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官制改革命令发布后，盛宣怀开始密谋轮船招商局去“官督化”，“应照商律，即由各股商公举总理、协理、办事董、议事董。”盛宣怀在给郑观应的密电中称：“如蒙大部批准，年内即由商股公举总、协理及各董事，自明年正月起即归商办，届时必须预先电请各省埠股商公举代表，到沪会议一切章程，以符公理而救危局。”
1907年3月4日是轮船招商局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作为轮船招商局的大股东，盛宣怀希望郑观应能够动员香港其他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联手驱逐北洋的官方代表。1907年2月14日，正月初二，郑观应给盛宣怀回电，在电报中谦卑地自称“门下士”，详细汇报了自己动员香港股东的细节，说轮船招商局香港总办卢冠廷愿意站在盛宣怀一边。[49]
盛宣怀担心光凭卢冠廷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影响香港股东，于是秘密派遣好友温宗尧回香港动员，希望能联合广东、香港的股东一起抵制袁世凯的代表徐润。徐润在1883年金融危机中被盛宣怀清理出局，袁世凯此次派遣其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徐润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他万万没有想到盛宣怀再次出手了。
万事俱备。1907年3月4日，徐润在香港杏花楼召集股东大会。盛宣怀万万没有想到，以广东潮州巨商张振勋为首的股东突然参加大会，张振勋总股本高达8000多股，[50]一举超越了温宗尧、郑观应在香港召集的股份。张振勋尽管是通商银行的董事，却因为在直隶辖区进行了大量投资而跟袁世凯的关系更亲密。
1907年的香港股东大会否决了江浙股东的提议，通过了由轮船招商局“现任总办、会办遵照公司律报商部注册，无须另派股东及被人专任注册事”的决议。股东大会导致江浙商帮与广东商帮在轮船招商局的对立公开化。因张振勋久居香港、南洋一带，江浙商人便将其视为“港商”，盛宣怀对张振勋这样的“港商中阻”[51]相当愤慨，他很快意识到，以自己的政治力量远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必须借助第三方势力对抗袁世凯。
“官屠”洒泪谏言，打击政敌
1907年5月3日，慈禧太后任命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
邮传部，1906年11月6日成立，是中央发布官制命令当天成立的一个全新的中央部级单位。邮传部分设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庶务五司，以往南北洋主导的电报、轮船、铁路等所有跟交通通信有关的产业，统统划归邮传部管理。
岑春煊，晚清著名的官二代，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儿子，少年时放荡不羁，有“京城恶少”之名。岑毓英死后，岑春煊荫佑五品京堂候补。成年后的岑春煊浪子回头，在出任山西巡抚期间，兴办山西大学堂。署理四川总督期间，岑春煊一次性弹劾了300多名地方官员。岑春煊在总督两广期间，又有1400多名官员遭遇弹劾回家种地。官场同僚因此送给他“官屠”的绰号。
屠官最大的风险就是，屠到执政者的敏感神经。有一次，北京发出调令，调粤海关监督秘书周荣耀出任驻比利时公使。岑春煊异常惊讶，早闻粤海关贪腐严重，没想到一个监督秘书居然成了外交大臣。岑春煊派员秘密调查，发现周荣耀“舞弊侵饷，侵蚀公帑，积资数百万”，“得庆亲王奕劻之援，简任出使比国大臣”。岑春煊担心小吏“滥窃名器，贻笑友邦”，[52]以贪墨之罪法办了周荣耀。
岑春煊逮捕周荣耀后，没收了其百万家资，“奕劻熟视，不敢出一辞救也”。随后，粤汉铁路举行了武汉会议，会议决定广东、湖南两省铁路归民办。可是，岑春煊希望通过派捐的方式官民合办。广东商人发起公开对抗，希望铁路完全民营化。在官商对抗中，岑春煊下令逮捕商人中的领头人道员衔巨商黎国廉。岑春煊的抓捕行动激怒了广东商帮，商人们公推前闽浙总督许应揆为首领，向北京告御状。
周荣耀一案令庆亲王奕劻颜面尽失，粤汉铁路的官商对抗让奕劻抓住了岑春煊的把柄。现在全国立宪呼声不断，中央派出五大臣考察，摆明了是要作出顺应民意的姿态，可是岑春煊抓捕商人的行为导致政府与地方绅商的对抗扩大化。很快，朝廷命令两江总督周馥南下调查粤汉铁路筹资案，岑春煊调往云南镇压马民叛乱。[53]
身为袁世凯的政治盟友，周馥南下均由奕劻操控。岑春煊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放荡少年，他不想被流放到云贵边陲，于是决定在张之洞的地盘上逗留。岑春煊在八国联军进京期间曾千里救驾，这令慈禧太后感激涕零，因而慈禧太后对逗留不赴任的岑春煊一再宽容。1907年5月3日，一直在汉口的岑春煊突然出现在北京，当天还觐见了慈禧太后。
