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田切万寿之助装出一副很认真负责的态度，一本正经地将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言，通过外交照会的方式抛向了大清帝国外务部（1901年，总理衙门改组成外务部）：
探得大阪山下忠太郎、菅野源之助、上田元七及中井义之助等四名系伪造钞票人犯。共谋与造中国通商银行伪钞票十元及五元两种，则元七嘱其在大阪石印业亲友浦上文助刷印十元钞票六百五十五张，上田元七将该钞票四百零五张交中井义之助，使前田某等二人。上田将其余二百五十张藏匿后将此致交付山下忠太郎及菅野源之助等二人，使之行用，原版票纸存置家中。又山下忠太郎虽欲与造五元伪钞票未果广造，仅造得五元伪票一百张。悉数拿获于与伪票人犯，并搜出伪票全数及在大阪地方所造机器原板用纸等物，而伪票恐其散失，当经全数烧毁原板机器等物，紧要部位尽行毁灭。[9]
小田切万寿之助还在照会中承诺说，日本政府查处的假币都已经烧毁了，以后也不会出现挤兑谣言了。
但让盛宣怀气愤的是，日本人居然说，“伪造他国钞票日本法律无专条”。也就是说，山下忠太郎这几个造假钱的家伙引发了通商银行挤兑，现在就凭日本外交官一句话，就可以轻松逃脱法律制裁。盛宣怀坚信，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撒谎，因为通商银行的银行券都是由英国的印刷公司印刷的，中井义之助几个日本土鳖在私人作坊捣鼓出来的通商银行银行券，还敢趁着挤兑的风口浪尖来兑现，岂不是自投罗网？
如果是专业造假，那么中井义之助这几个人的脑子肯定有毛病，辛辛苦苦冒着国际风险，才造出几百张五元十元的银行券。他们完全可以造面额更大的，总量更多的假钱。更令盛宣怀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中井义之助通过贸易公司，将在日本国内造的假钱拿到中国来用，这可以说是一种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既然是有组织，那么他们造假的数量就应该很大，而事实上日本警察在大阪搜查出的假币并不多。
根据日本的外交照会来推断，日本人用高成本造少量假币，在银行挤兑期间去兑现，这根本就不符合造假的风险常理。由此更加可以确定，在假钞案的背后，一定是有组织地通过公司将之前抢劫的钱运到上海变现，制造假钱恐慌。盛宣怀现在终于明白，日本方面的照会函是有意通过几个小老百姓，或者说操控几个日本浪人来掩盖日本抢劫通商银行的强盗行径，日本的真正目的是崩断自己的资金链。
通商银行自开业以来共发行货币130万两。而在这一次的挤兑风潮中，一个星期内就兑现了70万两。如今日本造假钱者被英国巡捕逮捕，再加上汇丰银行的帮助，盛宣怀总算躲过挤兑破产的劫难。可问题是，奕劻收到日本人的照会后，假币案居然也就稀里糊涂结案了。小田切万寿之助带着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找到盛宣怀，商洽汉阳铁厂借款的事情，主动提出日本愿意助汉阳铁厂一臂之力，而且条件绝对比德国人优厚。
现在的通商银行资金链紧张，如果过几天再冒出个假钞案，通商银行最终的命运就是破产。日本人以毒攻毒的招术，将盛宣怀彻底逼向借款的境地。盛宣怀随即用日本人的贷款条件跟德国人讲价。德国方面坚持要求在担保物方面增加轮船招商局，可是袁世凯已经掌控了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岂能擅作主张？
小田切万寿之助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分别在上海、北京两地对盛宣怀进行轮番轰炸式谈判。日本政府愿意出面让日本银行向汉阳铁厂贷款三百万日元，贷款期三十年，汉阳铁厂只要提供厂矿、附属铁道、建筑物及机器等一切物件作为借款抵押。日本方面提出，在贷款期内，贷款方不得将借款抵押物转让于他国政府和私人。外务部长奕劻接到盛宣怀的报告，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话：“矿山运路作为担保，甚有流弊。”[10]
现在，汉阳铁厂确实需要一笔巨额资金来运转。盛宣怀思前想后，特意请示了张之洞，张之洞根本没有料想到日本人的借款抵押会是一个长久侵占大冶铁矿的圈套，他对拿矿山作担保表现得相当轻松：“凡借洋款，必须作保，况得道湾山厂运路，系商购开，虽指山作保，亦与大局无妨，更无窒碍。”有了张之洞的话，盛宣怀再次上奏外务部，奕劻也只有勉强同意。
1904年1月15日，盛宣怀同日本签订了所谓“大冶购运矿石预借矿价正合同”，计十项条款。汉阳铁厂向日本兴业银行借入日金300万元，30年为期，年息6厘；以大冶矿山、矿局现有及将来接展之运矿铁路、器厂为担保，并不得将此担保或让或卖或租于他国官商；大冶铁矿聘用日本矿师驻矿；以制铁所按年所购矿石价值给还本息；每年收买头等矿石至少7万吨，至多10万吨。[11]
