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军数百万的贷款以及地方商人的战争借款一直是阜康钱庄的流动资金来源，沈葆桢一旦代借洋款，阜康钱庄将失去一大笔流动资金。左宗棠的行动意在警告胡雪岩，希望他收敛自己的贪婪。当然，左宗棠更担心沈葆桢跟李鸿章的政治结盟。
沈葆桢很快就拒绝了左宗棠让他代借洋款的建议，这令左宗棠相当尴尬。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沈葆桢有两个月没给自己写信，“与合肥（李鸿章）联合一气，能者固不可测也”。沈葆桢曾经因为军饷问题跟曾国藩闹僵，左宗棠现在只能认为，沈葆桢受李鸿章指使，李鸿章将沈葆桢推向南洋领导者的位置，就是故意为难自己。
“从前幼丹（沈葆桢，字幼丹）船政告匮时，举闽协饷二十六万畀之，宁忍饥分食，以船政无事权，而陕甘尚握兵符耳。”左宗棠想起当初剿灭捻军艰难之时，沈葆桢领导的福州船政出现资金问题，自己勒紧裤腰带将福建军饷交给沈葆桢，帮助他渡过危机。当时的沈葆桢感激涕零，感叹只要天下督抚都如左宗棠的胸襟，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如今的左宗棠相当失望，沈葆桢现在总督两江，“顿忘阙初也！”[21]
沈葆桢的突变令左宗棠难过，所以在借款的问题上只能寄希望于胡雪岩，可是胡雪岩一直没有音讯，这令左宗棠很是不安。事实上，胡雪岩支持杨乃武翻案的真正目的是要砍掉左宗棠在浙江的政治后盾杨昌浚。杨昌浚一直在江南为西征军筹措军饷，左宗棠即便立刻跟沈葆桢闹翻，只要有杨昌浚巡抚浙江，西征军五年收复新疆的军令状也能实现。
海会寺三司会审的背后，胡雪岩功不可没，因为他抓住了读书人最敏感的神经，以此大做文章。
杨乃武的家人没有经济能力再次进京告御状，胡雪岩又全程赞助。夏同善离开杭州北上之前，胡雪岩宴请夏同善。从十八名联合上书的浙江籍官员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国家各大部委的中层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出来的国家干部，“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22]一个举人蒙冤受辱，湘军集团挑起了浙江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胡雪岩全程赞助杨乃武家人翻案，他赌准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心理。
海会寺开棺验尸，杨乃武成功平反。翻案之后，左宗棠对杨昌浚留任浙江巡抚还信心满满，在给刘典的信中说道：“揣度当轴用心，方倚其协解海塞防剿饷需，则必不令其脱手，无论降革，总是留任处分耳”。在浙江势力跟湘军势力较量的背后，是文官集团跟军事集团的较量，左宗棠轻视了文官集团的力量。
杨乃武平反昭雪，浙江县、府、臬、藩、抚三百多名官员遭遇清算。其中，巡抚被免职，知府、知县入狱的入狱，削官的削官。在长达三年的审判过程中，甚至还有官员和当事人不堪忍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自杀寻求解脱。
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彻底埋葬了八旗劲旅的荣光。太平军席卷大江南北，清政府执政集团只能寄希望于汉族武装身上。1858年，湘军将领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成为第一位从战争中走出来的湘军封疆大吏。随着湘军、淮军集团在战争中不断壮大，两江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陕甘总督、直隶总督、四川总督等重要岗位都由汉族武装集团把持。来自汉族集团的巡抚、按察使、布政使、知府、知县更是遍天下。
汉族武装集团势力庞大，无论是左宗棠的塞防，还是李鸿章的海防，对清政府武装集团的执政地位都是最大的威胁。醇亲王奕尽管是光绪皇帝的生父，可是他一直活在恭亲王奕的阴影之中。奕成立总理衙门，形成第二权力中心，在大清帝国的经济改革中更是跟汉族武装集团打得火热，再看奕，却毫无建树。奕决定抓住葛品连谋杀案敲打湘军集团，在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为自己立威。
胡雪岩的赞助资金将葛品连谋杀案推向了高潮，夏同善、翁同龢的游说感动了慈禧太后，也给了奕在权力中枢崛起的机会。奕引经据典，提出道光初年山西民女赵二姑叩阍一案，道光皇帝朱批翻案，最终将养尊处优的督抚进行惩戒。[23]奕抓住维护国家司法公正这一点，煽动民众维护皇权正义，清算浙江的湘军势力，进而达到整肃吏治，为自己在清政府执政集团增加政治筹码的目的。