岑春煊觐见之时，慈禧太后“语及时局日非，不觉泪下”。岑春煊当面弹劾奕劻：“近年亲贵专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矣。”[54]
奕劻作为中央官制改革任命的内阁总理人选，却被岑春煊弹劾成一个祸国殃民之辈。慈禧太后“初闻此言，颇有怒容”，当面质问岑春煊：“何致人心离散？汝有何证据，可详细奏明。”岑春煊将周荣耀案进行陈说后，反问慈禧太后：“今日中国政治是好是坏？”慈禧太后说：“因不好才改良。”岑春煊再次反问慈禧太后：“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慈禧太后这一次“又现怒容”，质问岑春煊：“改良还有假的？此是何说？”[55]
岑春煊见慈禧太后一怒再怒，立即改变语气：“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但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蒙蔽朝廷，不能认真改良之据。请问太后记得在岔道行宫时，蒙垂询此仇如何能报？臣当时曾奏云：报仇必须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旋蒙简授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太后求才之切。”
在岑春煊看来，20世纪最贵的是人才，要想报八国联军进京的奇耻大辱，一定要拥有各方的人才，让中国富裕强大起来。可是，岑春煊告诉慈禧太后：“此刻距回銮已将七载，学校课本尚未审定齐全，其他更不必问。”
连课本审定都还没有搞完，更别提人才培养了。改革能是真的？
“前奉上谕，命各省均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争先举办。”岑春煊认为，督抚们办警察、练新军的真实目的是卖官敛财，“创行新政，先须筹款，今日加税，明日加厘，小民苦于搜括，怨声载道。倘果真刷新政治，得财用于公家，百姓出钱，尚可原谅一二。现在不惟不能刷新，反较从前更加腐败。从前卖官鬻缺，尚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此臣所以说改良是假的。”[56]
岑春煊突然反问慈禧太后：“太后亦知出洋学生有若干否？”慈禧太后说：“我听说到东洋学生已有七八千，西洋尚未知悉，想必亦有几千。”岑春煊又道出了人才教育的一个最危险的问题：“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士心所向，民皆从之也。此去不过数年，伊等皆毕业返国，回国后眼见政治腐败如此，彼辈必声言改革。一倡百和，处处与政府为难，斯即人心离散之时。”
过去，科举是中国执政者选拔官员的唯一合法通道。如今，国家的富强需要全方位的新型人才，因此清政府执政集团一厢情愿地认为，废除科举可以让更多的人才接受新式教育，为国家的改革贡献力量。而现实是，废除科举导致乡村精英失去了在基层的地位，更失去了在官僚系统的发展机会，他们涌向城市进入新学堂进行学习，寻求一个全新的生活与发展空间，一旦现实不能满足他们的预期，他们就会倒逼改革。
岑春煊在跟慈禧太后对话时，没有将更危险的极端革命问题说出来，只说了一句，“臣愚实不敢言矣”。说着说着，岑春煊开始“失声痛哭”，慈禧太后的眼泪也跟着哗啦啦流下。慈禧太后抹了抹眼泪说：“我久不闻汝言，政事竟败坏至此。汝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不论大小，即知县亦常召见，均勖以激发天良，认真办事，万不料全无感动。”[57]
慈禧太后一直对岑春煊宠信有加，万万没有想到一直倡导立宪的岑春煊对改革竟会如此失望。奕劻跟袁世凯已经结成了一个牢固的政治联盟，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羽翼未丰，不足以与奕劻、袁世凯的联盟抗衡，唯有瞿鸿禨可以在中央钳制奕劻。袁世凯虽交出四镇兵马，但重生的北洋集团实力依然强大。因此，慈禧太后任命岑春煊出任邮传部尚书，意在让他收归北洋集团的实体产业，抽走袁世凯的资金链。
商部尚书收贿赂、喝花酒、纳歌姬
1907年5月5日，即岑春煊走马上任邮传部尚书的两天后，御史赵启霖将一份《段芝贵夤缘亲贵，物议沸腾折》的弹劾报告呈报到慈禧太后的手上，揭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花巨金买歌姬，性贿赂农工商部尚书载振：“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复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更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天仙茶园）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58]
