后者平均为11.4％，远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水平。进入90年代后，尽管居民购买国债数量增加，但居民收入也有明显提高，尤其是目前财政收人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居民存款增长超过了其他所有经济指标。这既是我国在1994—1995年高通胀环境下顺利发行上千亿元国债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以后继续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个重要条件。目前储蓄存款相当于年度国债发行额的20倍和国债余额的12倍（1998年）。而且从动态趋势看，国债发行规模即使按照现行的增长速度扩大，在未来10年内，居民的应债能力也将十分宽松，远低于国际公认的水平。
二、一个悖论：过大与不足
从上述两方面分析看，必然得出一个矛盾的结论：国债发行过大与不足两种并存的矛盾观点，这也是当前较为突出的看法，也即财政本身的债务重负和国民经济、居民应债能力宽松的矛盾。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呢？本文认为：
财政的债务承受力（主要用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反映）既受制于债务数量（债务本身有内债和外债），又取决于财政收人和支出的数量。只有正确看待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才能合理地分析财政的债务承受力。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均有窄口径和宽口径之分。窄口径的财政收支是指仅考虑财政预算内的收入和支出，而宽口径的财政收支是指既包括预算内收入与支出，又包括预算外、制度外的收入与支出以及政府各种基金的收入与支出。因此在计算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时，就有窄口径和宽口径的承受力之分。本文认为只有按照宽口径计算，才能完整地反映国债在整个政府财政收支中的比重。
同样，在计算债务依存度时，不考虑政府财政预算和部分政府基金支出，也不可能完整地反映国债在整个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因此，应将预算外和政府基金支出都包括在财政支出和中央财政支出中。
三、对国债限度的再思考——资产运作与债务承受力
由于国债有赤字国债和建设国债之分，且在今天、建设国债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所以对国债限度的分析不能仅限于“现金收支”的分析，而应从“资产收入”的角度来研究，对于财政的债务承受力应从多方面考察。
所谓“资产收入”是指国债资金投资所形成的各种固定资产数量及运营收益并以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它主要针对建设国债发行、偿还而言的。由此，对于财政的收人.也不能仅限于“现金收支”。也应建立财政的“资产收支”运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