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湘军干才郭嵩焘，如今竟在欧洲为淮军集团摇旗呐喊，这令左宗棠相当失望。丁日昌抓住郭嵩焘的海外之风，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在台湾推行改革开放，为了避免日军再度进兵台湾，一定要加强台海国防建设。针对台湾山区地形，他认为可以从台湾前山到基隆修建一条千里长的铁路，为中国铁路建设进行试点工作。[36]
日本人对台湾和朝鲜虎视眈眈，这让清政府执政集团胆战心惊。丁日昌给光绪皇帝提交报告后，李鸿章也提交了一份报告，支持丁日昌利用台湾资源兴办洋务，试验铁路，认为台湾铁路是调兵通信之血脉要害。光绪皇帝立即下令总理衙门召开部长级会议。[37]奕主持的总理衙门会议纪要最后呈报给光绪皇帝，决定将台湾的铁路建设上升到安内攘外的台湾国防战略高度，成为帝国重要国防工程。
慈禧太后再度召开御前会议，参会的有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兵部以及王公贵族。御前会议决定，每年从南洋海防中划拨两百万银两归台湾，从1877年9月开始，广州粤海关、潮州海关、福建闽海关、浙江海关、山东海关五大海关、台湾沪尾跟打狗两港口的四成关税，上海江海关两成的关税，江苏、浙江二十万两商业税，江西、福建、湖北、广东的十五万两商业税划归福建巡抚丁日昌，用于台湾建设。[38]
东南的银子没有了，左宗棠可不想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
在给山西巡抚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左宗棠重提了西域商路的宏伟蓝图。他说由于陕西跟甘肃的茶政废弛太久，走私猖獗，导致大宗茶叶的贸易执照卖不出去，影响地方税收。不少归化城的茶叶走私犯更是从蒙古假道沙俄边界行销到新疆，夺取了陕甘商人的市场。这些商贩每年从归化城走私到新疆古城的茶叶有七千多箱，他们以兑换米、面接济蒙古口粮为借口，逃避税收，导致政府税收大减。
归化城是塞外名城，那里的商人都是走西口的晋商。左宗棠给曾国荃写信不是为了抱怨西征军粮饷拮据，而是希望曾国荃能够管理一下晋商。左宗棠曾派嵩武军统领张曜对边区贸易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晋商用湖茶低成本冲击市场，导致官茶在玉门关外没有市场。左宗棠亲自走访了一位在兰州城定居的郭姓晋商，得知郭富豪跟沙俄商人交易红茶跟黄茶，赚取了百万家资，娶了沙俄女人为妻。[39]
张曜在调查中还发现，晋商能够堂而皇之地在没有领取政府执照的情况下，由蒙古进入沙俄边界进行走私贩卖，而绥远将军、归绥道各文武官员利用潜规则，收受晋商贿赂，对晋商的走私视而不见。左宗棠在信中很气愤地说，晋商通过走私低价冲击市场，导致陕甘领取官方执照的茶商纷纷破产，政府连一两银子的商业税都收不上来。
“捐之奸商，资之敌国。”左宗棠对晋商因走私而将政府的税收部分让利给了沙俄商人、自己赚取百万家资的行为咬牙切齿。尽管茶叶贸易给政府带来的税赋收入不及盐业贸易的百分之一，但如果继续放任晋商鬼混走私，那么最终将导致中国真正的好茶叶弃之于地。左宗棠希望曾国荃能够留心管理，只要整肃吏治，消灭那些导致赋税流失的潜规则，则可使“陇之所得归陇，晋之所得归晋”，保证国家的税赋利益。
左宗棠给曾国荃写信的真正目的是要打通官方的西域商路。在给总理衙门的一封长信中，左宗棠不断地强调沙俄地域辽阔，除了在东北方向与中国接壤，西北也跟中国接壤，西北的沙俄商人如果走东北运输，运输成本高于货物成本，所以西北沙俄商人愿意通过陕甘出玉门关采购。
沙俄商人贩卖到中国的多为哈喇、毡毯一类，在中国没什么市场，相反，湖广、四川、陕西、甘肃一带的茶叶、大黄、丝绵、红花却为沙俄商人采购的大宗商品。“俄以之出售于绝域不邻之区，纵取赢十倍。”[40]左宗棠通过调查发现，沙俄商人将中国货物贩卖到中亚，可以赚取十倍以上利润，这些货物如果从东北采购，利润则大大下降，所以中国在西部跟沙俄互利通商，一方面可以打击走私，一方面可以丰盈财税。
信寄出去了，还没等左宗棠收到回音，赖长却带给左宗棠一个好消息。
