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碑到法国采购机器的消息一出来，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赫德。赫德当年跟李泰国没有做成奕的舰队生意，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恨得是咬牙切齿。曾国藩在安庆实验轮船就让赫德紧张了一把，左宗棠在杭州实验不成反而让法国人回国采办机器，这样一来英国人的轮船生意就更难做了。更为关键的是，德克碑回到法国，已经向法国皇帝进行了详细汇报，法国政府支持德克碑的行动。
赫德担心德克碑的生意一旦做成，英国政府脸上难看，那样一来英国驻中国领事就会向自己施压，自己一个英国人能够坐上大清帝国总税务司的交椅，一方面是跟奕关系密切，更重要的原因是强大的大英帝国政府力量在背后支撑。阿思本舰队已经让伦敦的政客们丢了大脸，这一次伦敦政客们一旦发火，自己在中国的官位也就难保了。
赫德决定联手威妥玛。
威妥玛，剑桥大学高才生，跟随英国陆军踏上侵华之路，后进入英国政界。威妥玛脑子灵活，喜欢琢磨，到中国发明了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的发音系统。他琢磨更多的是中国内政。1855年，威妥玛成为大清帝国上海海关税务司，开启了洋人掌控帝国海关税务的时代。1861年开始，威妥玛荣升英国驻华使馆参赞。
赫德跟威妥玛在中国混了多年，对爱新觉罗日益削弱的皇权了然于胸，民心与皇权的对峙已经成为大清帝国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源则在于吏治的腐败。赫德跟英国驻华使馆商议之后，决定率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给奕写个报告。
《局外旁观论》送抵总理衙门奕办公室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官场震动了。赫德的报告言辞激烈：肱骨腐败、税如牛毛，整个帝国已经陷入岌岌可危的地步，“种种非是，以至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16]赫德在报告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帝国的各种制度是腐败的温床，导致民不聊生，如果不能有效根治，中国要么亡国要么被列强瓜分。
赫德在撰写报告的时候，肯定跟威妥玛进行了商议，因为他的报告是跟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一起送达奕办公室的。两人在报告中抨击帝国官员“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帝国官员的虚荣背后是知识的浅薄、国家实力的贫弱。两人向总理衙门建议，大清帝国自强革新之路，只有帝国官员改掉妄自尊大的心态，虚心学习，借西法以自强，才能维护主权和强国富民。[17]
赫德跟威妥玛在报告中一番慷慨陈词之后，开始兜售英国的产品：铸钱、轮船、军火、铁路。这两位给帝国开出的改革药方就是拿来主义，因为中国官员太腐败，也不懂什么科学技术，在改革的过程之中，重要的项目先请洋人来操盘，一如大清帝国的海关管理。至于经费问题，帝国可以向西洋国家进行借贷。
赫德跟威妥玛颐指气使的报告犹如炸弹，英国人的真正目的是全面插手帝国改革。威妥玛撰写的报告事实上是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授意，因为阿礼国上任驻华公使之前，威妥玛一直担任代理驻华公使一职。阿礼国到中国上任的时候，赫德正在跟威妥玛联络要插手帝国改革，这一举动正合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给阿礼国的旨意，大英帝国在华利益至上。[18]
阿礼国以照会的方式，将威妥玛的《新议论略》跟赫德的报告送达奕办公室。尽管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大惊失色，可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奕突然变得异常冷静。现在慈禧太后已经削掉了自己“议政王”的顶戴，掌控两江的改革又遭遇曾国藩、李鸿章师生的联手狙击，但现在阿礼国给自己送来了筹码。洋人都看出帝国需要整体的改革谋划，汉族武装集团怎么能四分五裂搞改革割据呢？
赫德跟威妥玛的报告是总理衙门操盘帝国改革的最好借口，江南制造总局现在已经尾大不掉，但是左宗棠的造船计划才刚刚开始。奕非常清楚左宗棠跟李鸿章的微妙关系，如果将左宗棠掌控在自己手上，那左宗棠计划中的造船工业将是对抗、吞并李鸿章手上军事工业的最大筹码。奕决定以总理衙门的名义，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崇厚等一干跟经济改革相关的大臣，以通盘大局为重，将各地改革情形，以密折的方式向总理衙门报告。[19]
