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奥诺雷在家里听父亲发表政治主张时，他不能不佩服、赞赏父亲那种口若悬河的谈吐、镇定自若的神情和乐观主义精神。此外，他也很珍惜在父亲的书架上有很多法文和拉丁文的大作家的作品，及那些过去和当时哲学家的作品，还有历史学家、诗人的抨击性文章等，这些书籍都并排地摆在一起。他非常高兴地阅读伏尔泰、卢梭、夏多布里昂以及他母亲喜爱的那些神秘作品。在旺多姆进行过的知识方面的灌输，同样也以杂乱无章的方式在图尔继续。在巴尔扎克家里，人们海阔天空神聊，讲笑话，说些怪诞和迷信的故事、文学评论，围绕着各种各样思潮以及日常琐事争论，很是激烈。奥诺雷处于这种混沌的环境中，对人们的言论谈吐、外表相貌以及环境等都留下了印象。父母，妹妹，弟弟，父母的朋友，已守寡的外婆萨朗比埃（她成天皱着眉头，住在她所不喜欢的女婿家里），还有图赖讷美丽的风景，漂亮的府邸和城里秘密小教堂，市镇的嘈杂声，阅读书籍，等等，这一切都装到了奥诺雷脑子里，并且牢记在心。他的脑子像个捕蝇器，凡是在他周围飞的蝇子，立即被他逮住。
奥诺雷在这种悠闲自得的气氛中待了几年。但是他的父亲并未放弃送他去综合工科学校的想法。1813年初夏，他被送到巴黎马雷区托里尼街的私立学校里，这个学校由伯泽兰先生和冈塞先生领导。他和其他学生一起，每天被送到查理大帝公学念书。自从在图尔过了高高兴兴、自由自在的生活后，他对必修的功课感到厌烦。
在这种动荡时期，有头脑的明智之士关心的不是文化而是政治。拿破仑回到巴黎以后，严密监视着正威胁着法国的外国军队的一举一动。1814年1月13日，拿破仑在竞技广场附近的杜伊勒里宫检阅部队，包括30个营的步兵和40支骑兵部队。巴黎市民被邀参观了这次规模宏大的阅兵式，这是气息奄奄的政权向正在参与角逐的欧洲各国军队发出的最后一次挑战。
奥诺雷和其他中学生都观看了这次充满悲壮的仪式。当拿破仑出现时，奥诺雷充满热情，真想张开臂膀，挺起胸膛，去保卫皇帝。同时，他也期望与皇帝平起平坐，享受同样的声望，领导全体人民，至少是以他的思想、勇气和才华来赢得千百万人的景仰。人生一世获得如此荣耀，那该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呀！
前线战事不断，尽管年轻的新兵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换取了一些胜利，但拿破仑节节败退。巴尔扎克夫人怕战线全面溃退，巴黎会被洗劫，在1814年3月初就去找儿子并将他带回图尔。奥诺雷对没能见到最后的战斗情景，不能为祖国奋勇杀敌深感遗憾。3月31日，联军占领首都巴黎。4月6日，参议院在塔列兰的影响下，召回路易十八并拥护其登上王位。拿破仑在枫丹白露退位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几天以后，奥诺雷回到老家，在图尔中学三年级当走读生。他对功课没一点热情，但也不算偷懒，甚至还得了个“百合勋章”。在复辟时期，这种奖发得很泛滥，其目的是争取青年人拥护新政权。在学校颁发的学年奖状上，奥诺雷的姓氏上还加赏了贵族的介词：德·巴尔扎克先生（奥诺雷）。路易十八虽然看起来精神萎靡，但是个有心计的君主。此外，国王的侄儿和发言人当古莱姆公爵，到处鼓吹忘却过去、民族和解和信仰自由，并答应要复兴国家，使之繁荣昌盛。为了欢迎他的叔叔，公爵曾两次到图尔市。第二次是在1814年8月6日，当时在一位显贵帕皮永先生家里组织了大规模的舞会。
为了参加这次活动，妈妈答应给奥诺雷缝制一件“浅蓝色礼服”，再加上浅口皮鞋、丝袜、镶边衬衫，这副打扮比起风流潇洒的骑士来也不差，给人印象也不像是穷酸相的学生了。
1814年11月1日，贝尔纳·弗朗索瓦得知他已被任命为巴黎的粮食局长。这位外省前副市长已年过68岁，这回又重振精神，准备好好干。
1814年11月中旬，巴尔扎克全家离开图尔市，搬到巴黎马富区教堂街40号定居。这个区是中产阶级、手工艺匠和形形色色的退休人员的住宅区。这些善良的人们经历了路易十六的统治、大革命、帝国，现在是怀着屈从的怀疑心情进入复辟王朝。他们希望过有秩序的、安定的、有富裕收入的生活，他们很少谈政治，宁愿听咖啡馆的马路新闻，也不想在订阅的某种报纸上发表意见。
贝尔纳·弗朗索瓦行事甚为谨慎。他为了证明对当前发生的事件甚为顺从，将奥诺雷送到由拥护君主派雅克·弗朗索瓦·勒皮特办的学校里。这所寄宿学校在圣路易马雷街9号和11号——以前的欢乐旅社里，学校离家不远。
