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空手套白狼，借假币抢资源
通商银行假钞案引发的挤兑潮
1903年2月4日，凛冽的北风裹着寒潮南下，大街小巷行人稀少，毫无过年的喜庆气氛。通商银行上海分行的店门一打开，一个戴着小毡帽的小伙儿就进店了，他从棉袄里摸出一张该行钞票，快速递给柜台员工，要求兑换银两。柜台员工反复摸了摸钞票，眼珠子越鼓越大，脸色越来越怪异。[1]
毡帽小伙儿是上海钱庄的职员，经常到通商银行来办理业务，跟柜台员工相当熟。小伙儿看柜台员工的脸色越来越不对劲儿，正欲转身出门。这时柜台员工突然站起来，冲着柜台外的银行安保人员一声大喊：“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毡帽小伙儿迅速被通商银行的安保人员给摁在地上。柜台员工将假钞递到了毡帽小伙儿面前：“具体情况你到衙门里去说吧。”毡帽小伙儿很快被送进了上海县大牢。
盛宣怀正在办公室跟德国人商洽汉阳铁厂贷款事宜。德国人的条件十分苛刻，一笔四百万马克的贷款居然提出要用招商局、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以及卢汉铁路作抵押。如果袁世凯知道德国人的这个条件，肯定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德国人的目的很明确，只要盛宣怀答应了贷款条件，日本人从大冶铁矿离开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通商银行员工慌慌张张敲开了盛宣怀办公室的门，把钱庄员工使用假钞的事情向盛宣怀进行了汇报。盛宣怀一下子蒙了，假钞？不要命了？一问，人已经让县衙给关起来了。
消息传出之后，上海“市中大闹”。各店铺、钱庄纷纷拒绝使用通商银行的纸币，这导致很多持有通商银行纸币的人纷纷去兑换现银。
2月5日，盛宣怀一大早就坐在通商银行的办公室。银行的门刚一打开，上海滩的商家掌柜、东家什么的就一窝蜂拥向了柜台，要求通商银行兑现开出的银行券。盛宣怀表面在满面笑容地接待着客户，实际上身上早已是汗流浃背。只要客户们不断提现，通商银行就会被挤兑拖垮。
更让盛宣怀心寒的是，五元、十元的假钞不断被验出。有了毡帽小伙儿用假钱被抓进大牢的先例，柜台员工一见假钞就当场撕掉。营业窗口顿时变成了演武场，情绪激动的银行券持有人爬上柜台，甚至有人向柜台员工丢砖块。整个营业窗口乱成一团，盛宣怀一看场面已经失控，立即报请巡捕房将打砸的闹事者给抓起来。
盛宣怀陷入了泥潭之中，一旦拒绝兑换银行券，通商银行的信誉将不复存在。1883年金融危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遭遇挤兑，中央立即派出专案组接管了胡雪岩的产业。这一次袁世凯完全可仿照1883年金融危机的陈例，以维护地方稳定，确保金融安全为由，向中央提出接管通商银行的建议。
现在的袁世凯已经有一个庞大的改革计划：金融与实业并举。
在跟盛宣怀争夺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的过程中，袁世凯于1902年从天津海关、银元局以及北洋各局调拨一百一十万两银子作为股本，在天津成立了天津官银号。天津官银号也完全按照现代银行的运作模式，借助公帑搞社会储蓄和发行银两票、银元票和钱票，以此来集聚大量官民资金，以低息放款方式将集聚之资金借垫于私营企事业。
1900年之前，袁世凯就曾向北京提出建议，希望朝廷能开办一家由中央控制货币体系的银行，但战乱跟繁杂的行政程序让国家银行的开设计划一拖再拖。袁世凯总督直隶后，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天津官银号成了中央银行的地方试验品，在全国各地开设了32家分号。国家银元局在1903年的年度计划中，决定将20批1100万枚银元拨解天津官银号，由该号会同地方政府选择殷实钱铺40家，“取连环保结”承领，再由钱铺投放市面。[2]
找主谋抓真凶，到底谁操控了假钞案？
假钞案背后的主谋是袁世凯吗？
天津官银号成立之前，通商银行是户部的绝对大客户，银元的发行都是走通商银行的渠道。盛宣怀一直谋求将通商银行推向中央银行的地位，现在天津官银号正在取代通商银行的货币发行权，袁世凯利用统率北洋的行政之权，将天津官银号一步步推向中央银行的位置。
通商银行是天津官银号向中央银行转变过程中的最大竞争者，一旦通商银行因为假币出现挤兑，天津官银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重组通商银行。没错，通商银行利润丰厚，是盛宣怀跟商人们最牢固的结盟平台。一旦天津官银号重组了通商银行，袁世凯的银行将成为中国第一大银行，商人们自然就会站到袁世凯的阵营，北洋要收归汉阳铁厂那样的“瘠土”，盛宣怀就再也没理由嘲笑北洋没钱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重组计划，天衣无缝。