300万日元贷款只是汉阳铁厂落入日本圈套的一个开始。日本农商务、外务、大藏三省大臣之后屡次召开联席会议，要求政府看准时机，在避免与英国和德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使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的开采权完全归于日本。日本首相桂太郎向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发出政府训令，为谋取日本在汉口的权力，汉口总领事必须按照内阁的计划执行。[12]
盛宣怀为了避免汉阳铁厂以及随后建立的汉冶萍集团落入袁世凯之手，再加上他本人难以抵御权力与利益的诱惑，于是在一桩致命的假钞案的逼迫下，汉阳铁厂和汉冶萍集团最终落入了日本政界跟商界的圈套。盛宣怀一步步地答应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导致中国政府逐步失去了对汉冶萍的控制权，使之成为日本重工业复兴的重要资源基地。通商银行假钞案令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惶恐不安，一场金融保卫战正在酝酿。
一次难产的货币体制改革
一个濒临破产的朝廷
1904年2月22日，紫禁城天寒地冻。
西北来的寒流冲破了朱红宫墙，大红灯笼在寒风中摇摆。皇家护卫队浩浩荡荡地走向午门，轿夫抬着两顶蓝呢大轿紧跟着护卫队，轿子旁边有一个小太监跟着一路小跑，轿子后面还有持枪的洋人警卫队。过午门时，小太监将腰牌递给值守的宫廷侍卫，宫廷侍卫很认真地对轿子中的两位洋人进行了安全检查，确保这两位洋人身上没有携带管制枪械。小太监告诉侍卫，两位洋人是皇帝的客人。[13]
这两位洋人最后被带进了乾清宫。正在乾清宫等候客人的光绪皇帝面色苍白，精神状态跟新年的喜庆气氛一点儿都不匹配。第一位上前向光绪皇帝脱帽行礼的洋人名叫康格（E.H.Conger），是美国驻华公使，曾多次携夫人参加过宫廷晚宴，慈禧太后还曾赠送其夫人手镯。[14]康格像老朋友一样给光绪皇帝介绍了身边的洋人：精琪（Jeremiah Whipple Jenks）。此人是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委员、总统特使。
光绪皇帝记不住康格身边这个洋人的名字，于是翻译官耐心地向光绪皇帝解释，康格介绍的陌生人中文名叫精琪，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大学的教授，在美国经济学界享有盛名，连美国总统遇到经济问题都要经常向精琪请教。光绪皇帝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位书卷气十足的美国人，是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
是的，现在，帝国经济出了大问题。
鸦片战争前，针对中国白银大量流向海外的问题，林则徐曾经向道光皇帝提交过一份货币改革的报告。林则徐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白银外流的贸易与汇率关系，希望大清帝国能铸造国际通行的银币。道光皇帝在经济方面学识很差，整整琢磨了八年，才明白林则徐的货币改革方案的好处。后来，林则徐成为道光皇帝禁烟的不二人选，也许皇帝认为，只有控制住鸦片交易，才能遏制沿海的国际炒汇交易。[15]遗憾的是，林则徐的南下禁烟触动了鸦片贸易大佬——英国商人的利益。最终，一场国际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
《南京条约》签署后，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均涉及巨额的战争赔款。签署《马关条约》时，两点五亿两赔款已经搞垮了中央财政。从1901年1月开始，国际银价开始暴跌，到1902年12月已经暴跌了23%。《辛丑条约》签署后，欧美列强希望拿到手的是能够保值的黄金，英国首席商务谈判代表马凯（J.L.Mackay）就向中方提出，战争赔款必须以金价进行结算。
白银价格下跌两成，国际金价走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每年要多支付给列强1100多万两白银。[16]清政府1901年的财务报告显示，政府的财政年收入为8820万两白银，支出为10112万两，财政赤字达1300万两。政府每年还要支付战争赔款1900万两，如果再加上金银汇率波动造成多支出的1100多万两，清政府的财政就要破产了。光绪皇帝相当清楚现在国家财政存在的问题，这远比财务报表上所展现的糟糕多了。
