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来，专案组的天津调查自然是徒劳的。1907年5月16日，载沣与孙家鼐联名向慈禧太后汇报了所谓的调查结果：赵启霖指控纯属子虚乌有，杨翠喜实为王益孙使女，现在室内充役；借款10万金之事，调查账簿，亦无此款。慈禧太后看完调查报告，当即指令光绪皇帝颁下诏书，谕旨称：
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攸关，并不详加访查，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着即革职。以示惩儆，朝廷赏罚黜陟，一秉大公。现当时事多艰，方冀博采群言，以通壅蔽。凡有言责诸臣。于用人行政之得失、国计民生之利疾，皆当剀切直陈，但不得摭拾浮词，淆乱视听，致启结党倾轧之渐。嗣后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明，定予从严惩办。[64]
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的官位保住了，赵启霖却落了个“坐污蔑亲贵褫职”的下场。
赵启霖落罪立即引起了瞿鸿禨、岑春煊一派的反弹。瞿鸿禨的门生汪康年主办的《京报》特刊布消息：“言官大会于嵩山草堂，谋联衔入告赵御史声援。”5月19日、23日，御史赵炳麟、恽毓鼎先后向慈禧太后提交抗议报告，声称“言官不宜获罪，言路不宜阻遏”，并以挂冠辞职来抗议。御史江春霖详细分析了载沣、孙家鼐报告中的种种疑窦，要求朝廷将该案推倒重查，结果遭拒。
但是，仅仅两个月过后，在宫廷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载振深感自己名声狼藉，自知自己这个农工商部尚书难服同僚难服天下臣民，就很识趣地向慈禧太后提交了辞职报告。
现在，地方督抚们都盯着慈禧太后的处理意见，革命党又在海外抨击立宪是假，中央集权是真。宪政的真意是法治，革命党自然不会信任专案组的调查，一旦慈禧太后曲意袒护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那么地方官制改革推动的公信力将大大下降。慈禧太后又命令光绪皇帝下了一道圣旨：
载振自在内廷当差以来，素称谨慎。朝廷以其才识稳练，特简商部尚书，并补授御前大臣。兹据奏陈请开差缺，情词恳挚，出于至诚。并据庆亲王奕劻面奏，再三吁恳，具见谦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请。载振着准予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体。[65]
在慈禧太后看来，尽管载振在生活作风上问题很大，但却是清政府亲贵中少有的人才。慈禧太后在圣旨末尾特意说明：“现在时事多艰，载振年富力强，正当力图报效，仍应随时留心政治，以资驱策，有厚望焉。”
慈禧太后将辞职后的载振视为储备人才，这令瞿鸿禨他们大为尴尬。慈禧太后单独召见瞿鸿禨时，瞿鸿禨告诫太后，说奕劻意图篡夺政权。慈禧太后听后说庆亲王奕劻上年纪了，应该让年轻人成为改革的主力。瞿鸿禨一高兴，将慈禧太后的话向自己的小老婆说了，小老婆与《京报》主笔汪康年的妻子是闺蜜，这话经此一传，又传到了汪康年耳中。汪康年很快又将消息捅给《泰晤士报》的调查员曾广铨，“庆王失宠，将出军机”成为一条重要的政治消息流传开来。[66]
日俄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争夺暗流汹涌。仰仗着奕劻，英国人在扬子江流域获得了铁路等权益，他们担心奕劻远离权力中心会影响到本国的利益。人事变动是中国内政，英国公使不好直接出面，就让公使夫人在参加宫廷晚宴时，当面向慈禧太后确认奕劻是否即将离职。慈禧太后听到英国公使夫人的质疑，顿时感到很尴尬，只有当面否认。
谁才是消息的泄密者？
慈禧太后认定瞿鸿禨是泄密者，因为当时没有第三人在场。袁世凯派员调查发现，英国公使夫人的消息来自于曾广铨。曾广铨是曾国藩的孙子，与瞿鸿禨是世交，还持有《京报》的股份。慈禧太后对瞿鸿禨泄露消息的行为异常愤怒，因为不仅自己的人事部署被打乱了，还差点酿成外交事件。[67]
一张PS照片引发的信任危机
5月23日，曾为赵启霖叫屈，甚至扬言要辞职回家的御史恽毓鼎到天津，为京津铁路事同袁世凯面商。袁世凯用18000金拉拢恽毓鼎，将其雇用为枪手。袁世凯的智囊、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已经准备好一大堆弹劾瞿鸿禨的材料，只等奕劻在北京的消息。
5月27日，按照军机处惯例，奕劻在会议结束后单独向慈禧太后汇报，说两广总督周馥、闽浙总督松寿频繁致电军机处，饶平、黄冈、钦廉等地会党“合力掳抢”，难以平靖。所以，奕劻极力主张派遣岑春煊回任两广总督平乱。
