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一份报告中说，汇丰银行在照会文稿中没有写明真实情况，导致多方数目对不上，胡雪岩在给他的信中详细说明了贷款存在的问题。左宗棠希望英国驻上海领事，及汇丰银行在给英国驻华公使的报告中必须说明真实情况。
胡雪岩玩手段，逼朝廷批准洋贷款
对赌时间才是胡雪岩的撒手锏。
1877年9月1日是对赌交易的最后时间。可是第一次约定时间到期的时候，汇丰银行的贷款因利息问题搅得官场跟商场大乱，按照约定，胡雪岩要赔偿汇丰银行十五万两银子。左宗棠叮嘱胡雪岩跟汇丰银行谈判延期。
作为生意场上合作多年的伙伴、老朋友，泰来洋行是胡雪岩谈判的重要筹码。泰来洋行之所以会亮出自己贷款年利息的底牌，是因为胡雪岩要拿泰来洋行当幌子，目的是要西征军、朝廷、汇丰银行按照自己的意图合作。泰来洋行的实银优于汇丰银行提供的先令，如果汇丰银行不让胡雪岩发财，那么失去的将是西征军这个大客户。
清政府执政集团跟汉族武装集团的政治势力犬牙交错，汇丰银行自然清楚胡雪岩拿批文的难度。但如果逼急了胡雪岩，他真跟泰来洋行签约，汇丰银行可就得罪了西征军，得罪了以左宗棠为首的湘军集团。汇丰银行在第一次约定到期后，立即延期两个月，条件是对赌罚银由当初的十五万两提高到三十万两。只要胡雪岩能够在11月初拿到北京朝廷的批文，与汇丰银行的贷款合作便可继续。
在汇丰银行延期的谈判过程中，诚信罚银依然是双方谈判的重点。左宗棠很是纳闷，汇丰银行在贷款总额、利息问题上一直捣糨糊，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年利息。胡雪岩给左宗棠抄送了跟汇丰银行、泰来洋行签署的两份合同，他自信左宗棠现在只能跟自己站在一边。西北的富商们不借给西征军一两银子，御前会议又将东南沿海的赋税都挪到海防，西征军资金现在只有依靠胡雪岩筹集。
左宗棠不断给总理衙门写信，给光绪皇帝上书，希望北京方面批准胡雪岩的贷款。西征军数万大军出师绝域，收复全疆指日可待，粮饷问题迫在眉睫。更重要的是胡雪岩跟汇丰银行签署的对赌协议已经延期一次，再次到期的话，对赌罚银会更高。胡雪岩一介商人，拿着银子为国家担保，国家信誉安在？
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经过权衡利弊，终于让总理衙门批准了胡雪岩的贷款申请。汇丰银行的贷款押运西征军大营期间，一场罕见的饥荒正在向整个帝国蔓延。淮军集团的精英们早知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把戏，饥荒慈善背后，一场大规模的竞技开始了。
有钱人做慈善，为名不为利
饥民的选择：请“鬼子大人”救苦救难救孩子
两位衣衫褴褛的秀才走进了教堂。
“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正在山东青州传教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日记中写道，“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51]
两位苦读四书五经的中国秀才，希望李提摩太这位“鬼子大人”能够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带领山东地界的饥民造反。李提摩太很快就弄明白两位秀才造反的动机，因为山东地方政府已经不能给饥民提供食物，人们已经活不下去了。饥民之所以找李提摩太，是因为他曾在山东帮助过饥民。李提摩太曾向伦敦市长写信，募集救灾资金。伦敦市长成立了“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将三万两银子运抵中国，由李提摩太负责向饥民发放。
李提摩太被中国秀才的举动吓坏了，太平军起义被镇压后，中国基层一直处于动荡状态，捻军、回民起义不断。在之前的起义队伍中，大部分是农民，现在连帝国的读书人都揭竿而起，可见政府的腐败无能已经到了极致。李提摩太从未想过在中国当起义军领袖，因为武装暴动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这两位秀才很是执着，他们已经为李提摩太准备好了房子，部队都已经组织好了，只等“鬼子大人”一声号令。
“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李提摩太反复向两位秀才重申自己的立场。他告诉基层精英们，自己来中国是传教布道的，不希望卷入中国的内部政务，自己已经向伦敦市政府以及欧洲的教会发出倡议，希望欧洲的民众能够对中国灾民施以援手。李提摩太建议青州的基层精英们放弃武装暴动，采取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52]