赵启霖的弹劾令慈禧太后震怒，原来载振前往东三省正是去考察政务，为东三省的立宪政改试点做调研。没想到，这小子路过袁世凯的地界儿，居然跟一个歌姬搞到了一起。更夸张的是，载振同其父奕劻利用东北三省立宪政改试点，大搞卖官鬻爵的勾当，段芝贵“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措十万金，以为庆王奕劻寿礼”，“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
这时，慈禧太后想起了两天前岑春煊说过的话，现在连督抚都可以买卖，天下还有什么不能买卖的呢？段芝贵十万金买黑龙江巡抚，那么黑龙江的巡抚衙门岂不成了段芝贵捞钱的工具？赵启霖在弹劾报告中说，段芝贵跟载振的勾当早不是秘密，已经臭满大街了，“人言籍籍，道路喧传”，载振、奕劻父子“变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59]
赵启霖的弹劾报告让慈禧太后内心惶恐，北洋集团到底买卖了多少乌纱？慈禧太后任命岑春煊担任邮传部尚书时，岑春煊最初并没有答应。这令慈禧太后大为惊讶，因为邮传部掌管全国通信交通大权，可是个人人觊觎的肥差。
在慈禧太后的一再追问下，岑春煊道出了拒绝的实情。原来，岑春煊认为邮传部的左侍郎朱宝奎“市井驵侩，工于钻营，得办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因纳贿枢府，得任今职”。岑春煊态度坚决地对慈禧太后说：“若该员在部，臣实羞与为伍。”[60]
慈禧太后很想知道，朱宝奎的巨额贿款流向了何方？
出生在常州的朱宝奎是第一批留洋幼童，游学西洋归后，投入盛宣怀门下。盛宣怀给他在铁路局谋了个小差，“不数年由同知捐升道员，遂充上海电报局总办”。朱宝奎对盛宣怀主管的“各局弊窦，无不知之”，他“窥宣怀有婢绝美，求为篷室，宣怀不许”。[61]朱宝奎怀恨在心，将各局积弊抄录给袁世凯。这份积弊文件成为袁世凯夺取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纺织局等多处产业的筹码，令盛宣怀铩羽。
不难发现，盛宣怀在3月4日争夺轮船招商局失利后，便更坚定地站到了岑春煊一边。盛宣怀很有可能让温宗尧游说岑春煊弹劾朱宝奎，为自己夺回电报、轮船等诸多产业铺路。岑春煊的弱项一直是实业，弹劾朱宝奎就可以牢固自己与盛宣怀的联盟关系。更重要的是，朱宝奎身为袁世凯的心腹，出任邮传部左侍郎，主要是为袁世凯的北洋产业看家护院。不清除朱宝奎，岑春煊这个邮传部尚书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北洋集团的掣肘。
当年，清政府执政集团将左宗棠当成钳制李鸿章的重要棋子。现在，岑春煊则是少数几个能跟袁世凯抗衡的重臣，时人有“南岑北袁”之称。慈禧太后听完岑春煊的弹劾，当场表态：“朱某既然不肖，可即予罢斥。”但慈禧太后又为罢黜朱宝奎的理由伤脑筋，问岑春煊：“据何罪状以降谕旨？”岑春煊回答：“可言系臣面参。”慈禧太后点头同意，当天就“特旨褫宝奎职”。[62]
赵启霖的弹劾显然是岑春煊与瞿鸿禨的连环招。岑春煊在进京之前，送了瞿鸿禨一套密电码，随时同瞿鸿禨沟通机要。[63]岑春煊突然进京，身为瞿鸿禨门生的赵启霖立即就到火车站迎接，可见岑、瞿二人之亲密。无论是朱宝奎觊觎盛宣怀的婢女，还是载振纳歌姬，桩桩事件都指向奕劻和袁世凯的联盟。慈禧太后任命醇亲王载沣和政务大臣孙家鼐成立专案组，赴天津调查载振纳歌姬、段芝贵买官案。
御史弹劾皇亲失败，反被倒打一耙
岑春煊、瞿鸿禨正等着专案组的调查报告，却万万没有想到，载沣、孙家鼐在接到慈禧太后派下的调查任务之后，径直到了庆亲王府，将慈禧太后的手谕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奕劻。
奕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作为内阁副总理，瞿鸿禨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作为瞿鸿禨的门生，赵启霖牢牢地抓住了载振的桃色把柄，将绯闻案与立宪政改挂钩，意在瓦解奕劻、袁世凯联盟。当晚，奕劻就派遣亲信从通州乘船走水路，连夜将歌姬杨翠喜秘密退回天津。袁世凯也立即授意表弟张镇芳，将杨翠喜转赠盐商王益孙，并让王益孙签订了一份纳杨翠喜为妾的假协议，协议时间倒推到载振途经天津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