岑春煊进京后，慈禧太后准其随时觐见。岑春煊也毫不客气地用上了慈禧太后给予他的便利，几次推荐盛宣怀、张謇等人进入中央，但慈禧太后都没有表态。除了举荐自己的政治盟友，岑春煊还继续发扬着自己在地方“官屠”的作风，经常向慈禧太后弹劾朝中臣僚，搞得朝野上下暗流涌动，人人自危，慈禧太后渐有“倦勤之意”。[68]南方会党叛乱将直接影响新学精英，慈禧太后当即批准岑春煊回任两广总督。
面对突如其来的调令，岑春煊、瞿鸿禨当时就傻眼了，但中央的命令已经宣布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其实，周馥的平乱急电只是袁世凯清除岑春煊的第一张牌。奕劻在北京的行动顺利完成，袁世凯立即命令杨士琦出手。恽毓鼎收受了袁世凯的贿金，拿着杨士琦草拟好的弹劾材料，弹劾瞿鸿禨四宗罪：一、暗通报馆；二、授意言官；三、阴结外援；四、分布党羽。[69]次日，瞿被开缺。
岑春煊本想赖在北京不走，没想到瞿鸿禨也被清除了，就只能以养病为名在上海逗留。岑春煊一到上海就找到盛宣怀，没想到御史陈庆桂又弹劾岑春煊勾结盛宣怀，仰仗合资经营企业，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逆党”有关系，并且多次“礼招”麦孟华为幕僚。慈禧太后将跟盛宣怀有关的内容摘出来，派两江总督端方秘密调查盛宣怀在上海的活动。
袁世凯的亲信、上海道台蔡乃煌很快收到任务，用重金“赂照相师，将岑春煊、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四像合制一片”[70]。用现在的话说，蔡乃煌找了一位国际照相师，PS了一张岑春煊与慈禧太后最痛恨之人的合影照。
照片最终由奕劻单独向慈禧太后面呈，慈禧太后看到合影照后又惊又恐，沉默良久，相当失望地说：“春煊亦通党负我，天下事真不可逆料矣！”[71]恽毓鼎也趁机弹劾岑春煊：“逗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掀翻朝局。康梁自日本来，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狠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72]
蔡乃煌伪造合影照，将照片送抵奕劻之手，同时又让恽毓鼎依据照片情节编造了弹劾报告。恽毓鼎向慈禧太后递完弹劾报告后回家，回家的路上雷雨交加，到家时蔡乃煌已在自己府上喝茶，两人进行了长谈。[73]8月12日，慈禧太后回忆起西逃路上岑春煊千里救驾，现在居然同康、梁搞在一起阴谋叛乱，万分痛心地说：“彼负我，我不负彼，可准其退休。”[74]当天，光绪皇帝发布了任免令：两广总督岑春煊开缺养病。
瞿鸿禨免职，岑春煊病退。奕劻、袁世凯联盟击退了政敌，却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慈禧太后同时将袁世凯、张之洞两位封疆大吏调入军机处，图谋让这两位重臣相互钳制。同时，瞿鸿禨的亲信林绍年一同进入军机处，也成为钳制袁世凯的一枚棋子。为了培育接班人，慈禧太后下令醇亲王载沣开始在军机上行走。
载沣以学习的名义进入权力中枢后，立即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陆军部尚书铁良是袁世凯的劲敌，自然加入载沣的政治联盟。度支部尚书载泽、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洵和载涛、肃亲王善耆、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兼参议上行走良弼迅速团结到载沣身边，形成一个皇族少壮派政治集团。袁世凯突然发现，跟瞿鸿禨、岑春煊你死我活的争斗削弱了汉族官僚的实力，反而让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逐步掌握了军权、财权。
袁世凯进入军机处明升暗降，奕劻成了袁世凯翻盘的最大筹码。盛宣怀意识到，载沣集团难以在短时间内超越袁世凯、奕劻联盟，便连忙派在京坐探陶湘送两万元金币给奕劻，“忝值千岁寿旦，谨备日金币二万圆，属令陶道（陶湘）面呈，伏乞赏收。”奕劻回信说：“杨柳风前，忽好音之惠我。荷蒙厚赐，崇饰贱辰，百拜承嘉，五中增感。”[75]
盛宣怀丁忧结束后，一直图谋东山再起。1907年3月在轮船招商局股东大会上夺权失败后，他试图通过政治盟友岑春煊重返官场，可是岑春煊一派很快被袁世凯、奕劻击败。落魄的盛宣怀“遍交朝贵，皆不得其欢心，卧病僧舍，几不起”。给奕劻送去大礼后，坐探陶湘在一封密电中很失望地说：“至于领袖（指奕劻）者，本属无可无不可，一听命于北洋而已。”[76]
