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以来，巴尔扎克想重新拿起笔，想想这段小说情节，又想起另一个情节，但总是决定不了写什么。他终于排除其他题目而采用朱安党人的题材。从1827年起，他找到题目：《小伙子》，甚至还有撰写告读者书的计划，由于不想署真名，他曾选用维克多·莫里永的笔名。不久，有感于人物的活动，他在序言中放弃用笔名，决定在《小伙子》一文中签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名字。
然而，他确信作品如果仅是重现气氛和时间是不够的，他必须到现场收集第一手证据并研究故事发生的场所。由于考虑到事情的真实性，对人对事都得关心，要考虑到人物的面孔、风景、小摆设、习惯动作、穿着、讲话、饮食的方式，这对一个人的性格来说比冗长的心理分析要好得多。他对构思的人物的描写要精细，这些人物也关心他的手稿，他们有血有肉，讲话声音、穿着，身上的气味都历历在目。这些幻觉从头脑传到手里，这已经不是描绘的形象，而是在孤寂的生活中接待具体人物。
他希望读者能像对待活人、伙伴一样接受他们。
德·贝尔尼夫人每天都到卡西尼街看望他，鼓励他从事写作。巴尔扎克的朋友拉图什是个爱唠叨和乐于助人的人，他也向巴尔扎克保证，旺代的冒险故事是个好题材，读者准会认为是抢手货。此外，历史小说很时髦。巴尔扎克想，这已经不必再犹豫，得快马加鞭，法兰西全国都在等待他的新作。但是，他发誓在没有参观戏剧主人公生活的地区前决不动笔，他已对此略见端倪。恰好，他想起他的父亲在图尔与省长弗朗索瓦·勒内·德·波默勒尔很要好。省长虽已于1823年逝世，他的儿子吉尔贝是位退休的将军，居住在朱安党人的故地中心富热尔。他在城里有一座漂亮的房子，在附近的乡下有两处别墅。巴尔扎克在巴黎时已与他会过面，心里很踏实，他在信中请求他恩准在那里住些日子。
德·波默勒尔将军回信中说很高兴接待他，巴尔扎克立刻登上了布列塔尼的驿车。他下榻在阿朗松，顺便游览了该城，他怀着探险者的热情抵达富热尔。将军和他的夫人像接待相处很久的老朋友那样热情，其实他们刚认识。波默勒尔男爵夫人比丈夫年轻多了，对这位多嘴多舌、眼睛闪光的新来客人挺喜欢，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路途上坐着破车经历的难受的旅行插曲。
他到达没几天，在客人与主人之间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喜欢他的房间，非常爱吃早餐中的脆饼，热情地听着将军讲内战中的故事。每天早晨他跟将军到荆棘丛生的荒野和茂密的树林里去，那里过去是朱安党人藏匿准备伏击的地方，城堡四周是叛乱者头目们开会的地方。在导游的带领下，他会见了悲剧的幸存者，询问那些记得蓝党残酷和恐怖的教士，他把听到看到的一切都作了笔记。不过，巴尔扎克担心资料太多记不住，而且，能否用这些材料充实他的小说？他开始谨慎地用它草拟前几章。德·波默勒尔夫人不喜欢他选定的小说名字：《小伙子》，他就用另一个名字：《朱安党人或30年前的布列塔尼》，后来又用《最后一个朱安党人或1800年的布列塔尼》；最后于1841年，简洁地定名《朱安党人》。
拉图什从巴黎给他写信，催促他赶紧干完准备工作，带着手稿回卡西尼街。德·贝尔尼夫人也抱怨再一次被遗弃了。
最后，巴尔扎克终于撤营了。他没有回到卡西尼街去，而是躲到凡尔赛的父母身边和叙维尔家。1828年9月15日，他在那里给德·波默勒尔将军写了一封感谢信，谢谢将军在富热尔期间对他的盛情款待。
虽然拉图什看他精雕细刻文章有点不耐烦，但是巴尔扎克不愿仓促从事，这部作品应该是无可挑剔的。这本书分两册，是质量上乘的八开本，而不是普通的十二开本。直到10月末，他才回到卡西尼街住所，在那里找来拉图什，给他看他的小说。巴尔扎克对朋友挑剔的见解已很习惯，等待着严厉的批评。
