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粤汉铁路在三省商民的努力下，终于废约。在废约的过程中，岑春煊希望通过收税的方式从民间集资，将粤汉铁路纳入各级政府监管之下，商民们希望粤汉铁路民营化，粤汉铁路的官民对抗直接导致北洋集团插手，岑春煊北上京师。[21]
1909年，袁世凯被罢黜后，他的政治盟友徐世昌出任邮传部尚书。1909年3月，盛宣怀给郑观应密电，说上海有股东准备向农工商部申请注册商办，他担心香港股东反对，因为香港股东多为徐世昌控制，“愿放弃商权”。盛宣怀吩咐郑观应到广东、香港联络股东。[22]5月4日，郑观应在粤港澳招股三千，同一天，轮船招商局划归邮传部管辖。8月15日，轮船招商局股东大会，盛宣怀成功控制轮船招商局董事会，徐世昌阻挠商部注册却未能成功。
盛宣怀筹划夺权招商局期间，张之洞突然同英、法、德、美四国签约，将沉寂的粤汉铁路再度推向了风口浪尖，摄政王载沣也卷入了铁路的国际争端之中。盛宣怀做梦也没有想到，围绕粤汉铁路、沪杭甬铁路借款的主角银公司，犹如病毒一般侵入了大清帝国的肌体，更深深地植入盛宣怀的政治生命体中。列强们想方设法取得了扬子江流域、满洲铁路权益后，川汉铁路成为他们的一个梦。这个梦最终将清王朝推向了灭亡深渊。
大清帝国最后一次币制改革
少壮派军方要扩军
1909年10月4日上午，摄政王载沣的卫队封锁了白米斜街。
载沣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进入了张之洞府邸。张之洞躺在病榻上，欲翻身下床施礼，载沣上前一把扶住张之洞：“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费力地说：“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23]张之洞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劝谏，希望摄政王正视危机，采取协商而不是对抗的政策处理政治争端。载沣冷冷地回了一句：“不怕，有兵在。”
载沣离开张之洞府邸后，礼学馆总裁陈宝琛问张之洞：“监国之意如何？”张之洞长髯抖动，吃力地挤出一句话：“国运尽矣，概冀一悟而未能也。”[24]这位多年来坐镇武汉，遥持朝政的大佬在载沣走后没多久就气绝身亡了。远在安阳洹上村的袁世凯听闻张之洞去世，怅然泪下。伊藤博文的预言成真，大清帝国再无强人。22天后的10月26日上午9点30分，日本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人刺杀。
1909年10月14日，张之洞去世后的第十天，大清帝国各省谘议局宣告开会。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警告北京“亲贵分赃之政府，决无通知全国之能力”，[25]若不速开国会，将导致众叛亲离。张謇向北京方面提出，要求务必缩短预备立宪时间，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准许召开临时国会。
张謇呼吁各省组织起来联合请愿。随后，江苏谘议局致函各省谘议局，请各局推派代表齐集上海，洽商进京请愿问题。11月底，江苏、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十六省谘议局代表五十五人陆续到达上海。
1909年11月27日，各省的请愿代表聚于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举行“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各省代表前后集会磋商八次，决定组成三十三人的“请愿国会代表团”赴京请愿。张謇在上海设宴饯行，要代表“秩然秉礼、输诚而请”，“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也不已”。[26]
1910年1月，全体代表齐集北京。1月16日，代表团赴都察院，递上由直隶谘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署名的请愿书，警告“朝廷若无雷霆之举动，以昭苏薄海之生机，恐人心一去不复回，国运已倾而莫挽”，[27]如果开国会“徘待之九年，九年之中，患机叵测”，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各省议员代表在京城遍访王公大臣，游说他们早开国会。