赖长是一位火器行家，左宗棠从福州船政局将他挖到西北担任兰州制造局的总经理。赖长还是个喜欢琢磨事的人，左宗棠看到西北羊毛多，赖长就琢磨用西方机器纺织羊毛产品，经过两年的试验终于成功了。“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左宗棠对赖长的试验相当满意，不过这都是“意造而无师援”。[41]
羊毛附加值极低，当地手工作坊生产出来的羊绒难以跟沙俄的产品抗衡，赖长在研究、试验、生产等各个环节中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成本相当高，跟沙俄的现代规模化集约生产相比，毫无竞争优势。在西域通商毫无进展，江南协饷一拖再拖的情况下，左宗棠决定在军事工业的羽翼下，发展民用工业，最终形成军事工业跟民用工业齐头并进的态势，摆脱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
民用工业设备的采购费用是个大问题，现在西征军出征关外，粮饷东挪西借，一旦东南沿海督抚们知道协饷用于兴办企业，淮军集团的督抚大员们一定会跳出来，拒绝向西征军发一两银子的协饷。左宗棠想到一个瞒天过海的办法，胡雪岩一直在上海采购军火，完全可以让胡雪岩私底下洽谈机器采购，报销的时候将机器跟军火混在一起全走军费。
左宗棠给胡雪岩写了一封信，希望胡雪岩在上海采购织呢、织布全套机器。左宗棠担心胡雪岩在上海滩会过度采购，特意叮嘱他不用采购煤炭开采的机器，因为兰州已经解决了煤矿资源问题，只要采购织呢机器就可以，左宗棠还专门附上一份赖长手绘的机器图纸。[42]胡雪岩接到左宗棠的书信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左宗棠、西征军、兰州工业的资金运营命脉再次落到了胡雪岩之手。
商人谈贷款，帝国来埋单
西征军再借洋贷款
胡雪岩轻轻地弹了一下左宗棠的飞函，嘴角露出一丝诡笑。
很久没跟泰来洋行做生意了，胡雪岩亲自登门拜访了泰来洋行的经理们。泰来洋行的经理们一见财神爷到了，相当热情地将他请进了贵宾室。泰来洋行的老板迪亚理士给胡雪岩开了一份长长的清单：24匹马力、32匹马力蒸汽机各一台；织机20架；分毛机、顺毛机、压呢机、刮呢机各3架；洗呢机、剔呢机各2架，还有一大堆机器共计60多架，纺锭1080个。[43]
但寻找纺织技师是个棘手的问题。
1872年的经济危机严重地冲击了德国工业，在议会拥有话语权的资产阶级进步党向政府施压，希望首相俾斯麦能够出面保护德国工业。在英法经济扩张跟议会的双重压力下，俾斯麦推行工业保护主义，对进口工业产品征收重税。在这种形势下，德国的国内人才对外输出自然需要政府审批。[44]
胡雪岩反复看了迪亚理士开出的采购清单，这真是一笔巨额的交易。大批的机器从德国运抵上海，再千里转运到兰州，自己怎么向左宗棠交代呢？现在，左宗棠是机器跟人才都要。迪亚理士给了胡雪岩一颗定心丸，只要草签了合作协议，泰来洋行就将双管齐下，一方面立即在德国采购机器，一方面去疏通德国驻华公使。
兰州织呢局的设备、运输、机器保险费用一算下来，花费超过十二万七千两。左宗棠看到胡雪岩的清单，当时就蒙了。淮军集团控制的督抚拖着协饷银不给，陕西富商又袖手旁观，左宗棠只得委令西征军驻上海、湖北等地的军代表向富商借款，各地富商答应借款一百一十万两，可是富商们要一分二厘的利息。[45]
左宗棠在给光绪皇帝的一份报告中，再度向皇帝抱怨西征军的粮饷奇绌，军队早已入不敷出，可各地的富商们现在更是坐地起价。迫于无奈，他只好命胡雪岩“向汇丰银行借定五百万两”，“彼国电报已先以银二百五十万两装船，余俟装船有期再报”。[46]
左宗棠对光绪皇帝耍了一个小聪明。
在报告中，左宗棠先给皇帝讲了同治皇帝时期的一个贷款故事。日本进兵台湾期间，沈葆桢向欧美银行家借款，当时商定年利息为百分之八，可是银行家们提出，借款时支付烂番银元，还款时需要支付实银。
烂番银元就是那种磨损得很厉害的西班牙银元。西班牙银元在铸造的时候添加了铅和锡，含银量只有实银的百分之九十多，更有甚者只有百分之七十。左宗棠对皇帝说，那种贷款看上去很便宜，还款时如果还实银的话，银行获利更大，贷款利息远远超过百分之八。
讲完沈葆桢的贷款故事，左宗棠话锋一转：“比照闽案，胡雪岩与之再四斟酌，彼借此还，均用实银，按每月一分二厘五毫起息。”左宗棠相当清楚，百分之十五点二的年利息，这在大清帝国历史上创下了新高，这样的贷款北京方面很难批准，既然沈葆桢现在跟李鸿章站在一条战线上，那就拿沈葆桢当年的贷款为胡雪岩的贷款垫背。左宗棠在给光绪皇帝的报告中另外提到，汇丰银行担心胡雪岩会重蹈许厚如的覆辙，就与他约定，由浙海、粤海、江海、江汉四关出抵押关票，如果三个月胡雪岩拿不出抵押关票，就要赔汇丰银行十五万两银子；如果汇丰银行在三个月内不交付银子，那么就要赔偿胡雪岩十五万两银子。[47]