清政府一直推行货币双轨制，民间交易以制钱结算，财政以白银结算。在国际交易过程中，中国一直采取银本位制。1872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欧美国家加大了工业发展力度，对矿产资源的开发迅速扩张。德国、美国均发现了超级银矿，全球的白银总产量在不断提升，银价长期处于下降趋势，于是西方国家转而采取金本位制度。[17]实施金本位制的国家与中国进行金融和贸易时，要求中国根据国际银价来进行结算。
光绪皇帝登基的前一年，日本出兵台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领淮军精锐巡视台湾生番。为了巩固台湾军事防卫，沈葆桢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白银，汇丰银行当时提出了一个还款条件：借银还金。国际银价以英镑兑换比率，从1872年的79.75便士下跌到1902年的31.2便士，30年间跌落了60.9％，每年跌幅超过3.4%。台湾防卫贷款如果按照白银结算，汇丰银行将亏损6.8万两白银。
早在《辛丑条约》谈判之初，列强们就提出要以黄金结算。黄金结算让李鸿章如芒在背，为了避免赔款带来的汇率损失，李鸿章就“还金还银”反复跟列强进行谈判。一开始联军统帅瓦德西态度强硬，拒绝了李鸿章提出的还银条件。李鸿章威胁，如果不接受还银条件，列强可能一两银子都拿不到。于是，列强在《辛丑条约》上签了字，但随后白银的暴跌导致列强们迅速变脸，又要求用黄金结算。
李鸿章在签约时气得口吐鲜血，割地、驻军让清政府沦落成像朝鲜、越南那样的藩属国。列强对结算币种反悔后，4.5亿两战争赔款的汇率损失成为压垮政府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两成五的财政收入白白地损失了。光绪皇帝相当清楚，支付《辛丑条约》的赔款需要帝国进行大量的国际贷款，清政府还将遭遇上千万两的汇率损失，再加上铁厂、电报、铁路诸多工商业贷款，中国的汇率损失将超过三千万两。
清政府执政精英现在最苦恼的不是汇率损失，而是本国混乱的货币体系。英国首席谈判代表马凯的一句话，击中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痛处，他说中国的货币体系实在太混乱了。早在咸丰皇帝期间，户部曾推动过货币改革，发行过钱钞和银票两种纸币，但一度被寄予厚望的钱钞和银票将中国拖入了通货膨胀的泥潭，传统的制钱体制濒临崩溃。1883年的金融危机又冲垮了传统的钱庄票号，实体经济也卷入了金融危机之中，整个货币体系崩溃了。
帝国官员开始疯狂地玩造钱游戏
早在1887年，北京方面就下令沿海各省使用新式机械来铸造优质钱币，重塑制钱的价值，平衡金融与实业的发展。为了回收旧式制钱，政府允许商民在缴纳商业税与盐税时可以搭用制钱，并要求地方政府收回旧式制钱运送到京师集中处理。[18]货币铸造权下放到地方后，地方官开始大规模发行制钱，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中央预期的调控目标落空。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看准了机会，认为中央既然将制钱铸造权下放地方，那么地方一样可以申请铸造银元来对抗市面上的西洋银元。1887年2月，张之洞给北京方面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批评外国银元搅乱了中国货币体系。张之洞指出，外国银元不仅在广东，在其他地方也有流通，不少外国货币已经“霉黑破碎不可辨识”，可“民间争相行用”，导致“利归外洋，漏卮无底”。张之洞认为，国家“铸币便民，乃国家自有之权利”[19]。
张之洞将货币推向了商业民族主义的高度，他建议中国通过新式机械自铸银元来驱逐外国银元。在维护中国主权货币地位的同时，自铸银元还可以填补铸造制钱所产生的损失。张之洞向北京方面推销自己铸造的样品，“刻镂精工，成色有准，较之东洋银钱有过无不及”。
张之洞对广东铸造的银元样品相当有信心，“商民既肯用洋铸之银钱，岂有转不愿用中国自铸银元之理”？当时，市面上的外国银元已经遍布全国，一旦中央下令禁绝外国银元，很容易引起国际外交纠纷。张之洞建议“不禁外国之洋钱，又不强其必用官铸之银钱，于市面、民情两无纷扰”。
张之洞的报告令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振奋。没错，商民宁愿用发霉的外国银元，也不用中国的制钱，可见银元已经取代了制钱在民间的流通地位。北京方面很快批准了张之洞在广东试点的报告。1890年，两广政府第一次发行了地方铸造的银元。[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