面对各省的议员代表，载沣在上谕中对请愿的议员们说：“具见爱国悃忱，朝廷深为嘉悦”，但对议员们提出的提前召开国会的要求断然拒绝。上谕发出后的第二天，1910年1月28日，同盟会会员熊成基谋刺从欧洲考察回国的海军大臣载洵。随后，同盟会会员刘恩复、谢英伯、陈自觉、朱述堂、高剑父、程克等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以暗杀清廷要员为目的。
同盟会南方支部书记汪精卫更是刺杀的狂热分子，他认为只有冒险成功，才能“挽回党人的精神”。1910年春天，汪精卫致信孙中山、黄兴，写下“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的豪言壮语，策划炸死摄政王载沣。汪精卫的预谋很快被北京的情报部门获悉，汪精卫一干人被捕。负责审讯的肃亲王善耆认为杀一二人亦难阻革命，不如慢慢软化，遂判处汪精卫等人终身监禁。
陆军部大臣荫昌提出，为了威慑革命党，陆军部需要扩充新军。军谘大臣毓朗提出了扩编新军18镇的扩军计划。按照计划，度支部需要划拨至少21万军费。针对反政府武装的刺杀、暴动越来越频繁，荫昌还提出要扩大军事演习规模，由之前的北洋新军独演，扩大到四省联合军演。度支部载泽立即跳出来反对陆军部的提议，拒绝向军方提供军演费用，四省联合军演被迫中途停止。[28]
载泽同军方的矛盾越来越大，“军事上各项费用近来颇有不能应手之处，近畿各镇有历两月之久，而度支部应拨之饷项犹未拨发者，虽经陆军部迭次催拨，度支部均以无款应之，即预算案规定之款亦未能照数拨解”。荫昌多次向载泽催拨军费，但到端午节前还是没有划拨，陆军部只有“向某官银行借银三万，利息至三分之巨”，荫昌拿着借款合同去度支部报销，度支部对借款“利息有决不承认”。[29]
摄政王载沣将军事、财政大权收归皇族，没想到度支部与军方势同水火，少壮派内部问题久拖不决，将影响军队的稳定，宪政改革将难产，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执政合法性将彻底丧失。载沣召集军方与度支部开会，度支部决定向各省派出财政监理官调查军费开支。财政监理官们报告，各省军政经费开支之巨令地方财政无法承受，“甚至广西、贵州小省亦须二三百万，若不及早设法，将来日加扩充，将何以支给？”[30]
度支部拿着财政监理官们的报告找载沣，希望军队能削减军费开支，否则将拖垮财政，宪政改革难以开展下去。载沣相当清楚，现在各地谘议局的代表都在请愿召开国会，削减军费只是早晚的事。可是军方拒绝削减军费。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内讧令载沣焦头烂额，他决定召集度支部、军谘处、政务处开联席会议。会议期间，海军大臣载洵重申陆军编练压缩，以节省财力重建海军。
朝廷再一次启动货币改革
联席会议召开期间，7月4日，莱阳农民曲诗文一刀杀死妻儿，发誓要跟朝廷血拼到底，毫无牵挂的曲诗文带着数万农民炮轰县城。8月24日，日本发生水灾，朝廷派驻日大使汪大燮携10万元助赈慰问。9月3日，因蒙城一带发生水灾，李大志、张学谦等饥民以朝廷救日本不救帝国子民为由，联合饥民闹起义，三千人的队伍在短短几天内就扩大到四万多人。
在饥民们起义时，各省的立宪社团、商会、学会、华侨商学也分别派出精英代表，联合各地谘议局代表集体到北京上访请愿。10月7日，紫禁城大雨倾盆，请愿团代表孙洪伊联合直隶代表李长生等十七人，一行走着方步到摄政王府递交请愿书，请愿书措辞激烈：“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
载沣忙着内部灭火。弟弟载涛是个狂热的军事分子，荫昌手握数万新式陆军，一旦内部政变，大清王朝将立刻土崩瓦解。请愿团坐在摄政王府门前等待载沣出现。突然，两个年轻小伙儿牛广生和赵振清唰地抽出匕首，咔咔两刀从自己大腿和胳膊上割下两块肉，两个小伙儿用鲜血淋漓的人肉在请愿书上一阵涂抹，狂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的口号，一时间，摄政王府的门前成了泪水的海洋。
暗杀、暴动、起义、抗议等一系列反政府的行动演化出来的扩军问题，已经搅得执政集团内部鸡飞狗跳，巨额的财政赤字令宪政改革陷入恶性循环，大量的官制、民政改革都需要雄厚的财政支持，可是地方督抚却打着宪政改革的旗号，疯狂地铸造各种银元、铜元，导致货币泛滥，民不聊生。身为主管财政的度支部“一把手”，载泽担心一味地对抗会引发内乱，节流时需要开源。载泽问计于善理财的盛宣怀，两人聊得很投机，于是载泽向载沣推荐了盛宣怀。
