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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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红顶商人(1)

杨乃武与小白菜翻案,给官场来次大清洗

“羊吃白菜”案,几番审决,多次推翻

1877年1月4日,紫禁城寒风萧萧。

朝阳门外神路街远远地来了一队清朝士兵,押着三辆巨大的囚车缓缓走来。囚车后面跟着一辆骡马车,车上停放着一口薄皮棺材,棺材里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恶臭。突然,一骑宫中来使宣布,要将棺材押送至海会寺。军队押着囚车跟棺材径直来到海会寺。

囚车上一位是杭州府余杭知县刘锡彤,一位是余杭县衙仵作沈祥,一位是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棺材里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是葛品连,生前曾经是余杭县一个开豆腐坊的小生意人。1873年10月的一天,葛品连突然暴病而亡,死时全身青黑,于是市井传言,葛品连之妻毕秀姑(即小白菜)因与举人杨乃武有奸情,故而二人下毒害死了葛品连。葛品连老母向县衙报了案。[1]刘锡彤素与杨乃武有隙,闻告后,亲率仵作沈祥前往验尸。

沈祥勘验葛品连尸体后,将验尸报告跟《洗冤录》进行对比,发现葛品连可能是中烟毒而死。门丁沈彩泉摸准了刘锡彤的心病,一旦将葛品连谋杀案坐实,皇帝一定会下诏褫夺杨乃武举人之名。于是,全程参与了勘验的沈彩泉一口咬定,葛品连死于谋杀。

刘锡彤将毕秀姑带回县衙审问,供不知情。次日动刑逼供,毕秀姑受刑不过,诬称与杨乃武私通,杨乃武给了她一包治流火的药,葛品连吃后就死了。刘锡彤下令逮捕杨乃武。新中举人的杨乃武刚从杭州归来,“方从行省赴鹿鸣宴归,衣冠而往”。刘锡彤一看杨乃武衣冠楚楚,顿时火冒三丈,“喝令被去衣冠”,杨乃武遭遇“长跪刑拷”,“加以大杖决臀者千数百下”。“死而复苏”的杨乃武最终屈打成招。[2]

刘锡彤拿到供词后,立即向杭州知府陈鲁汇报,说举人杨乃武卷入谋杀案,当事人已经招供,希望向皇帝报告革掉杨乃武的举人之功名。陈鲁遂向浙江巡抚杨昌浚汇报,杨昌浚的报告很快又到了北京。当时的同治皇帝朱批:“杨乃武著革去举人,其因奸谋死本夫情由,著该抚审拟。”

皇帝诏令一下,葛品连之死成了钦命大案。

杨乃武的家人提出异议,反控毕秀姑捏造证据作伪证,因为葛品连生病期间杨乃武不在余杭,怎么可能给毕秀姑治流火之药?刘锡彤再度对毕秀姑严刑拷打。取得毕秀姑的口供后,余杭县将卷宗、人犯上呈杭州知府。杭州知府陈鲁本就是行伍出身,加之杨乃武没了举人功名,上来就是一顿暴打,杨乃武再次招供。

陈鲁将葛品连谋杀案上报到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处。主管刑名的蒯贺荪为道光年间举人,左宗棠围剿捻军期间,蒯贺荪为左宗棠的军队提供后勤支持,深受左宗棠欣赏,赏布政司衔。左宗棠督军西征期间,蒯贺荪荣升浙江按察使。蒯贺荪两次提审杨乃武,毕秀姑跟杨乃武口供一致,认定原审无误。蒯贺荪将案件审理结果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定谳。杨昌浚派候补知县郑锡滜密查,郑锡滜到了余杭就被刘锡彤灌得烂醉,他给杨昌浚的调查结论是“无冤无滥”。[3]

杨昌浚,字石泉,1860年入楚军幕,成为左宗棠的左膀右臂。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杨昌浚巡抚浙江,一直不遗余力地为左宗棠筹募军饷。葛品连谋杀案上报巡抚衙门时,杨昌浚正忙着为左宗棠筹钱,听完郑锡滜的汇报后,便以蒯贺荪的审理结果为准上报朝廷。其间,杨乃武却在狱中写了一份辩护词交给姐姐杨菊贞,杨菊贞拿着辩护词到北京都察院投状。

都察院一看,杨乃武控告刘锡彤刑讯逼供,下令杨昌浚重审。都察院令一到,杨昌浚责成陈鲁再审葛品连谋杀案。陈鲁再审后维持原判。杨菊贞不服,见向浙江府衙上控无果,再次进京向步军统领衙门、都察院投状。[4]刑部给事中王书瑞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杨昌浚回护同官、含糊结案。[5]都察院御史广寿也向皇帝提交了一份专题报告,建议北京方面派出专案组调查葛品连谋杀案。[6]

光绪皇帝一道圣旨,一个庞大的专案组成立。

浙江学政胡瑞澜任主审钦差大臣,宁波知府边保庆、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担任陪审团成员。不谙刑律的胡瑞澜采信了浙江官场的审案证据,给皇帝上报了维持原判的证据。[7]胡瑞澜的审判令杨昌浚长舒了一口气,可是户部给事中边宝泉又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本,提议将葛品连谋杀案提交刑部重审。[8]光绪皇帝下诏:外省案件纷纷提交刑部,向亦无此政体。[9]边宝泉的奏本也被上谕驳回。