但盛宣怀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臆测错了。国际舆论对袁世凯“以石压卵”的批评不绝于耳，这些批评自然有利于阻止袁世凯吞并汉阳铁厂。可又会是谁在造袁世凯的谣？自己正在跟德国人谈借款，难道是德国人？通商银行的股东跟汉阳铁厂股东为同一批，一旦通商银行出现问题，汉阳铁厂的资金链就会立即断裂。如此一来，德国人到时就没有机会吞并汉阳铁厂了。
汉阳铁厂的资金链攸关煤矿、铁矿、铁厂、铁路的生死，汉阳铁厂一旦陷入瘫痪破产，日本人将成为最大的赢家。早在1898年，汉阳铁厂已经跟日本人签订了《煤铁互售合同》，1903年是合约执行的最后一年，汉阳铁厂一旦破产，日本绝对不会给德国人机会，他们会手持合同接管铁矿等企业，大冶就会成为日本振兴民族工业的原料基地。
西泽公雄一刻也没有闲着，他将盛宣怀与德国人商洽借款的情报发回日本。日本内阁召开了部长会议，再次强调执行1902年的计划。小村寿太郎向小田切万寿之助连发电令和机密函，将其同有关阁僚咨议及召制铁所长官磋商的贷款条件和矿石购买合同的修订要领知照进行传达。日本内阁命令小田切万寿之助“以此为基础与盛氏进行交涉”。
日本内阁早已掌握了盛宣怀跟袁世凯内讧的情报，他们更希望打交道的人是盛宣怀。在日本政界和军界看来，袁世凯是大清帝国典型的鹰派人物，日本曾经在朝鲜策划了两次内乱，甚至劫持了朝鲜国王，两次都是袁世凯领兵平定朝鲜内乱。现在，袁世凯统率北洋，日本在东北很难获得新的利益，而日本在1898年已经成功地跟盛宣怀达成了交易。一旦袁世凯掌控了汉阳铁厂，日本人在大冶铁矿的计划可能要全盘落空。[3]
武汉身为大清帝国的腹地，一直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而且德国人在汉阳铁厂的根基也很深，日本内阁可不想在武汉发动一场战争，那样会令日本陷入孤立状态。日本希望通过资本援助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将大冶铁矿控制在自己手中。小村寿太郎在给小田切万寿之助的密电中反复强调：“对大冶铁矿的方针在于使其与我制铁所的关系更加巩固，并成为永久性的；同时又须防止该铁矿落入他国人之手，此乃确保我制铁所将来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直以来，贷款是日本内阁套牢盛宣怀的方针。
日本内阁要求小田切万寿之助在谈判的时候，“借款期限亦当以尽可能的长期为得策，故特定为三十年”，“大冶铁矿本身不能归他国人所有，固不待论，即其事业之经营也须防止落入他国人之手”，“除铁矿以外，其附属铁道、建筑物及机器等一切物件均必须作为贷款抵押”，中国方面“不得将上述抵押品出让或再抵押与他国政府或私人”，同时“还必须要求对方承诺雇佣我国工程师”[4]。
垄断汉阳铁厂及其整个工业集团已成为日本内阁的决心，雇用日本工程师，意在赶走德国人与英国人。现在，日本无法干涉德国人给盛宣怀贷款，但是他们可以先将盛宣怀的信誉败坏。盛宣怀很快意识到，日本人才是这场阴谋的幕后黑手。一旦通商银行因挤兑而破产，德国人考虑到贷款风险肯定会自动退出竞争。为了对抗袁世凯重组汉阳铁厂，盛宣怀一定会接受日本方面提出的苛刻贷款，如此一来日本就可以垄断大冶的铁矿石资源，甚至操控卢汉铁路。
盛宣怀已经没有退路，他第一步要做的是平息通商银行的挤兑风潮。盛宣怀将通商银行保险库里面的金条、银锭以及自己家里所有的金银首饰，全部装箱连夜运到汇丰银行。汇丰银行曾经为胡雪岩贷款数十万两，1883年金融危机后，盛宣怀重返轮船招商局管理层，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新贵，汇丰银行自然乐意跟他做生意。经过谈判，盛宣怀的大箱金银首饰抵现七十万元，汇丰银行代通商银行收兑银行券。[5]
1903年2月6日，有一个客户拿着四千元钞票到汇丰银行兑现，汇丰银行的柜台员工将客户的钞票跟通商银行提供的假钱一对比，发现其所持钞票全部都是假钞，于是将此事告知英租界内的巡捕房，租界巡警将客户带回巡捕房审讯。一审，发现这是个日本人，名叫中井义之助。中井义之助不禁打，三下两下就招了。
中井义之助说自己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假钱是从几个朋友手里拿的。这几个朋友要通过自己的贸易公司将他们的钱流出去，没想到通商银行发生了挤兑，所以他就想将手上的假银行票兑换成金子或者银子。盛宣怀一听，前天晚上自己一直在脑子里琢磨的可怕预感出现了，难道当年通商银行北京分行被抢的主谋是日本人？