拉图什已被奥诺雷的书所征服，担任该书的出版和推销工作。他与出版商于尔班·卡内尔谈及此事，由于卡内尔对负责此事犹豫不决，拉图什决定自己负责排版费用。但是，别人不愿印体面的八开版，认为用一般的十二开本就行了，全书分4卷本。1829年1月13日，手稿由拉图什交给印刷商。1月15日，与于尔班·卡内尔签订合同：初版发行1000册，支付给作者微薄的报酬1000法郎。书页上，第一次写上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名字。巴尔扎克衡量了在读者面前暴露真实姓名的风险。但是，他已意识到，今后要摆脱单纯制作作品，而要实现创作艺术作品，必须有勇气使用真名。为了使作品完善，他在校样上再作修改。
这本书于1829年3月从印刷厂印出。在向巴尔扎克发样书时，巴尔扎克给德·波默勒尔男爵的信中说：“这本书有您的一份贡献，因为事实上，有些珍贵的片断是您在喝着美酒和吃黄油脆饼时详尽和慷慨陈述的。从作者的心，直至他的笔法和回忆，这一切都是您的。”
对《朱安党人》的出版，和期待的结果相反，批评界却十分冷淡。只有勒普瓦特万的报纸《海盗》上有一篇赞扬的文章，另外一篇是登载在1829年4月12日的《费加罗报》上，那是直接关心新手成就的拉图什写的：“有诗情雅意，表达有力，色调绚丽，品位很高。”但是他也忍不住揭露总体来看“十分单调”，剧情“混乱”，描写段落冗长，“将读者想象力引入歧途”。《全球报》指责巴尔扎克的语言“错误和矫饰”，经常离题。《软毡帽报》还比较客气：“此书情节太复杂，令人困惑，写作缺乏经验，性格描写不突出。在此以外，风格低下，而作者以此作为风格特色。”只有《百科全书杂志》敢说：“《最后一个朱安党人》的女主人公是非常真实的，令人赞叹的，报道可靠，堪称楷模，可能是法国第一部历史小说。”但是，这个赞扬来得太晚了。到1829年6月，只卖出300册书。
拉图什对这次出版《朱安党人》赔钱感到惋惜，暗地里因这次失败怨恨巴尔扎克。《朱安党人》的垮台也使他们的友谊垮台了。奥诺雷还不让他的亲人对他最近发表的作品妄加评论，他特别不爱听母亲对他的斥责。
然而，他不能长期远离妹妹，妹妹是他最知心的人。对书的质量，她好歹能给些安慰。尽管书的销路不好，她认为他在事业上已打开了路子。她为他感到骄傲，并把他介绍给在凡尔赛和附近的朋友。欧仁·叙维尔把他介绍给一个过去在理工学校的老同学，现在担任凡尔赛附近圣西尔学校的研究部主任的弗朗索瓦·米歇尔·卡罗。他的夫人是一个33岁的女人，她虽不漂亮，但为人坦率，很机智，颇有男子汉雄赳赳的气派，在家人中颇有影响。面对这个女人，奥诺雷不知道他是否需要这个性别上是女子，而风度上既有使他困惑而又讨他喜欢的男子式的人物。经过几次拜访后，他就发现从卡罗夫妇那里能得到一种新的友谊聊以自慰。
他需要这种友谊，因为，一回到家里见到父母，碰到的只是悲伤和怨恨。他母亲指责他是不孝之子，自己没法养活自己，却把钱浪费在买小摆设和梳妆打扮上。而洛尔想方设法向父母解释，一个作家需要安静和舒适的环境以生产他的杰作，但无济于事。
贝尔纳·弗朗索瓦的身体每况愈下。尽管他有长寿秘方，吹牛能活到百岁，在83岁时，还是离世了。1829年4月末，医生对他的身体越来越担心，说是肝里长了瘤子，需要紧急手术。手术在医院进行，没有成功，他于1829年6月19日去世。追思祭礼两天后在圣·梅里教堂举行，遗体埋在拉希兹神甫公墓。
由于死者早已将命运押在养老上，他的寡妻处境就很不妙。在清理夫妇共同财产时，她的嫁妆、母亲和侄儿的遗产，总值不少于20万法郎，但资产不过15万法郎。但巴尔扎克全家都继承不了遗产。奥诺雷在1826年7月1日提前支取3万法郎；1828年12月6日，洛尔的嫁妆支取了同等数额；此外，巴尔扎克夫人答应在第二个儿子到30岁时，给他1.5万法郎，同时，马上要付给她以前的那个讨厌的女婿蒙塞格尔1.5万法郎。奥诺雷因外出旅行，没有参加公证人的会议。然而，父亲的死使他感到很痛苦。尽管他取笑老爹那种养身防老的恶癖和治疗，但对父亲还是很感激。他从来没有感到与父亲有什么隔阂，虽然他总觉得自己在家庭中是个外来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