然而，在秋天学校开课时，贝尔纳·弗朗索瓦决定不让儿子到该校注册。圣路易马雷街的这个寄宿学校办学蹊跷，让人不放心。于是奥诺雷只好回到托里尼街冈塞的老住处。他在重新命名为“王家中学”的查理大帝公学上修辞课。星期天，他在“受到很好监护”下到教堂街学跳舞。由于太分心，尽管他对父母再三保证，学习成绩却不佳。他母亲对此颇为不满，认为这是对父母不孝。妈妈有病态般的疑心症，总是心存不满，似乎每个人都冒犯到了她。她自己板着脸，却埋怨奥诺雷冷漠无情，对她不能做到忠心耿耿。为了惩罚儿子的“不孝”，她经常不让儿子享受在家聚餐的快乐。
虽然在那些所谓“科学”的功课上，他名次靠后，但在写叙述文时却得心应手。
1816年，奥诺雷中学毕业了。他离开了寄宿学校和公学，又回到家里。家里人情如常，习惯如故。洛尔和洛朗斯在女子寄宿学校就读；亨利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学校换了一个又一个，知识不见增长，性格也不见改变，老师对他很失望，妈妈却仍然很喜欢他。贝尔纳·弗朗索瓦精心保养，希望长命百岁；他希望与妻子和睦相处，妻子的脾气却越来越糟糕。但他们都十分担心长子，怕长子没有特长，日子过得不舒服。假期结束以后，他们将奥诺雷送到科基耶尔街42号让·巴蒂斯特·吉约内·德·梅维尔事务所当见习诉讼代理人。11月4日，他们还让奥诺雷在法学院入学注册，致使他在三年后能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法学是巴尔扎克家所尊重的学科。
对置身于司法界，奥诺雷一开始就很高兴。他觉得最满意的是，在这种新的工作中，能有机会深入了解人间的众多惨事。这类悲剧在大人物之间或平民阶层都有，这里面有刻骨仇恨、阴险争斗、妒忌积怨、强取豪夺，各种鬼名堂都应有尽有。在这里，巴尔扎克不仅学到了诉讼程序中的奥妙，而且明白了人们命运中的时而使人发笑、时而令人伤心的方方面面。一捆捆的材料，在他眼里就是一本本小说，是一批活生生的会呼吸、受磨难的怪诞的众生相。
奥诺雷在事务所里，与那些年轻的、没钱的、厚颜无耻的和爱逗乐的见习生一起学习司法上那套阴谋诡计。如果说公证人办公室是家具磨光、护壁讲究的厅堂，那抄写员待的大厅却是像穷人的杂物储藏室，灰尘满地，废纸糨糊成堆，还夹扎着抄写空闲时吃的饭食味道。事务所的年轻人为了活跃气氛，大家编同音字顺口溜游戏。这种游戏使奥诺雷很开心，他还经常引起哄堂大笑。
1818年4月，他父亲为增强儿子的业务能力，令其离开诉讼代理人事务所，到他们家的朋友、公证人维克多·帕塞律师事务所工作。从这时开始，巴尔扎克夫人就渴望其长子有一天能步帕塞律师的后尘，像他那样挣很多钱。奥诺雷对母亲的这种幻想并不在意，但是，他倒是有另一种希望。他在熟悉法律问题后，越来越迫切地被作家的光荣所吸引。他在帕塞律师事务所工作，也像在吉约内·德·梅维尔律师事务所一样，看大大小小的拍卖案卷时，连头也不抬。他专心致志，为的是能像读小说或哲学论文那样吸收营养，那些不是文学的、不能引起思考的以及无助于获得名声的，他觉得都是无用的。
然而，为了取得父母的欢心，他还在法学院听课。那些法律，他要在公证人事务所里观察其具体效果，而对教师的论述，他也想从理论上来分析，也就是要抽象地思考。1819年1月4日，他成功地通过了法学学士初试。但是，他根本不想继续参试。在奥诺雷看来，比起那些公认的法学大师的讲演，在帕塞律师那里学到的东西更为生动、多样化，对他的前程更为有益。他对思想上各个领域的学问都很留意。他在听当代思想杰出人物的信仰说教时，态度是介于他父亲信奉的唯物怀疑论以及连接实物科学及直觉的世界观之间。他脑子里装着五花八门的哲学体系思想，在同学面前和家人面前都捍卫这些原则。不知他是否继承了他父亲那样好夸夸其谈的个性，奥诺雷的亲人们觉得他也口若悬河。特别是在论证到神秘学以及上帝存在的基督教证据时，他像吹牛大王似的玩弄文字游戏。巴尔扎克夫人断然认为，他的儿子在日常处事方面还不老练。可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学乖，还是故弄玄虚，依然故我。如果想立足社会，还得稳重谨慎。但是他一时老成，一时想入非非，总是喜欢搞搞这个，又弄弄那个。
1819年，贝尔纳·弗朗索瓦遭了大难，那年他刚到73岁，别人要他退休。本来他年薪是7800法郎，这回只能领1695法郎。收入一旦减少，巴黎就待不下去了，因为房租、雇用仆人开支、交际费、伙食费等费用太昂贵。为缩减开支，他们不得不搬到别处去住。幸好，巴尔扎克夫人的堂兄克洛德·安托万·萨朗比埃在帕里西城的莫街买了一座房子，同意以低价租给这家惊惶不安的亲戚。这个村子有居民500人，离首都不过25公里。村民们却认为，巴尔扎克一家是最尊贵的贵族，他们有文化，爱好写作，举止大方。总之，是一家叫人放心的好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