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8]左宗棠在给同治皇帝的密折中回忆说，马尾船厂成立之前，以赫德为首的欧美势力极力游说北京，声称自制轮船枪炮耗资巨大，不如直接购买省事，以阻挠帝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左宗棠极力夸耀同治皇帝在国际压力之下圣明洞鉴，帝国的军事工业改革才得以顺利开局。
宋晋攻击左宗棠时有两点颇为致命：一是工程总款超标，二是轮船总数没有达标。左宗棠在密折中逐一反驳宋晋的指控，当初计划5年造船16艘，到宋晋指控之时，只有3年，已经造船9艘。第一号轮船在天津接受检阅的时候，观者云集，盛况空前。左宗棠强调，马尾船厂造船技术越来越精湛，原先装配三门炮的，现在可以装配八门，轮船马力可以提高到二百五匹，最大马力的轮船可以装配十三门大炮。
腐败问题是致命的，质量问题更是要命的。“湄云”号让左宗棠如芒在背，尽管任何轮船都可能存在机械故障。无论是马尾船厂还是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出来的可是护卫帝国海上安全的军舰跟大炮，它们不仅仅是一个集团获取权力的筹码，更关系着国家的命运，质量问题是高悬在整个国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左宗棠在给同治皇帝的密折中说，船政学校的学生是中国造船工业与海防未来的希望，只要假以时日，严格管理教育，他们都将成为帝国的栋梁之才，最终中国将形成以机器制造机器，以华人学习华人，以新法改革新法的良性循环格局。[9]
左宗棠对船政学校的学生们，以及对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军事工业并没有浮夸。身为福州船政监督的日意格，见证了帝国十年变化，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层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停止制造，让西方永远掌握着军工专利，这样会让我们的国家失去自强之远图，我们的国防力量永远都将权操在西方列强之手，我们还有什么抵御外寇之法呢？左宗棠在给同治皇帝的密折中悲愤地说，如果帝国的军事工业改革停了，身为臣子即使以身殉之，于国家命运前程毫无裨益。左宗棠最后呼吁，福州船政将来大有可为，不可停止。
沈葆桢的奏折
1872年5月26日，福州城宫巷阴云密布。
一身素服的沈葆桢站在窗前，手上攥着紫禁城的上谕，望着长长的宫巷，罗星塔下的风云激荡浮现在眼前，是人祸还是劫数？鸦片战争撕裂了帝国的遮羞布，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改革成为政治集团利益重新分配的盛宴，上苍要让爱新觉罗王朝灭亡，真要让政客们肆无忌惮地上演最后的疯狂？
老父亲的去世令沈葆桢撕心裂肺，两次向朝廷上奏折要回家为老父亲丁忧，但是因为船政繁忙没有获准。每每想到去世的老父亲，沈葆桢都有一种五内俱焚的感觉。沈葆桢在给文煜的一封信中说，对父亲的思念令自己身体每况愈下，除了大量咯血外，还经常感到眩晕。[10]
重病在身的沈葆桢现在终于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但看到的只有坟前的荒草萋萋。沈葆桢每天在家练习书法，装裱字画。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离开马尾船厂不久，宋晋他们就抓住“湄云”号大做文章，希望朝廷关闭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
沈葆桢咳嗽得厉害，仆人端来痰盂，浓痰中带着血丝。闪电击穿了宫巷上空的乌云，沈葆桢顿感头晕眼花，胸口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慌闷。在仆人的搀扶下，沈葆桢坐回书桌前的太师椅，手中的上谕掉到了地上。仆人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放到书桌上。到反击的时候了，沈葆桢颤颤巍巍地抓起了狼毫。
“仰见圣主慎重周详，力图自强之致意。”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沈葆桢先将紫禁城征求他意见的举动进行了一通表扬。沈葆桢对宋晋的“战争已经结束，不必再造军舰”一说是相当反感，他说鸦片战争就议和了，可列强还是三番五次侵扰帝国疆域，数十年间令帝国的皇帝们宵旰焦劳，天下臣民痛心疾首，耗费了数千万的金银也难以满足列强的贪婪，谁敢拍胸脯保证列强不再入侵？[11]
沈葆桢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欧美列强经过上百年的技术改进，方能纵横四海。中国的军舰不可能坐而得其尖端技术，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实验，甚至要交一定的学费，才能超越对手。