载沣相当忧虑，立宪给了地方谘议局太大的权力，地方督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同谘议局站到一边，导致地方货币更加混乱。盛宣怀说：“立宪最重要理财，理财先齐币制，以裕财政。”载沣反问：“怎样能齐币制呢？”盛宣怀回答道：“非专用圜法不可，欲专用圜法，非确定十进位不可。”[31]
盛宣怀的一番话，载沣还是听得云里雾里。盛宣怀解释道，中国推行过银币龙元，可是龙元没有抵制住以墨西哥银元为首的国际货币，地方督抚们转身又开始大量铸造铜元，货币混乱导致商民财富迅速流失。究其根源就是，政府的货币体制没有做到专业的银行管理，如果将制币权收归中央，“银行与币局联络一气”，进行宏观的调控管理，推行统一货币十进位，中央就可权操宪政改革财权。
载沣对盛宣怀的回答很满意，度支部尚书载泽很快提交了《国币则例》，载沣批准了载泽的币制改革法条。作为中国第一部货币专项法律，《国币则例》规定，划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32]曾经反对精琪币改的前驻法公使孙宝琦夸赞盛宣怀：“海内通达财政币制者，惟公首屈一指。”[33]1910年8月，载沣任命盛宣怀“帮办度制度币制事宜”，专门负责制币权。
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hase Knox）听闻北京再次启动货币改革，立即召见中国驻美公使张荫堂。诺克斯担心个别列强会以早些时候签订的条约来制约中国的改革，尤其是货币改革会影响到中国关税制度。诺克斯不点名地批评了把控中国海关的英国，但是他也认为一个令人满意的币制“可能大大地有助于北京增加进口税则的提议”。[34]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柏林宴请了来访的载涛，他对这位研究德国军事制度的摄政王之弟印象极佳。他向载涛保证，德国像美国一样，将始终遵循尊重中国独立，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威廉二世对日俄两个敌对国家的结盟很忧虑，因为清政府执政集团不少实权人物同日本走得太近。日俄两国垄断了满洲利益，他们还操控北京方面的政治决策，北京的警察逮捕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后，日本方面就向北京施压，汪精卫最终得以保命。[35]
中国的货币改革命令一宣布，美、德两国盯上的是大清帝国脆弱的财政。当年精琪在中国各地进行了详细的调研，掌握了中国的财政货币数据。到1910年再度重启币改时，中国市面流通的旧币总值超过十五亿两白银，如果中国废除旧币，至少需要一千五百万两的准备金，中国货币改革必须大量举债。威廉二世很委婉地告诉载涛：“中国的一个重要活动领域是扩大它的铁路网。”[36]
威廉二世试图通过载涛做一笔大生意，德国财团愿意向中国提供贷款，用于货币改革的准备金，条件是用中国铁路的筑路权、管理权抵押。华盛顿更是行动迅速，塔夫脱下令海军哈卜上将率领美国东方舰队的五艘军舰，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会的4名工商企业家、19个商会的会长、副会长、会董和会员以及律师、记者一干人马，大张旗鼓地访问中国。
访问团领队、美国旧金山商会副会长罗伯特·大来（Robert.llar）与盛宣怀是生意伙伴，代表美国西雅图西方炼钢公司同汉阳铁厂签订过长达20年的生铁供应合同。[37]罗伯特·大来一直筹划给汉冶萍公司贷款，打破日本人垄断汉冶萍公司资源的局面。1910年9月15日，美国商会访问团到达上海，他们的意图同德国人一样，贷款支持币改，监督中国财政，控制中国铁路。
“借款筑路政策鼓吹者”再一次被推到前台
商部头等顾问官张謇奉命到上海接待美国访问团。美国代表团一下军舰，码头上早已站满了欢迎的官学商各界代表。张謇领着访问团参观考察了纺织、造纸、面粉、兵工等企业。9月23日，美国访问团抵达南京，两江总督张人骏宴请了访问团代表。25日，江苏谘议局举行了更为隆重的欢迎仪式，身兼江苏谘议局局长的张謇主持欢迎会，参会的还有其他16省的谘议局代表。[38]
张謇将美国人的访问当成了向世界推介中国宪政改革的介绍会。招待晚宴一开场，张謇致欢迎词：“目前，中国正处在脱胎换骨的新旧交替之中，你们可能已经感受到这种变化。我们所进行的实业改良，与财政、法律、政治制度息息相关，如果政治制度不同时改良，实业改良也不会有大的成效。现在，能够称得上已见成效的改良业绩，就是我们今天欢聚一堂的谘议局。”[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