边宝泉是户部的年轻干部,这位镶红旗汉军籍小官的祖上跟八旗入关,他本人于同治二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出任过乡试会试考官,作为后备干部调入户部。谁都没想到,边宝泉会在这个时候突然跳出来干预皇上和地方督抚。杨昌浚立即向皇帝提交了辞职报告,他意识到自己卷入了一个强大的旋涡之中,在边宝泉的行动背后,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正在扑向浙江官场。

胡瑞澜奉命重审葛品连谋杀案期间,也正是户部左侍郎袁保恒跟左宗棠关系紧张的时期。袁保恒来到西征军营后,发现胡雪岩负责的国际贷款利息奇高,于是一直拖着西征军的贷款不批。左宗棠一道奏本送到了光绪皇帝案前,将袁保恒调回北京。左宗棠之所以敢跟袁保恒叫板,底气就来自于杨昌浚。江浙富庶甲天下,身为浙江巡抚,杨昌浚一直是西征军的后勤保障。

在胡瑞澜重审葛品连谋杀案期间,西征军资金紧张,左宗棠曾写信给杨昌浚,希望浙江能够划拨三十万两银子救急,因而对此案也有所了解。令左宗棠头大的是,《申报》一面抹黑西征军,一面呼吁朝廷引入西方审判制度,重新审判葛品连谋杀案。左宗棠在给杨昌浚的信中嘲笑《申报》:“处士横议,托海上奇谈辩言乱政。”[10]

杨昌浚的辞职报告令左宗棠情绪低落,他在给杨昌浚的信中感慨:“陇实处其难,不于浙求饷,滔滔天下谁复应之?”没有浙江的支援,东南沿海督抚中更没有人会向西征军提供粮饷支持,左宗棠在信中认可了杨昌浚对西征军的巨大贡献:“浙之济陇厚矣。”他安慰杨昌浚,胡瑞澜是一位守正不阿之人,断不能抹却浙江官场的公论。

十八位浙江籍官员联名,冤案惊动了皇帝太后

《申报》在不断地关注和报道葛品连谋杀案的最新进展,抨击浙江官场的官官相护。清政府执政集团决定给浙江官场敲个警钟,在拒绝了边宝泉将案件提交刑部的同时,光绪皇帝在诏令中批准刑部可以将卷宗调进北京研究。与此同时,浙江籍的官员对胡瑞澜的调查也是相当不满,十八名浙江籍官员联名向皇帝上书,要求重审葛品连谋杀案。[11]

更为糟糕的是,袁保恒回京后被调任刑部,出任常务副部长级别的左侍郎。他向光绪皇帝建议,将此案提京研讯。同时,杨菊贞还在各衙门递状喊冤。面对各方压力,慈禧太后下令刑部重审葛品连谋杀案,由浙江巡抚杨昌浚押解此案所有卷宗、人犯、证人,连同葛品连尸棺进京公审。

1877年1月22日,三法司在海会寺会审葛品连谋杀案。

光绪皇帝下令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组成联合重案组,由刑部主审,都察院跟大理寺会审。刑部两个尚书桑春荣、皂保主审,各大部委的侍郎、御史陪审、观审。为了保证三司会审的公正,确保案件审理的专业性,刑部请出了八十多岁的帝国首席验尸官荀义开棺验尸。

海会寺人山人海。

持枪的士兵将全部人犯带到大雄宝殿前面的空地上,刑部验尸官打开棺材,由荀义亲自动手验尸。虽然葛品连的尸肉已经高度腐烂,但万幸的是骨骼完整。荀义对尸骨从头部的卤门骨、颔骨、牙齿,再到喉骨、胸骨、尾椎骨和指趾骨,一一详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刑部的司官、堂官轮番勘验,余杭县衙验尸官沈祥复验。[12]

荀义在刑部验尸报告上给出的结论是:骨殖黄白,系属病死,并非青黑颜色,委非中毒。远在肃州军营的左宗棠听闻结果后,瞠目结舌,“遍查《洗冤录》,凡毒毙无以骨色辨验者。”在给杨昌浚的信中,左宗棠对刑部的验尸报告提出异议,认为以毫无科学依据的验尸报告问官定谳,只能给后世留下更多的谜团。[13]两次提交辞职报告没有获批的杨昌浚,这一次被皇帝直接革了职。海会寺三司会审报告出来后,左宗棠给西征军副主帅刘典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杨昌浚因卷入葛品连谋杀案而遭遇革职相当惋惜。更令左宗棠难以置信的是,自己很久没有收到胡雪岩的书信,“以其平时办事之法言之,或不荒唐也”。[14]

左宗棠的心在滴血。

“葛品连已死逾三年,毒消骨白,此不足定虚实也。”曾经出任长沙知府的湘军干臣、现四川总督丁宝桢闻得实状,大怒,痛斥杨乃武风流成性,亦非善类,若是翻案,“将来外吏不可为”?[15]刘锡彤的乡榜同年、大学士宝鋆也提出,人死已逾三年,毒气早就消失,怎么能够凭着骨是黄白色,即断定不是毒死而是病死呢?

