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现在的处境很微妙，这一次宋晋的奏折有理有据，一旦总理衙门在朝堂上反击，慈禧太后就会认定奕在利用改革搞利益集团，将问题分散到地方，犹如一个拳头向多个方向打去，这就分散了宋晋奏折的威力。更为重要的是，慈禧太后掌握着改革的审批大权，面对宋晋突如其来的反腐，岂能当场就做决断？
慈禧太后的意思很快就到达军机处，军机处加盖大红印章后，立即由国防部捷报处向闽浙、两江的五位帝国高级官员专项送达。慈禧太后在文件中强调，制造轮船原为未雨绸缪，力图自强之策，如果制造合宜，可以打击外来侵略，就不要因为那点造船银子而放弃了长远筹谋。针对宋晋提出的问题，慈禧太后的意见是如果宋晋说的属实，大家就要通盘筹划变通。[24]
民营资本的困境
旗昌洋行的江浙职业经理人正在办公室烤火炉子，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却在茶馆里密谋干掉江浙商帮。阴冷刺骨的上海滩，江浙商帮跟广东商帮的较量一触即发。
突然间，一个陌生人闯入茶馆，来人身高一米八五，尖鼻子蓝眼睛，卷头发，白皙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唐廷枢跟郑观应都一愣，两人不约而同地放下茶杯，这个白种人不是旗昌轮船的船主麦奎因（McQueen）吗？这位美国佬来干什么？
唐廷枢对这位突然闯入的美国人不是很感冒，倒是郑观应站起来跟麦奎因握手问候。一阵寒暄之后，唐廷枢才弄明白，原来郑观应在宝顺洋行的时候，就跟眼前这位美国船主关系密切，现在麦奎因在跟英国人做生意了。
麦奎因现在的身份是太古轮船总船主。太古轮船刚刚成立，大股东是太古洋行的老板约翰·森美·施怀雅（John Samuel Swire），太古轮船跟旗昌轮船、怡和轮船以及其他任何轮船公司都不一样，施怀雅简直就是一个偏执狂，他没有在中国商界募集一分资金，都是从英国募集资金。
太古洋行上海总经理威廉给了麦奎因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招募有洋行买办背景、能够讲一口流利英语、懂得轮船贸易的中国商人。麦奎因在中国航运领域混了多年，尤其在旗昌轮船见证了中国航运业的血雨腥风，认为只有江浙商帮跟广东商帮才是航运业的上佳人选。麦奎因了解了公正轮船背后的钩心斗角之后，决定邀请老朋友郑观应出山，担任太古轮船的买办。
郑观应有点儿流年不利，做什么生意都亏钱。一开始自己独立做外贸生意，可欧洲在1866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以拿破仑三世成为阶下囚为历史转折点，欧洲真正结束了君主专制时代，工业开始复苏，尤其是纺织工业的复苏导致布匹等价格下跌。以郑观应为首的传统广东贸易商帮，遭遇了出口贸易的寒冬。
欧美出口生意没法做了，只能进行战略转型。1871年年底，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决定重振两江盐业。在食盐牌照垄断的年代，没有背景的民营老板要想拿到经营食盐的牌照，难度可想而知。郑观应跟唐廷枢决定抓住曾国藩向民营老板开放盐业牌照的机会，转道扬州贩卖食盐。[25]唐廷枢背靠怡和洋行，可以不断拆借资金，而郑观应没有资金支持，很快盐行也破产了，只有重返上海滩。
旗昌轮船在长江航线的垄断令公正轮船举步维艰，只能一次次地更换挂靠洋行，这让唐廷枢跟郑观应有一种流浪儿的伤感。郑观应回到上海就找到唐廷枢商量公正轮船最终的出路，到底是独立经营，还是依附在洋人名下？依附洋商名下让两位广东商人有着切肤之痛，洋人在中国航运领域用中国人的船只打价格战，他们根本没有将拥有控股权的中国股东放在眼里，公正轮船成为怡和洋行、旗昌洋行他们争夺市场的试金石。
民营独立？
唐廷枢想都不敢想，当年大哥唐廷植被丁日昌抓进大牢后，用一座铁厂方才换来自由之身，江南制造总局可有唐廷植的功劳，那些火炮厂还有当年铁厂的机器。唐廷植重金消灾的背后，大清帝国的商业制度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满洲八旗入关200年，依然重复着古老的重农轻商的治国策略，他们对商人视同最卑微的妓女，导致商业形成隐形的垄断，广州十三行的盛极而衰就是商业垄断的崩溃。