左宗棠很快收到了北京的邸报，杨昌浚被革职了。
西征军的资金链又变得紧张了，各地四个月的饷银仅有二十万两，只有向陕西甘肃的富商高息借款。为了西征军，为了实现五年收复新疆的军令，几个月后，左宗棠忍不住给胡雪岩写了一封信，他很想知道胡雪岩几个月没写信的原因，可在信中他只能绕弯子问是不是借款问题没有解决。左宗棠还在信中提到葛品连谋杀案换尸解验的事情，他还希望胡雪岩告知真假。[24]
西征军已经攻克达坂、吐鲁番等新疆南部要隘，但因为军饷问题难以乘胜追击。此时的左宗棠更关心西征军借款问题，曾经令他很不爽的利息问题现在只能是“息银听阁下随时酌定”。天有不测风云，日本国内爆发内战，日本借款再无下落。更要命的是，轮船招商局为了并购旗昌轮船，盛宣怀在沈葆桢的支持下，向江浙商人发行股票，淮军集团一招掏空江浙现金流，胡雪岩难以再在江浙商人中为西征军进行商业借款。
首富的胜利，西北资金命脉重入胡雪岩手中
西北战事节节胜，筹钱节节败
“出师绝域，距协饷各省在数千里、万里以外，而总计已到之饷实止供九月、十月之需，诚虑各省催解不前，饷源中断。”[25]1877年4月19日，远在肃州军营的左宗棠提笔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希望朝廷能够向负责筹集西征军军饷的省份发布严令。冬天过去了，西征军的军饷已经中断六个月了。
西征军已经会师南疆，东南各省的军饷却一拖再拖。按照北京方面给各省下达的军饷指标，到1877年4月前应该运抵西北四百万两白银，可是到了三月底，西征军后勤收到的银子不足三十万两。按照西征军的作战部署，进攻南疆的骑兵跟步兵已经从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三路向吐鲁番进发，约定春天冰雪融化时发动总攻。
军队已经开拔了，军饷、粮食、采运需求繁重，可是眼下一个子儿都没有。左宗棠在肃州军营仰天长叹。在胡雪岩忙着支持杨乃武翻案、整垮杨昌浚期间，左宗棠整天期盼能收到胡雪岩借款的信函，可是一个字都没有。左宗棠在给军中的朋友们写信时，心情相当焦虑，他不知道胡雪岩出了什么状况，只好不断地安慰自己，可能是淮军集团在借款方面捣乱，导致胡雪岩难以借款。[26]
左宗棠在给西征军副司令员刘典的一封信中大倒苦水：北京户部的银子取至南、北洋，现在李鸿章掌控北洋，沈葆桢掌控南洋，二人沆瀣一气，百万军饷难继。左宗棠一度委令陕西按察使沈应奎向当地富商借款，可是沈应奎一直没有音讯。尽管沈应奎是浙江人，但是左宗棠对他有知遇之恩，从浙江到福州，再到西北，沈应奎一直是西征军的后勤大总管，对左宗棠一直忠心耿耿。沈应奎身为陕西按察使，掌管一省监察大权，可是陕西的有钱人根本就不买这位官老爷的账。
面对陕西富商的冷漠，左宗棠只得不断地给老部下们写信。在西征军悬师绝域、无巨款接济的恶劣处境下，左宗棠希望老部下们能够救西征军于水火。但左宗棠望穿秋水，就是不见一两银子运抵前线。“惟弟不慊于秦人者，自我徂西，曾无一人一士助展一筹。”左宗棠很是不解，自己到陕西剿灭捻军、回民之乱，怎么就没有一个当地人助他，这样的冷漠令他对当地人相当失望，他认为这种情况“于天理、人情似均不合”。[27]
左宗棠决定对陕西官场动刀。
“官场陋规至今仍少改革，官吏视总督俨若赘旒。”左宗棠向刘典抱怨，陕甘总督行营移居兰州后，陕西官场只留下了巡抚谭钟麟、布政使蒋凝学、按察使沈应奎三位湘军集团高级干部，在陕西九十一州县的地方官中，本地人居多，湘军集团的高级干部整天为西征军操劳，具体的地方政务都落在当地官吏之手。何况陕甘总督现在的行营位于距离兰州一千多里的肃州，因此陕西的官吏更没把总督当回事。
陕西官场的冷漠令左宗棠相当失望，陕西富商都是看着现管的官吏的眼色行事。在国家一统的大是大非面前，官商无动于衷、沆瀣一气，拒绝为西征军拆借一两银子，左宗棠愤愤然：“不望其些许相助也。”左宗棠让刘典派西征军粮台事务主管王诗正前往西安调查，“看光景如何？”
谭钟麟在西安如坐针毡，在给光绪皇帝的一份报告中，他痛心疾首道：“亢旱大甚，秋收无望。”[28]陕西从1875年开始就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据北京方面的官方统计，陕西九十一州县中有七十七州县是重灾区。[29]人们已经饥饿难忍，吃完了草根树皮后，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到处都能看到“坐空屋待毙者”。[30]
旱灾将陕西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在1877年之前，陕西白莲教、回民之乱不断，陕西兵祸连连，官场更是“各衙门循例谘送，不辨淑慝”。谭钟麟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力陈陕西吏治坏到了极点，忠奸邪恶不分，混淆言路，不识大体，招摇纳贿，颠倒是非。[31]在救灾之时都是虚与委蛇，更何况是为西征军筹借粮饷？