1900年6月15日，日本少将司令官福岛安正带着一干人马开进了肃亲王府，后来就发生了通商银行北京分行被抢的悲剧，通商银行的银元、银行券被抢劫一空。[6]
日本内阁焦急的贷款计划，蹊跷的假币挤兑，让盛宣怀怀疑是福岛安正的部队在驻进肃亲王府后抢劫了通商银行。盛宣怀怀疑福岛安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00年日本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福岛安正抢银子已经成为一个任务，一个可以帮助日本渡过危机的政治任务。
日本军队已经将假钞给抢走了，却在盛宣怀跟德国人洽谈贷款的时候拿出来，显然是为了制造恐慌引发挤兑危机，这样一来，日本内阁一直密谋的贷款计划才能顺利实施。福岛安正从大清帝国户部抢回去的银子正好可以转手借给汉阳铁厂，这种“以华制华”的策略简直就是在空手套白狼，用中国人的银子霸占中国的铁矿资源，从而完成日本振兴重工业的宏伟计划。
盛宣怀思前想后，目前还不能马上断定中井义之助手上的假钞就是来自福岛安正率领的部队所抢的那些，因为此时贸然下结论将带来更大的外交麻烦。更为离谱的是，《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执政精英跟日本军政界走得更近，福岛安正的干将川岛浪速就与肃亲王善耆结成了金兰兄弟，善耆的第十四格格爱新觉罗·显玗还过继给了川岛浪速当养女。[7]显玗后来改名川岛芳子，也带给中国人民无尽的灾难。
日本人给盛宣怀出了一个难题。袁世凯一直在逼盛宣怀交出轮船招商局和津沪电报局的督办大权，甚至还得陇望蜀，觊觎汉阳铁厂。一旦此时得罪了清政府亲贵，招惹上外交麻烦，盛宣怀连铁路督办一职都难保。因此，盛宣怀决定，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由大清帝国外务部跟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日本方面查清楚中井义之助使用假钱一案，揪出幕后主谋。因为这关系到大清帝国的货币安全问题，更关系到大清帝国的财政安全问题。
日本人翻云覆雨玩阴谋，抢不到资源不罢休
外务部大臣奕劻接到盛宣怀的问题报告后，立即紧张了起来，一旦日本人拿着假钱来颠覆大清帝国的金融，那可就会危及国家的金融安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奕劻跟肃亲王善耆一样，没来得及逃跑，后来一路追着逃跑的皇帝与太后。慈禧太后下令奕劻会同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谈判，一直庸碌无为的奕劻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最终和谈成功，奕劻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新的领袖级人物。而这一次的假钞案又给了奕劻一个独立展示外交才能的机会。
在任何一个国家，假币都是令人深恶痛绝万般唾弃的。日本人居然敢在中国的银行用假钱，奕劻深知自己这一次能得到国际上的声援，这也是巩固自己在帝国权力中枢地位的大好机会。所以，奕劻马上义正词严地给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发了外交照会，希望小田切万寿之助配合英国巡捕，就中井义之助使用假币蓄意破坏大清帝国金融稳定一案给北京一个说法。[8]就在奕劻同小田切万寿之助交涉期间，西泽公雄已经完全掌握了盛宣怀跟德国人商洽借款的机密。小村寿太郎在给小田切万寿之助的密电中下令，全力拿下盛宣怀的贷款，打消德国人对大冶铁矿的念头。此时，到底怎么处理中井义之助使用假钞案，已经成为日本外务省和内阁最为头痛的事情，尤其是英国的巡捕已经从中井义之助口里审出了同谋，一旦1900年抢劫的丑闻也给牵涉出来，肯定会引发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的强烈抨击。
小村寿太郎现在很窝火，日本一直在跟德国洽谈签订盟约一事，以遏制俄国在胶州湾的势力，但是首相桂太郎更倾向同英国结盟，毕竟在大清帝国的地盘上英国人是老大。1902年，日本与英国签订盟约之后，德国皇帝很不高兴，中井义之助假钞案很容易成为德国人攻击日本的把柄，美、法、俄等国会站到德国人一边。迫于欧美国家的外交压力，北京方面一定会让盛宣怀与德国人进行贷款交易。这样一来，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肯定会受到损害，尤其是钢铁产业将受到重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