胡雪岩的对赌协议犹如一块遮羞布，一旦四大海关开不出关票，胡雪岩赔偿银子事小，帝国的面子和诚信问题是大。为了收复新疆，帝国又岂能让一个商人赔钱？更何况现在各地督抚迟迟不肯西运粮饷，汇丰银行如果能够在三个月内提供现银，西征军再无粮饷之忧。
左宗棠在报告中还说，根据胡雪岩跟汇丰银行的谈判，洋贷款的贷款期限为七年，每年等额还本息，每年还两次。另外，汇丰银行跟胡雪岩达成的对赌协议可不是惯用手段，而是他辛苦谈判争取到的一个贷款保障性条款。
西征大军远在绝域，左宗棠现在急需胡雪岩谈定的这笔贷款，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虽议息较前稍重，固未可吝小费而忽远猷也。”左宗棠还给皇帝算了一笔账，以七年计之，每年还其本银不过七十余万两，每次尚只还三四十万两。以四省匀还，每省一年不过二十万两。
左宗棠心中早有一个算盘：在四省协济西征军的饷银中，浙江每年应付一百四十余万两，湖北、江苏、广东每年付九十余万两。从协饷中划拨欠款，“既各省力所优为，又时日尚舒，不致以迫促为苦。”[48]西征军所获得的贷款除了用于归还国内的高息贷款外，还可充足西征军粮饷，不至于令前线指挥束手无策，坐失机宜。
无良商人欺上瞒下
光绪皇帝将左宗棠的报告转到了总理衙门，命令总理衙门将汇丰银行贷款的总额、利息迅速照会英国驻京公使，并转英国驻上海领事，督促汇丰银行如期交付银两，以免其误事。总理衙门立即按照皇帝的圣旨，照会了英国驻京公使，汇丰银行也迅速收到了领事馆转的北京照会。[49]
不久，总理衙门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称左宗棠奏请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两银，开始议定的利息是一分二厘五毫。现在左宗棠又称，汇丰银行的利息为一分，但只允许借番银，他认为甘肃等地向来不使用番银，又命胡雪岩向泰来洋行借实银，利息为一分二厘五毫。而汇丰银行又称，他们的利息不会超过一分。这些贷款“数目各殊”。
总理衙门的奏折在北京炸开了锅，清政府执政集团的精英们现在有充分理由怀疑左宗棠跟胡雪岩发国难财。光绪皇帝下了一道圣旨，要求左宗棠在第一时间查清楚胡雪岩谈判的细节。左宗棠立即给胡雪岩去了一封询问函，将总理衙门的奏折、皇帝的圣旨抄录了一份，下令一同送到胡雪岩的手上。胡雪岩却早已想好了对策。
总部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的监管机构是英国殖民部，贷款自然以英国货币先令为准。胡雪岩在回复左宗棠的时候说，汇丰银行提供的贷款年息虽然只有百分之十，可是他们提供的先令并非实银，先令的含银量最高者只有百分之九十。[50]
汇丰银行贷款的时候提供先令，还款时要求是实银。胡雪岩给左宗棠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汇丰银行的利息贷款，加上银行借出的是含银量只有百分之九十的先令，最终的贷款成本可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更为关键的是，现在的电报通信缩短了商业信息的传播时差，大量的贸易商人可以随时掌握贴票利率，欧洲甚至出现了专业从事贴票利率套现的投机金融客，导致先令的汇率波动加剧，西征军贷款作为长线交易，将来损失巨大。
汇丰银行一旦跟中国政府签订贷款协议，他们会拿着协议到香港、加尔各答、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地发行债券进行资金募集。汇丰银行之所以将贷款交割日期定为三个月，就是要利用90天的时间去发行债券。90天内，汇丰银行拿着募集来的资金折算成先令交付给西征军。
西征军一旦接受汇丰银行的先令贷款，还款的时候按照实银结算，本质上就是要将实银折算成先令。随着美国跟德国银矿产量的不断提升，白银的价格不断下滑，这意味着将来要还更多的白银。胡雪岩在给左宗棠的回信中说，泰来洋行开出的利息虽为百分之十五以上，可是他借的是实银，中间没有汇率波动，西征军可避免汇率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