李提摩太拒绝了饥民们的请求，已经没有活路的饥民们只好恳求李提摩太，希望他能够收养他们的孩子，让洋人将饥饿儿童带到南方，最好带到上海，带到没有战乱跟饥饿的地方。李提摩太答应尽力帮助他们，拯救饥饿儿童。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善举已经触及到帝国最敏感的神经。
谢家福，出生于苏州，典型的富二代，其父谢元庆是江浙声名远播的慈善家。谢家福是苏州富二代中少有的知识分子，拥有一等秀才的文凭。1876年山东出现饥荒，大量的青州饥民涌向江浙，涌入苏州城的饥民有八千多，超出了苏州地方政府赈灾的能力，并导致恶性骚乱事件不断，江苏巡抚吴元炳不得不派军队弹压。[53]谢家福希望能将救灾工程设在灾区一线，决定押送一批饥民返回青州。
青州秀才邀请李提摩太当起义领袖期间，谢家福押送的饥民队伍正好到达青州。
在苏州经历了饥民骚乱、军队弹压之苦后，回到青州的饥民们一听“鬼子大人”可以收养小孩儿，都将自己饿得快断气的孩子送到教堂。谢家福很快就听到了消息，说是青州教堂要将饥饿儿童带到上海，他担心洋人借机收买人心，“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54]导致民众跟政府离心离德，甚至出现社会动荡的后果。不过谢家福万万没有想到，青州的基层精英们早就有了联合洋人暴动的密谋，托付洋人养育小孩儿只是下策而已。
面对可怜的饥饿儿童，谢家福给江浙的富商朋友们写信：“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谢家福希望江浙的朋友们能够一同捐资抚育山东灾区的儿童。
“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一位苏州的富商在给谢家福的回信中写道，“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谢家福发出的领养饥饿儿童的倡议立即得到了江浙商界的拥护。
谢家福筹划将山东儿童南运江浙。
谢家福找到青州知府富文甫，希望由政府出面，制止洋人将小孩儿南运。在跟富文甫交谈的时候，谢家福可谓是声泪俱下：“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拢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
没想到富文甫极为明确地反对：“小孩运南，事则甚好，兄弟脸上太下不去，须请大哥在此地想一法儿，总要长养在青州才好。”[55]谢家福对富文甫调集军队镇压灾民一事毫不知情，自然理解富文甫的面子问题。身为青州知府，连青州的儿童都养活不了，还要江浙的商人运送到南方去抚养，说出去实在丢人。
饥民不断死亡，官员死要面子。谢家福给结拜兄弟李金镛写信，说他对山东境内的惨状心痛万分，更对洋人带着中国小孩儿南下而感到痛心疾首。遗憾的是，当地的官员因为面子问题，还不让江浙的富商们带饥饿儿童南下。饥民们哪知官员跟商人们之间的分歧，无奈在生死之际选择了“鬼子大人”，眼睁睁看着饥饿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甚至带离中国，再也不能重新做人。身为中国人，“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
李金镛，常州府无锡县人，其父李廷发常年在苏州经商，跟谢家福之父谢元庆关系密切。太平军席卷江南期间，李金镛奉父命跟谢元庆一起收养金陵难民，两家成为世交，李金镛跟谢家福也义结金兰。[56]李金镛曾经在1862年投效李鸿章淮军集团，谢家福希望他能够给管辖山东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写一封信，如果直隶总督支持江浙富商在山东赈灾，青州知府富文甫就没有理由再拒绝富商们将饥饿儿童南运。
皇帝有令，洋人的钱不能随便用
山西巡抚曾国荃刚收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信函。左宗棠在信中一方面希望他能够整顿投机的晋商，一方面希望山西能将西征军的饷银如数押送西北。身为京畿大门，山西肩负国家的安危命脉。剿灭太平军首功之臣曾国荃之前一直不想到山西当巡抚，曾国藩劝慰多年，他就装病多年，最后实在没办法才去了山西。曾国荃一到山西就傻眼了，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曾国荃一查巡抚衙门的人口统计表：太原府灾前人口一百万，现在不足十万，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洪洞灾前人口二十五万，现在降到十万；平陆灾前人口十四点五万，现在不足五万。让曾国荃震怒的是山西的鸦片种植，全省耕地五百三十万亩，鸦片种植面积竟超过六十万亩，更夸张的是不少农民放弃农作物，将土质肥沃的良田用于鸦片种植。由于鸦片种植太多，最终导致不少懒惰之人沦为乞丐、盗贼。[57]