送礼找错了庙门，盛宣怀很快就又将目光瞄向了皇族少壮派。当时，掌握轮船、电报、铁路大权的新任邮传部尚书陈璧是袁世凯的盟友，[77]邮传部侍郎唐绍仪是袁世凯的幕僚，京汉铁路提调梁士诒是袁世凯的心腹。盛宣怀打探到载泽欲将梁士诒、唐绍仪两位广东籍干部赶出去，盛宣怀“乘机进贿”，[78]欲进入邮传部，夺回轮船、电报、铁路控制权。
押宝镇国公，盛宣怀时来运转
盛宣怀走对门路当上了朝廷大官
盛宣怀终于结交上权贵镇国公载泽。
载泽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恪郡王允禑之五世孙，因嘉庆皇帝第五子惠亲王绵愉之第四子奕询无子，奉旨过继为嗣，袭辅国公，晋镇国公，加贝子衔。载泽虽然出身皇族，但到了他这一代已经被爱新觉罗家族边缘化了。身为清政府执政集团少壮派的代表，载泽决定通过政治婚姻挤进权力中枢。
叶赫那拉·桂祥有两个很有名的女儿，一个叫叶赫那拉·静芬，在慈禧太后的命令下，已经嫁给了光绪皇帝，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桂祥的另一个女儿叶赫那拉·静荣，则成为了载泽的福晋。桂祥是慈禧太后的二弟，载泽自然就成了慈禧太后的侄女婿，与光绪皇帝成了连襟。
盛宣怀通过坐探陶湘向载泽送现金，载泽也对盛宣怀相当赏识，称他“谙于财政，为是时第一流人物”。盛宣怀向载泽表达了自己希望进入朝廷高层的愿望，并提出了重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庞大计划，承诺为载泽留存重组后的汉冶萍公司股票，“其暗号曰‘如春’，谓帝泽如春也”。[79]载泽收下了盛宣怀的现金、股票大礼。
盛宣怀的门子走对了。1908年年初，盛宣怀就接到朝廷的任命：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整合旗下的实业资源，摆脱资金链紧张的困局。
袁世凯夺走轮船、电报产业后，留给盛宣怀的只有大冶山铁矿、汉阳铁厂、萍乡煤矿以及并不赚钱的纺织业。轮船、电报曾经是汉阳铁厂最大的投资方，也是汉阳铁厂最大的资金拆借方。北洋集团接管轮船、电报后，汉阳铁厂这种对资金量需求极大的重工业企业立即陷入资金困局。
“铁厂招集之商股，即轮电两公司之股商，惟恃两公司之稍有盈余，以辅铁厂之不足。”盛宣怀一直希望袁世凯看在发展民族工业的分儿上，能够对轮船、电报两大产业放手，因为汉阳铁厂跟轮船、电报“利害相依，视为命脉，大约该铁厂立脚未定之前，无论何人接办，其势皆能合不能分”。[80]袁世凯没有理会盛宣怀，夺走轮船、电报，断绝了铁厂养命之源。
盛宣怀一直在图谋重夺轮船、电报的控制权。他加入岑春煊、瞿鸿禨联盟，没想到联盟迅速崩溃；他结交清政府权贵，却又总是不对路。在“轮、电两局接济之路已绝”的情况下，盛宣怀一旦放弃汉阳铁厂，就意味着可能失去重夺轮船、电报的政治筹码。为了保证汉阳铁厂的正常运转，给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一个改革干才的印象，盛宣怀唯一的出路是“非另借巨款不办”。[81]
为了解决汉阳铁厂的燃料问题，盛宣怀招集百万商股，让萍乡煤矿项目上马。大冶铁矿、汉阳铁厂、萍乡煤矿三驾马车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从国内钱庄票号拆借的资金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盛宣怀只能从国际金融机构进行贷款。
日本一直是汉阳铁厂最大的贷款客户，在日本内阁与日本驻华使领馆的谋划下，1903年至1907年，日本方面一共向汉阳铁厂贷款20万两白银、660万日金。涉及的金融机构有大仓组、兴业银行、三井物产会社、正金银行。1904年，盛宣怀还向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借131971.44两库平银。抵押物均为矿石、钢铁销售权、物业、车辆等。[82]
国际贷款是一把双刃剑。汉阳铁厂通过贷款缓解了资金压力，保障了技术改革和企业扩建。同时，日本通过苛刻特殊的条款，全面渗入到与汉阳铁厂相关的企业，成为汉阳铁厂整个产业链的实际控制人。
1907年8月10日，慈禧太后突然下令张之洞进京，并改由盛京将军赵尔巽出任湖广总督。[83]盛宣怀顿时有一种黑云压城的危机感，汉阳铁厂在1896年重组时，将湖广总督作为汉阳铁厂监护人这一条写入了公司章程。汉阳铁厂民营化重组后，张之洞对汉阳铁厂和盛宣怀扶持有加。张之洞离开后，新任湖广总督赵尔巽顺理成章地成为汉阳铁厂的监护人，盛宣怀和汉阳铁厂的命运就将掌握在赵尔巽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