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身为船政大臣，对于马尾船厂存在的问题自然了然于胸。马尾船厂作为帝国最大的军舰制造集团，国企病严重，人浮于事，在造船合同和支付工人工资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徇私舞弊的问题。尤其令沈葆桢头大的是福州的达官显宦们，经常将自己的亲戚，甚至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推荐过来，令自己在人才管理方面相当为难。[17]
当年吴棠在福州清洗左宗棠的势力，让沈葆桢大为光火。当吴棠走后，沈葆桢冷静下来摸查集团底牌，发现整个集团的采购系统存在大量侵吞公款的现象，由于采购官员收受贿赂，导致大量的木材、煤炭和金属材料不能使用。更为夸张的是，负责采购的高级管理人员依然带着衙门老爷作风，业务部门设置得跟衙门一样气派，师爷、文书、马仔一大堆，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有一个庞大的采购网络，甚至有一名常驻仰光的福州船政首席代表。
腐败问题能让慈禧太后关闭马尾船厂吗？宋晋对马尾船厂背后的政治格局相当清楚。奕同汉族武装集团在军事工业改革的控制权争夺过程中逐渐妥协，最终通过转向支持李鸿章、左宗棠他们的改革，而抓住改革的主导权，才能在汉族武装集团的支持下重返权力中枢。宋晋明白，通过彻查贪污腐败，关闭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这意味着向奕以及汉族武装集团开火，还必须有撒手锏。
宋晋跟同治皇帝说，左宗棠当初的理由是国防，现在各国和清廷握手言和，我们再这样大搞军事工业容易会让外国朋友不高兴。宋晋这一招是典型的隔山打牛。从鸦片战争的炮火到圆明园的滚滚浓烟，清政府王朝面对洋人已如惊弓之鸟，岂敢让外国朋友不高兴！
外国朋友不高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1870年6月25日，一直跟大清帝国关系融洽的美国人搞到了闽浙总督英桂的军事密函，由此造成了福州泄密案，京师震动，差点酿成外交事件。[18]
福州泄密案缘起广东有歹人投毒，搞得人心惶惶，这种恐慌很快蔓延到福州，英桂担心民众会迁怒于洋人，立即向各个边防军事长官发出密信，要求调动辖区驻军加强防范。没想到，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harles W.Le Gendre）截获了英桂的情报，找到总督衙门要求解释闽浙调兵一事。
李仙得的祖籍是法国，但在美国长大，南北战争的时候拥护总统林肯，率领军队攻打南方乱军，在到达中国之前已经荣升少将军衔。李仙得脱掉军装到厦门当领事的背后，是美国已经将一个重要的间谍安插到了帝国的贸易关口。李仙得获取了英桂的军事情报后，英桂已经在赶赴京城的路上，只能由接掌闽浙总督的文煜彻查泄密案。
英桂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将军，在那个师爷满街走的年代，他的密函从来不假手第三人。文煜在调查奏折中强调，英桂不可能泄密，面对如此机密的函件，各地军事长官也不可能泄密，所以很可能是密函传递的过程中被人私拆。[19]尽管李仙得没有抓住密函大做文章，但宋晋非常清楚泄密案背后的深意，外国朋友可是时时刻刻在盯着帝国的一举一动。
宋晋身为帝国高级官员，深谙打蛇打七寸的道理。贪污腐败也好，外国朋友不高兴也罢，改革派都会以国家安危、民族大义来批驳自己，如果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产品质量不行，那就真的该关门了。宋晋在奏折中嘲笑沈葆桢造出的那些轮船都是豆腐渣工程，即便是跟外国人海战，也是无法胜利的，[20]他们口口声声喊的长远大计，都是瞎子点灯。
硝烟四起
乾清宫开始骚动。
恭亲王侧身看了一眼侃侃而谈的宋晋，旁边的官员们齐刷刷地望着这位老爷子。宋晋现在开火的对象可都是帝国的擎天柱：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这三位总督都是显赫的汉族爵爷，都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统兵大帅。沈葆桢也是湘军干将，林则徐的女婿，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官二代新星。
宋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马尾船厂造的轮船不能用来跟外国人打仗，只能用于打击海盗，可海面上已经有水师舰队，只要水师舰队的船只坚固，就没必要在水师之外再造轮船，徒增耗费。左宗棠在马尾船厂项目规划的时候提出，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轮船可以运送漕粮。宋晋在奏折中反击，如果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用轮船运送漕粮，那所需运费比沙船要高。