“狺狺者尚欲翻案,为奸夫奸妇劣属雪冤。”北京方面下令杨昌浚将人犯、案卷、棺材押运进京后,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愤愤然地说道,他把那些上书为杨乃武翻案的官员比喻为疯狗,并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16]左宗棠相当蔑视十八名浙江籍官员上书的行为,他觉得正因杨昌浚性气宽和,才会导致那些浙江人无所顾忌。杨昌浚被革职前,将自己的一万两养廉银捐给西征军,左宗棠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杨昌浚被革职的背后,左宗棠至死都不知胡雪岩的巨大阴谋。

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二度进京告御状就是胡雪岩赞助的。杨菊贞第一次向都察院控告,都察院责令浙江巡抚衙门重审,杨昌浚转身让杭州知府陈鲁重审。结果杨、毕二人在重刑之下,再度屈招。这次御状算是白告了,杨乃武又叮嘱杨菊贞找三个人:汪树屏、夏缙川、吴以同。[17]

汪树屏是杨乃武乡试中举的同年,现在是从七品的内阁中书,跟京中的达官贵人交往密切。汪树屏的哥哥汪树棠是在刑部担任掌管律法的副司长级别的员外郎。

夏缙川是一位武举,是杨乃武的至交,夏缙川的哥哥夏同善为咸丰年间进士,文采斐然,时人誉谓“在曾(曾国藩)、左(左宗棠)之上”,很受慈禧太后赏识,1871年出任兵部副部长级别的右侍郎,现在是光绪皇帝的老师。

吴以同,杨乃武的乡试同科至交,在首富胡雪岩家当西席。胡雪岩是小伙计出身,很重视子女教育,于是聘请吴以同在胡府当家庭教师。身为乡试举人的吴以同很有才华,胡雪岩爱其学问,遇大事均要听听吴以同的意见,吴以同也经常以幕僚身份为胡雪岩出谋划策。夏同善回杭州守孝期间,吴以同常和夏同善诗词唱和。杨乃武第二次写好御状时,夏同善守孝期满准备回京上班。

夏同善回京前,吴以同宴请自己的老同学,当天晚宴由胡雪岩做东。席间,吴以同跟夏同善谈论最多的就是杨乃武案。胡雪岩跟吴以同希望夏同善回京后能够多方走动,还杨乃武公道。[18]胡雪岩看准了夏同善的帝师身份,更重要的是光绪皇帝的另一位老师翁同龢,跟夏同善是1856年的同年进士,翁同龢现在还有一个身份:代理刑部右侍郎。

两位帝师直通紫禁城权力中枢,夏同善进京的同时,杨菊贞跟家人随即北上。据杨乃武的女儿杨浚回忆,当胡雪岩了解到杨家经济拮据时,立马赞助杨家进京路费,并将其在京所有费用也全包下来。[19]杨菊贞进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夏同善投状子,以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刑部为首的所有衙门,杨菊贞把状子都递个遍。夏同善拿着状子找到翁同龢,两人进行了长达十五天的商讨,期间联络在京的浙江籍官员,希望浙江籍官员联名向皇帝上书。

“东暖阁,垂帘。醇邸、劻贝勒、景额附、夏侍郎同召对。将前意一一陈说,皇太后挥涕不止,臣亦不禁感恸,语极多,不悉记,三刻许出。”[20]夏同善的奔走很快得到了以醇亲王奕、贝勒奕劻、驸马景寿为首的皇亲贵胄的支持,身为最高决策者的慈禧太后听完杨乃武的遭遇后,下令翁同龢“尽心竭力,济此艰难”,“亦问刑部事”。

夏同善一干人在东暖阁为慈禧太后讲故事的同时,十八名浙江籍在京官员也向皇帝提交了联名信,请求将杨乃武案调京重审。第二天,光绪皇帝下令杨昌浚将人犯、卷宗、棺材押解进京。

从海会寺开棺验尸到皇帝革掉杨昌浚巡抚一职,这段时期左宗棠一直没有收到胡雪岩的书信。这期间,日本大藏卿大隈重信派出了一个官方谈判团,专门到上海跟轮船招商局、西征军谈贷款问题,候补道台许厚如跟日本方面签署的贷款草案闹到了总理衙门。许厚如跟日方签订的贷款利息低于西征军历次利息,左宗棠自然希望能得到日本的低利息贷款。

胡雪岩玩了招釜底抽薪,等鱼上钩

胡雪岩到底忙啥呢?

搞垮杨昌浚,这是胡雪岩下的一盘大棋。

左宗棠和胡雪岩心生间隙是因为袁保恒。西征军贷款利息太高,身为户部副部长的袁保恒没法跟皇帝交代,就拖着不批复,时间越长,国际银行家对胡雪岩的信任度就越低。左宗棠也很快发现,胡雪岩利用西征军贷款敛财,便谋划让两江总督沈葆桢代借洋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