沈葆桢在奏折中详细回顾了马尾船厂的经营过程，从一开始全面仰仗洋人，到现在中国工匠能够独立造船，从军舰的马力到火炮的增加，中国人在掌握造船技术的同时还在不断地进步。沈葆桢毫不避讳马尾船厂存在的疏漏，他大包大揽将所有责任扛下来，只是希望皇帝不要以管理者的问题，进而认定是创议者的失策。
“工停而船无可修，厂废而船随之俱废。”在沈葆桢看来，军舰的维修是再正常不过的技术问题，一旦船厂关闭，随之而来的将是麻烦不断。按照当初的国际合约，国家要拿出七八十万两白银赔偿洋人劳工，以及已经下定单的原材料。沈葆桢更担心的是，洋人觊觎马尾船厂已经很久了，一旦船厂停工，洋人就会立马廉价收购，并用帝国的船厂造一样的军舰，转手高价贩卖给帝国海军。
沈葆桢在奏折中提出，兵船为御侮之资，不能因为花销太大而停造，现在国家只有“勇猛精进”，才是帝国崛起之远谋。除了军事工业改革之外，国家还应进行全面改革，这样才能富强，国家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李鸿章出马
沈葆桢的奏折送抵军机处后，紫禁城一阵骚动。
身为马尾船厂的大当家，沈葆桢抱病上书，令宋晋他们侧目。杨昌浚的奏折已经令北京的保守势力很是尴尬，这一次左宗棠跟沈葆桢两人的奏折前后脚到。如果北京的保守势力继续死磕，那就真如沈葆桢所说是要打决策者的屁股，因为军事工业改革的真正决策者是慈禧太后跟同治皇帝。
宋晋他们还有一线希望，他们将目光盯向了李鸿章。宋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重点揭露了马尾船厂的问题，尽管也提到了江南制造总局，但没有涉及江南制造总局的腐败问题。更为关键的是李鸿章北调直隶，北京保守势力想当然地认为，江南制造总局已经不在李鸿章的权力辖区之内了。
宋晋他们自然对左宗棠跟李鸿章两人的关系一清二楚，更清楚沈葆桢身为李鸿章的同门师兄弟，最后成为左宗棠遥控马尾船厂的筹码，李鸿章岂能隐忍？从提交反腐奏折到沈葆桢递交奏折，已经过去了四个月，李鸿章上过不少的奏折，关于船厂的奏折只字未提，袖手旁观之意再明显不过了。
3月20日，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两江总督曾国藩走完了圣贤的一生。在曾国藩的人生尽头，未见他和李鸿章商讨应对宋晋的反腐问题。失去了精神领袖的湘军集团走进了黄昏，北京保守势力认准了李鸿章的淮军集团不敢跟八旗军团抗衡。
北京保守势力针对左宗棠跟沈葆桢的奏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两位身为利益当事人，很少不为自己辩护，他们对沉默的李鸿章依然捉摸不透，决定摸摸李鸿章的底牌。很快，李鸿章就收到了军机处的密函：闽省制造轮船，应否暂行停止，着李鸿章奏到后，再将谕旨。[12]
从军机处的密函可以发现，紫禁城就马尾船厂问题已经三次向李鸿章发出征询函了，很显然北京保守势力没有等到他们期望的奏折。李鸿章从一月到五月底，一直忙碌的是和日本人的修约，对于宋晋掀起的反腐风暴，李鸿章简直就是充耳不闻。
一切的假设都错了。
曾国藩的去世令李鸿章无比伤怀。整个帝国都知道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可是没有人知道宿松那一场秘密会议，更没有人知道师生俩争夺改革资本的剑拔弩张。曾国藩以完美的圣人形象走了，留下的湘军接班人是左宗棠，现在左宗棠手握十万精锐驻守西北，自己则在直隶小心翼翼地拱卫京畿。
宋晋他们掀起的是一场利益保卫战，改革，还是沉沦？改革者死，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老路：秦朝商鞅，车裂而死；汉朝晁错，腰斩弃市；明朝张居正，挫骨扬灰。改革是利益的调整，既得利益者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挠。帝国兴起的军事工业改革，将使马背上拼大刀弓箭的八旗劲旅成为历史，这将直接威胁到他们手中的统治权力。
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权力格局的重新划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迅速崛起的汉族武装集团已经令爱新觉罗王朝寝食难安，清政府执政集团试图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来实现汉族武装集团的转型，可现在他们又成为帝国改革的主导者。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代，主宰中国上千年的皇权第一次受到了科技跟财富的直接挑战。
路在何方？