面对百年一遇的灾荒，曾国荃向光绪皇帝呈了一份报告，希望皇帝能够向户部与直隶总督下令，各划拨二十万两白银，七成划给山西，三成划给河南；将安北运往京城的四万石漕米截留给山西；凡是将米贩运到山西、河南两地的米商，一律对他们免征商业税；以此降低米价，拯救苦难中的山西、河南两地灾民。[58]
李鸿章总督直隶统率北洋，经费一直相当紧张。山西遭灾，不仅交归北洋的建设资金没戏了，曾国荃还让皇帝下令，让直隶划拨给山西二十万两白银，这简直就是在李鸿章的大腿上剜肉。很快，李鸿章听到一个消息，英国人李提摩太提着两千两银子到了太原，主动提出帮助曾国荃赈灾。但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曾国荃也收到了北京方面的一道密令。
河南分管教育的学政瞿鸿禨听闻李提摩太北上赈灾，立即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名为《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的报告。瞿鸿禨在报告中抨击以李提摩太为首的传教士“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士大夫精英阶层的意见令清政府执政集团坐卧不安，光绪皇帝立即给曾国荃下了一道秘密命令，要求曾国荃对李提摩太“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曾国荃、李鸿章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洋人白花花的银子，想用却不能。
不过，曾国荃是久经战场的侯爵，跟瞿鸿禨这样笔杆子下走出来的士大夫不一样，他权衡利弊之后，决定跟李提摩太见面。见面时，李提摩太不断地强调，自己办理了通行证，带来的银子只是散发给灾民，没有任何政治目的。[59]
曾国荃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与李提摩太详谈赈灾计划，安排了几个村庄让李提摩太去救济，并派官员和当地的绅士帮助李提摩太。可是，北京方面还是担心洋人有阴谋，密令曾国荃调查李提摩太的行动。曾国荃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此次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等，携银来晋放赈，迭准直隶来咨，当即分委妥员会同办理，先在阳曲徐沟，诸称平顺。”[60]
李提摩太的银子难以将百万山西饥民全部拯救。这时，李鸿章又收到谢家福委托李金镛写的求助信，他相当了解李金镛身后庞大的江浙商帮。李鸿章给李金镛写了一封回信，希望李金镛北上直隶，负责办理直隶官方赈灾。[61]当时，李金镛正赶往山东青州，将募集到的千两白银交到谢家福手上。谢家福也说服了青州知府富文甫捐出千两，设立青州同善堂，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赈灾。
李金镛北上直隶，令谢家福在青州的赈灾行动独木难支，面对二十五万灾民，青州同善堂爱莫能助。谢家福提笔亲自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描述山东贫苦之家田产百不存一。谢家福担心“民无恒产，因无恒心”，饥民就会沦为盗贼。山东素来民风彪悍，作为拱卫京畿的军事重地，国计攸关，希望官方能够加大赈灾力度，同时，将饥民低价出售的田产由灾民低价赎回，这样方能“遂民生而安世业”。
谢家福提出，政府可以用官方跟民间募集的善款来补贴饥民赎回田产的部分差价。“开未有之创举，疑阻必多，所望一代之伟人，权衡独握。”统治阶级从未用自己的银子为百姓置业，谢家福希望李鸿章能够拿出大气魄为百姓置业，开一代伟人之创举。[62]
李鸿章是第一次收到谢家福的书信，他对谢家福提出的“赎田”一策相当重视，他也认为只有将民众跟田产捆绑在一起，才能确保地方稳定。李鸿章在谢家福的信上批复道：苏北、山东境内重灾十余州县，凡上年7月以后，本年7月以前，灾民所售田产，只要根据缴纳漕粮的收据、归户册籍，就可以在政府补贴政策下进行赎回。政府补贴来自于赈灾募捐，补贴多少根据募集情况而定。李鸿章希望两江总督、山东巡抚查酌核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