左宗棠实在忍不住，主动给胡雪岩写信。
“许久未接良书，想因洋款未及定议之故。”左宗棠写给胡雪岩的信相当谦卑，他现在只能相信胡雪岩没给自己写信是贷款没搞定，淮军集团从中作梗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左宗棠对于福建巡抚丁日昌干涉西征军贷款也相当愤慨，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中抱怨，福州的西征军协饷一直拖欠不给，这个时候丁日昌还抨击西征军贷款，可见淮军集团用心险恶。
左宗棠对许厚如跟日本方面的合约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尽管他对许厚如的鲁莽行为很是生气，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胡雪岩跟国际银行家谈判的计划，但是日本方面给出的贷款利息确实便宜。日本方面在没有政治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如果给西征军提供巨额贷款，那么西征军可以摆脱淮军集团的钳制。左宗棠希望胡雪岩接手日本贷款的计划很快落空，因为日本内战爆发了。
春暖花开，西征军南疆一线已经横扫达坂、托克逊、吐鲁番。“斩获极多，戎机实为顺利。”[32]但《申报》一直在上海滩唱衰西征军，不断发表西征军在玉门关外节节败退的报道，左宗棠担心胡雪岩遭遇上海滩富商巨贾的嘲笑，甚至担心胡雪岩几个月没有书信是因为对西征军失去了信心，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信中详细描绘了西征军的战况。
西征军的胜利令左宗棠更加焦虑，他在信中跟胡雪岩说：“本可乘胜进取，以取破竹之势，适协款迟迟不到，四月以前，仅只收二十余万。”西征军向各地商人的借款还没还清，前线的军饷粮食、运输费用更是无从谈起，“兴思及此，无任焦虑。”[33]行军打仗胜利了，连朝廷都要犒赏三军，现在西征军在新疆还要饿着肚子拼命，左宗棠没法跟借钱的商人交差，更没法跟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们交代。
陕西的旱灾令左宗棠始料未及，富商跟官吏们的冷漠更让左宗棠对秦人失去了信心。“思沪上为华商萃集治所，可否仿造洋款办法，向华商息借之处。”左宗棠只知道轮船招商局收购了旗昌轮船，却对轮船招商局向江浙、上海滩商人增发股票，掏空了江浙、沪上商人的腰包一无所知。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信中提出，为了保证商人们对西征军借款的安全，西征军可以用各省协饷作为抵押，由陕甘总督、陕西巡抚出印票。
总督大印跟巡抚大印联袂为商业借款作保，左宗棠赌上了乌纱。
上海滩的富商巨贾们让左宗棠失望了，他们的钱已经购买了轮船招商局的股票，对西征军的借款是爱莫能助。左宗棠很快收到一个令他欣慰的消息，北京方面革除了杨昌浚浙江巡抚后，朝廷让卫荣光代理浙江巡抚。卫荣光是老湘军，早年追随“湘军三杰”之一的胡林翼，后来在山东以按察使一职辅佐湘军干臣丁宝桢。卫荣光被调任浙江后，出任浙江布政使，一直配合巡抚杨昌浚为西征军筹粮筹饷。[34]
左宗棠现在很担心江西南昌籍的梅启照，此人在担任江宁布政使期间跟沈葆桢关系密切，已经成了淮军集团的铁杆政治盟友，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期间，梅启照一度在两江总督衙门彻夜游说沈葆桢出手帮助盛宣怀一干人马，最终沈葆桢向光绪皇帝写了一份大义凛然的报告，挪用了四省财政款给轮船招商局。梅启照现在成了浙江巡抚的热门人选，他将是卫荣光巡抚浙江的最大挑战。
兰州生意一来，首富笑颜重展
西征军在绝域饥肠辘辘，淮军集团却在江南步步为营。
左宗棠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慈禧太后主持召开了御前会议。起因是日本军舰在朝鲜沿海测量时，朝鲜军队向日本军舰开炮，日本军方的征韩派重提进兵朝鲜论。李鸿章将会面情况汇报到总理衙门后，清政府执政集团立即惶恐不安，担心日本会再开战端。
御前会议一开，南、北洋开始向英国的轮船公司下军舰订单，福州船政学堂的海军学生也拿到了赴欧留学的批文。[35]大清帝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鼓动李鸿章抓住海防良机，全面推动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