宋晋还在奏折中提出，马尾船厂每年从闽海关，以及闽浙地区抽调商业税，两项合计就高达百万两银子，现在他们干的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甚至还会给帝国带来致命危机的事。宋晋向同治皇帝建议，每年有上百万两造轮船的银子，还不如拿来救直隶水灾，也可以调拨到京城给官员们发工资。
直隶水灾现在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从1871年夏天开始，大雨一直下到秋天，顺天、保定、天津、河间境内都是汪洋一片，从保定到北京历来都是旱路，现在都需要坐船。[21]直隶水灾简直是百年罕见，曾国藩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感叹，连日暴雨导致老百姓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这样的困苦跟旱灾相比大数十倍。[22]
到了1872年，直隶、浙江、江苏、河南、云南、广东、四川、山东、奉天、山西、陕西、湖北、江西、湖南、西藏等地的灾情奏折犹如雪花般飞抵紫禁城，庄稼颗粒无收，饥民遍地游走。更让同治皇帝痛心疾首的是地方官知情不报，饥民到衙门控诉反被下了大狱。在奉天更是有官员开设官方赌局，抽取赌业商业税。不少饥民走投无路，只有横心一赌，搞得赌风盛行。地方官员派兵在赌局收钱，不少饥民最后沦为马贼，龙兴之地劫案频发。
食君之禄，为君分忧。
天津教案
旁边的恭亲王奕手心里直冒汗，宋晋这份奏折是在向左宗棠、李鸿章他们捅刀子，按照这个逻辑，同治皇帝没有理由不关闭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宋晋怎会在这个时候给皇帝递交这样的奏折？
宋晋反腐的一个重要国际原因是拿破仑三世已成阶下囚。
1870年6月20日，天津居民逮住拐卖儿童的案犯武兰珍，他们在审讯武兰珍的时候，意外发现这件事跟望海楼天主教堂有关。民众们当时就愤怒了，因为早有流言称这座教堂的育婴堂周围掩埋了四十多具婴儿尸体，所以他们一直怀疑教民以育婴堂为幌子贩卖婴儿，甚至杀害婴儿。当时，天津地界的反洋教情绪高涨。为了平息众怒，6月21日，天津知县刘杰带着武兰珍到教堂对质，但教堂主持人、法国神父谢福音藏匿了武兰珍交代的教民，矢口否认有教民跟武兰珍勾结。
之后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双方很快开始群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 Victor Fontanier）要求崇厚派兵镇压民众，尽管崇厚是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但是他的主要工作还是处理中外通商，所以没有答应丰大业的请求。丰大业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理论，怒而开枪，打伤了知县大人的仆人。丰大业的一枪犹如一枚炸弹，让围攻教堂的群众立即围杀了丰大业。
见丰大业的秘书西门企图逃跑，群众也将其击杀。最后，天津民众活活烧死了10名修女、杀死了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整个暴乱持续了三个小时。
1870年6月24日，多国部队开到天津港，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朝廷决定派遣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全权处理天津暴乱。曾国藩到天津后立即成立了专案组，经过调查，并没有发现天主教堂贩卖婴儿的证据。在法国拿破仑三世政府的强烈要求下，曾国藩最后决定处死民众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并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同时由崇厚派使团到法国道歉。
1871年1月24日，崇厚率领的赔罪使团抵达马赛港口，可是立即陷入迷茫。强硬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成了德国人的俘虏，法兰西第二帝国已经灭亡，第三共和国现在忙着跟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谈判，根本就没有时间搭理大清帝国的赔罪使团，崇厚一干人马只好在法国东游西逛。