左宗棠一眼就看穿了英国人的把戏。太平军被剿灭后，英国再无剿匪借口，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已经结清了，英国再无利益可图。现在中国开始大面积地推行改革，西洋各国都在想办法推销它们的产品，这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势必相互竞争，英国人以中国自强的名义，无非就是想卖轮船等给中国，率先套利。
奕身在北京，自然难以知晓欧洲诸国的风云际会。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忙着跟英国人在货币方面一较高下，组织欧洲各国在巴黎召开了一次货币会议，要在各国采用一种统一的、普遍通行的金银通用货币。拿破仑三世的野心就是要成立一个以法国为核心的拉丁货币同盟。拿破仑的货币同盟背后，就是要将欧洲多国的货币主权操控在法国人手上，让法郎成为取代英镑的全球性货币。
拿破仑三世的疯狂举动令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相当愤怒，法国人操纵货币就是要图谋英国人的全球霸主地位，在东方自然不会将中国市场拱手相让。当德克碑回到巴黎，通过军方向拿破仑三世传递了大清帝国南方重臣左宗棠的造船计划后，拿破仑三世当即表示同意，并下令从法国选派工匠，跟随德克碑一起到中国，传授法国的造船技术。
左宗棠得到德克碑从巴黎传来的信息后，意识到大清帝国的改革已经卷入英法两个列强的争霸战争中，英国人跟法国人无论是兜售轮船，还是派出工匠，都压根儿没想让中国人掌握西洋先进技术，他们只是希望通过垄断技术，向大清帝国倾销工业产品，套取大量黄金白银，进一步操控大清帝国的改革，以增加他们称霸全球的筹码。
当左宗棠收到总理衙门关于赫德跟威妥玛报告的抄阅件时，意识到伦敦跟巴黎宫廷的较量背后，赫德是这一场国际角力的重要幕后推手。因为在左宗棠的计划中，除了选定法国人德克碑帮办轮船工业外，正在汉口海关税务司任上的法国人日意格，也是左宗棠内定的国际人才。赫德跟日意格的恩怨情仇，在左宗棠重用日意格开始时就进一步恶化了。
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自幼家贫，早年效力于法国海军，1858年随英法联军进入广州。1863年，李泰国辞去海关总税务司一职，日意格成为赫德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曾经亲密无间的侵略盟友，顿时形同陌路。失意总税务司的日意格重返军界，跟德克碑一样就职于常捷军。太平军被剿灭后，日意格向左宗棠保证，愿意留在帐下效犬马之劳。
左宗棠对赫德跟日意格的恩怨了然于胸，可万万没想到赫德将个人恩怨推向了国际交锋，他立即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份密折，提出西方各国都在搞工业革命，不能上了西洋列强的当。更重要的是邻居日本也正迎头赶上，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内乱不已，已经落后于日本了，中国必须学习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尤其是能综合体现科学技术的轮船制造工业，如此一来，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枉，一时之费，数世之利。[20]
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密折中，详细汇报了兴办轮船工业的计划：在福建海口罗星塔建立造船基地，聘请西洋工匠，同时派出大量好学者，学习西洋技术。至于造船经费，直接从闽海关划拨，如果费用不够，可以通过在闽浙征收商业税的方式，补贴费用差额。轮船造成之后，派人跟西洋技师出海操练，优秀者可加官晋爵。
兴办轮船工业的阻力不仅仅来自以赫德为首的西洋势力，北京城的顽固分子经不住赫德的忽悠，认为现在不打仗了，造船没用，如果真要用轮船进行国防，可以直接购买，那样成本低廉。左宗棠为了堵住顽固分子之口，给总理衙门提出，轮船造成之后，可以投入漕粮运输之中，一方面可以提高政府运输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商业运输，降低商民的运输成本，有利于商业的兴旺。[21]当然，战争一起，轮船可以立即成为军舰，护卫国家安危。
轮船工业是曾国藩朝思暮想的一项改革，奕也非常清楚，英法列强就是从海上打到北京城的，如果大清帝国没有强大的海军舰队，那么两次鸦片战争的悲剧将重演。