在接到紫禁城三次信函的过程中，李鸿章一直在静观政治局势。沙俄跟阿古柏签订了《俄阿条约》，成为第一个承认“洪福汗国”的大国。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给阿古柏写信，愿意提供更多的援助。身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要跟阿古柏决战新疆，三五年是回不来了。紫禁城内，清政府执政集团暗流涌动，叔嫂共和的和谐局面在皇权跟相权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两位辛酉政变的密友分道扬镳只是时间问题。
谁会支持改革？掌管总理衙门的奕深谙帝国贫弱的症结，慈禧太后随咸丰皇帝颠沛流离，自然也清楚国家在沉沦。以马尾船厂和江南制造总局为首的军事工业改革，没有慈禧太后的首肯，国有资本难以进入这样浩大的国家工程。宋晋身为工部的副部长，要抓住国家工程的控制权，以反腐败的名义弄权，最终会葬送帝国的改革大业。
李鸿章现在担心的不仅是宋晋他们弄权，更担心他们勾结满洲军队高级官员，一旦这两股势力结成了联盟，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奕，都会站在满洲贵族军人集团一边。自己的老师曾国藩去世了，一旦宋晋跟满洲军人集团结盟，两江地界的遗产将落入到清政府执政集团手中，汉族武装集团苦心筹划的改革将胎死腹中。
进退一瞬间，帝国的命运也就在这一瞬间定格。收到军机处密函的李鸿章没有急于回复，这给了宋晋他们一个袖手旁观的错觉，他们在焦急等待李鸿章的回音期间，李鸿章在隔岸观火，谁能拯救沉沦的帝国？现在只有抓住了帝国改革的主动权，才能在这场风波中反败为胜，成为帝国真正的拯救者。
1872年6月22日，李鸿章终于提笔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巨长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始，李鸿章猛拍皇帝的马屁：“圣主力图自强，规划远大，钦佩莫名。”李鸿章先将皇帝架到英明之君的高度，然后苦口婆心地给皇帝讲列强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用的那些弓箭小枪，只能天天喊攘夷。西方技术不断提高，帝国想保和局，守疆土都难上加难。[13]
欧美列强的贪婪已经让紫禁城胆战心惊，可是李鸿章已经明显感觉到帝国未来真正的威胁来自日本。李鸿章在跟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这位邻居跟欧美走得很近，他们添设铁厂，制造轮船，变用欧美军器，训练新军。他们是弹丸小国，不仅仅是为了自保，也不可能将战舰开到万里之遥的欧美去，他们的目的是图我中华。
李鸿章可不是吓唬同治皇帝，宋晋在朝堂上公开反腐后，应宝时就将日本岩仓使团的情报送到了他的手上。十年前日本使团在上海观摩欧美列强，带走了帝国的海军情报，现在又远赴欧美，直接跟欧美政府交易。
“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烈批评宋晋他们是苟安现世，而忘记了二三十年前的伤痛，更没有将眼光放到千百年之后的子孙万代。李鸿章大声疾呼，国家什么花销都可以省，唯有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的费用万不可省。[14]
李鸿章说，无论是马尾船厂还是江南制造总局，皆为国家筹谋久远之计，岂能因为一时半会儿耗费国家财政就能停下来的？如果工程停下来，那么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所花销的银两都将全部成为虚耗，这样一来不仅列强要嘲笑我们，我们也很难打击入侵我们的列寇。
鸿篇漫卷的高论之后，李鸿章开始一一回应紫禁城的问题。军机处在密函中问李鸿章怎样才能减省经费，李鸿章在回函中说自己离福建太远了，对马尾船厂的情况不了解。但就江南制造总局以及天津机器局的情形推论，西方人制造机器投入都很大，选料都很精，只有批量生产，才会将整体的生产成本给降下来。
李鸿章很委婉地将马尾船厂的敏感问题说成是行业普遍问题，他刻意的委婉令北京保守势力相当失望。胡林翼十年前就死了，现在曾国藩也死了，宿松秘密会议的三巨头只剩下左宗棠了。困守西北的左宗棠已经难以构成政治上的威胁，这一次牵涉到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跟左宗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吗？
宋晋他们彻底糊涂了，已经摸不准李鸿章的政治脉搏。在给皇帝的密折中，李鸿章说马尾船厂一开始由法国人日意格跟德克碑定议立约，二人素非制造轮船机器之匠。左宗棠当年上报的项目预算，只能是粗略估算，开工后费用不断增加也是情非得已。李鸿章言外之意是，福州的国家工程交给两个外行的兵油子，这样的工程怎会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