民营航运的机会在哪里？唐廷枢跟郑观应这样的广东商人对于航运业的开放早已望穿秋水。当时的帝国民间运输都使用帆船，即便是庞大的漕帮，也只能是帆船运输，而轮船只能是军用。宁波商人购买的“宝顺轮”也是用于打击匪盗，在围剿太平军期间，被政府征用，最后一直作为水警缉盗的轮渡。
郑观应对民营航运的开放很是悲观，他认为清政府执政集团一直对汉人心怀芥蒂，在政治上经常搞双轨制，各个部委都是两个部长，满人部长排在第一位。在经济方面，汉人经商智商高于满人，各地商帮活跃，满人要想控制掌握财富的汉人，就不能像政治上搞双轨制，只能依靠牌照制度，通过牌照向汉人征收名目繁多的税赋，不乐意的就只有关门。
鸦片战争后，大量的欧美商人涌入中国，部分欧美无业游民也到中国来淘金。这些投机分子在欧美国家不可能募集到资金，他们迅速和贩毒走私集团打成一片，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为了在帝国将贩毒走私资金合法化，他们会跟帝国商人合伙做生意，因为他们看出帝国商人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负，要通过跟洋人合作来规避帝国官员的敲诈勒索。
欧美的毒贩子、走私商人摇身一变成为帝国商人的庇护者，他们用极少的资本，控制着中外合资企业。帝国商人成为恶棍们的附庸，随着一份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官员压榨商人的手段更多，速度更快。更多的商人为了规避不堪重负的税赋，将更多的资金投向恶棍之手，欧美商人的资金成本越来越低，撬动的资金杠杆越来越大，帝国商人在合资企业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小。
开放的口岸越来越多，商帮规模越来越大，国家的税赋名目越来越多，可是财政赤字的缺口却越来越大。帝国的官员对此现象早已洞若观火。民富才能国强，有钱的商人在连年的战争中远离了政府，他们宁愿让欧美的恶棍们控制合资公司，也不愿意以中国人的身份独立做生意。
财富流到了欧美恶棍们的腰包，大清帝国的财政官员们是夜不能寐。每次看到战争赔款，财政官员们都胆战心惊，钱从何来？船坚炮利是帝国自强之本，商业富国是崛起根基。左宗棠在向北京朝廷提交造船计划的时候就提出，马尾船厂将来可以造商船，一方面是补贴庞大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商业运输的能力。
当一场场令爱新觉罗皇族胆战心惊的战争结束后，汉族武装集团已经形成了湘军、淮军两个利益集团，如果直接将两个集团拆散，帝国定遭内乱。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恭亲王奕，完成汉族武装集团向政治集团转变成为王朝的头等大事，只有通过利益才能牢牢地攥住两个政治集团的命运，只有改革才能将利益转化为国家财富。
民营航运业改革的夭折
改革成了帝国权谋家的共识。
汉族武装集团是清政府执政集团最大的威胁，剿灭太平军后，在曾国藩的领导下，汉族武装集团主动向政治集团转变。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相当清楚，汉族武装集团的转型是清政府执政集团重拾威权和公信力的机会，天下再无可以超过湘军、淮军集团的第三股武装势力可以威胁到清政府执政集团，如果曾国藩他们都臣服清政府执政集团，还有谁会挑战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威权？
改革犹如一块骨头，是汉族武装集团转型的最大诱惑。清政府执政集团必须从两百年的垄断利益切割一部分，将其让予汉族武装集团，只有让汉族武装集团在改革的过程中获取了新的利益，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向政治集团转型。军事工业改革就是清政府执政集团默许的一块骨头，在国有资本改革的名义下，满足汉族武装集团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