崇厚游荡了将近两个月，眼见法国第三共和国局势趋于稳定，于是派英文秘书张德彝到巴黎为使团找一个住处。3月17日，张德彝奉命抵达巴黎，没想到第二天巴黎就爆发了革命，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统梯也尔政府军与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开始了巷战。
张德彝很快就得到一个消息，国民自卫军击毙了梯也尔政府的高级官员勒康特、克列芒·托马等，警察厅、市政厅等政府机关被起义军占领，梯也尔等政府官员纷纷逃往凡尔赛。张德彝只好给崇厚发电报，汇报了巴黎的乱局。张德彝成了巴黎公社起义、五月流血周以及梯也尔胜利之师凯旋的见证人。[23]
梯也尔重返巴黎后，崇厚一干人马抵达巴黎，在战场上受尽俾斯麦窝囊气的梯也尔，根本就没有心思搭理大清帝国的谢罪使团，而是先为巴黎大主教达尔布达瓦举行葬礼，并邀请中国使团参加葬礼。第三共和国的内政忙到1871年12月，梯也尔才想起了崇厚使团，将崇厚召到办公室一通训斥，才勉强接受了道歉，放崇厚一干人马回国。
崇厚回到国内，法国内乱立即引起了宋晋一干人马的注意。当初左宗棠选定跟法国人合作造船，拿破仑三世专门接见了日意格跟副监督德克碑，将跟左宗棠的合作当成了政府间的项目合作。现在拿破仑三世已经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新成立的法国第三共和国内政都忙不过来，哪有心思支持马尾船厂？失去了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支持，日意格他们在福州翻不起大浪来，清政府也就不用担心法国政府从中作梗。
宋晋拿马尾船厂开刀的同时，也向江南制造总局开火，一方面是李鸿章北调直隶，对两江已经鞭长莫及；另一方面现在曾国藩调回两江，他因为处理天津教案不力，遭到北京城的王公贵胄的不满，在帝国的威信直线下降，加上曾国藩的身体已经一日不如一日，湘军集团势力显然已是明日黄花。
宋晋抓住曾国藩和左宗棠失势的良机一箭双雕，犹如一声惊雷，在紫禁城上空炸响。
同治皇帝望着朝堂上的白胡子老头儿，旁边的王公贵胄则在低声耳语。只听见帘子后面传来一阵咳嗽声。恭亲王奕走出朝班：“启禀皇上，宋大人所奏之事事关国家改革大计，福州船政局跟江南制造总局的去留，总理衙门立即传谕地方，令相关人等拿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意见。”
“恭亲王谋国，老成持重。”同治皇帝还没有开口，帘子后面就传出慈禧太后的声音，“宋大人所言皆是国家工程，福州方面是左宗棠提议搞起来的，现在是沈葆桢负责，文煜身为闽浙总督，福州那边的事情让他们几个回个折子。上海方面曾国藩在两江任上，让他回个折子，尽管李鸿章现在调到天津，上海的事情也是他搞起来的，让李鸿章也回个折子。”
辛酉政变后，恭亲王权势滔天，慈禧太后一直在韬光养晦，直到太平军土崩瓦解的时候，才找机会褫夺了奕的“议政王”封号。慈禧太后在上海跟福州的改革中一直没走向前台，可是对奕的一举一动却了若指掌。为了控制奕，慈禧太后大费周章，才将奕以及帝国所有权力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上。
权力是专制者的春药，只有牢牢地抓住权柄，才能够在政坛长袖善舞。辛酉政变中，慈禧太后跟奕结成政治同盟。政变成功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代同治皇帝执掌皇权；奕执掌相权，管理国家具体事务。慈禧太后为了巩固皇权，一开始用一大堆头衔让奕为其卖命。为了将奕的权力限制在相权之内，慈禧太后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对帝国进行程序化管理，目的是严格划分帝国权力。
程序管理集中体现在王公贵胄的奏折审批上：第一步，地方官员以及各军区指挥官给中央的奏折，送抵北京后必须先报给两宫太后；第二步，两宫太后看完了地方跟军方送来的奏折后，交军机处等大臣详议；第三步，军机处审核过后，将审核意见提交两宫太后裁夺；第四步，两宫太后裁夺后，军机处会根据太后的意见草拟成政府文件；第五步，政府文件草拟好后，再次送到两宫太后处，太后最后审核同意，用朱笔进行批示，最后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正式发布。
身为帝国执政总理，“议政王”封号被永久褫夺之后，奕要想真正重返帝国权力核心，一定要打造一个新的平台来推开权力之门。从“阿思本舰队”到吴棠南下，奕都希望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汉族武装集团的改革项目中去。
宋晋的奏折犹如一枚炸弹，这老头儿的聪明在于没有抨击政府军事工业改革试点政策，而是以马尾船厂涉嫌贪腐为突破口，如此一来既不得罪支持军事工业改革的奕，也不得罪该项目真正的审批者慈禧太后。奏折一出，现在问题都摆在这里了，最终关不关闭看政府决策。看着朝堂上那种乱哄哄的局面，宋晋当时真想说：国家还有很多地方要用钱，你们看着办吧。
帝国的文人是最有毅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