一场国际国内的博弈，矛头直指帝国的核心利益：改革自强。奕一看左宗棠说得在理，如果此时总理衙门拖延，不批准左宗棠的造船计划，自己在帝国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改革中将筹码尽失。奕鼓动同治皇帝批准左宗棠的造船计划。在拿到皇帝批复后，左宗棠第一时间将胡雪岩叫到总督府，命令胡雪岩立即筹备建厂。红顶商人胡雪岩出马，大量的江浙资本涌向左宗棠，身在北京的奕决定对左宗棠釜底抽薪。
左爵爷马尾布局
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
1866年10月14日，闽浙总督府议事厅。
身穿锦鸡补服，头戴珊瑚顶戴的闽浙总督、二等恪靖侯左宗棠望着对面的德克碑，频频地点头。德克碑身穿西服，头发油光可鉴，他一字一句很是费力地表达完自己的意思后，将一份合约递给左宗棠。
德克碑静静地等待左宗棠的答复。左宗棠一遍又一遍地看德克碑的合约，这是跟胡雪岩商议过的一个人才引进模式。左宗棠担心西洋技术人才跟管理人才会依仗背后的国家政治，在中国人掌握了技术之后赖着不走，决定用合约的方式来对其进行约束，只要聘用期一到，中方有权按照约定，解除洋人的一切职务。
左宗棠正在琢磨合约的时候，突然接到京城传来的圣旨：“奉到恩令，调督陕甘。”[22]
陕甘总督的调令一到，让左宗棠跟德克碑都惊讶不已。因为福建造船工业才刚刚开始，左宗棠正准备让德克碑、日意格与胡雪岩一起草拟造船厂的章程、设计规划、人员招聘、机器采购等事宜。现在德克碑的合约还没有签订，日意格还在江海关税务司任上。左宗棠一旦离开福建，以德克碑为首的法国技术班底将作鸟兽散，生意本在杭州的胡雪岩，也不会将大量的物力财力投向福州，那么福州造船工业将前功尽弃。
同治皇帝已经下令吴棠接任闽浙总督之位。
吴棠接任闽浙总督背后是一场错综复杂的官场交易，奕的目的就是要夺走左宗棠刚申请下来的福州造船工业项目。奕迫不及待地要操控闽浙地盘，有一个非常好的借口。早在左宗棠担任浙江巡抚期间，法国海军在宁波开办了一家船厂，法军东亚舰队司令饶勒斯不善经营，令三艘炮船荒废，当他了解到左宗棠在杭州实验轮船的消息后，派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去游说左宗棠买下船厂，条件是一旦法国人需要则要允许利用。[23]左宗棠拒绝了饶勒斯的无理建议，但是日意格此后一直充当左宗棠造船工业的幕后推手。奕有理由怀疑法国人假手日意格，实现操控大清帝国造船工业之目的。
事实上，在奕将吴棠调任闽浙总督的背后，英国人也一直在盯着福州的造船项目。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的照会没有阻止左宗棠的造船计划，赫德担心巴黎宫廷会通过日意格、德克碑掌控中国的造船工业。从1867年赫德一手操纵吴棠转任四川总督看，不排除英国人可能在1866年同样运作吴棠出任闽浙总督一事。
吴棠调任闽浙总督对于奕、李鸿章、赫德来说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奕通过赫德掌控造船工业，未来的新式海军舰队将顺理成章地落入他的手里。奕通过工业、军事两大筹码足以对抗慈禧太后，重建“叔嫂共和”的和谐政局指日可待。对于赫德来说，吴棠出任闽浙总督后，福建造船厂一定会聘请大量的英国人才，采购大量的英国设备，英国人将成为造船工业的核心。
对于李鸿章来说，吴棠调任闽浙总督一方面可以让奕的心态平衡一点，更重要的是可以清除一个在江南争夺工业改革话语权的强悍对手。当年李鸿章的部队长驱直入浙江辖区，收走了大量税赋，令他和左宗堂关系更加紧张。左宗棠在福建的造船工业一旦做大，势必会分流江南的资金。更让李鸿章紧张的是，张斯桂已经离开了两江的军工企业，意欲随胡雪岩南下，一旦张斯桂将大量的江浙资本带到左宗棠阵营，这对于淮军集团来说简直就是釜底抽薪。
另外，曾国藩在山东剿捻力不从心，可能跟李鸿章对调，重返两江总督府。一直盘踞两江的李鸿章，若出马剿灭捻军，将左宗棠拉到剿匪战车上的谋划就不足为奇了。
吴棠成为奕南下的急先锋，李鸿章跟赫德也没有反对，所以在左宗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纸调令就下来了。奕的理由是陕甘回民叛乱，需左宗棠调集大军前往镇压。左宗棠深知调任陕甘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大棋局，他决定想一个两全其美之计，保全福州的造船工业。
左宗棠请沈葆桢出山
左宗棠在家仆的陪同下，走进了福州城宫巷。宫巷沈家是福州城有名的官宦之家，沈家进士老爷沈葆桢和林则徐的次女林普晴喜结良缘，在福州城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美谈。没错，左宗棠就是要去沈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