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师敦一度给盛宣怀写信，希望他能够南下主持矿物大局，可是已经坐在河间道台官椅上的盛宣怀对郭师敦的催促置若罔闻。李鸿章对湖北矿务提出的“炼铁”方略兴趣不大，盛宣怀岂能忤逆李鸿章之意？更为重要的是，湖北矿务的招商完成得相当糟糕，尽管招商工作开展了一轮又一轮，李金镛也不断地到江浙进行推广，但最终还是只招募了一万九千两百两白银。[22]
第一次谋权，安插亲信失败
遥控湖北矿务的盛宣怀相当尴尬，因为唐廷枢那边又给李鸿章提出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他计划修筑一条开平通往天津的铁路，将开平的煤炭通过火车运输到天津港口，再海运到南方。如此一来，煤炭资源便可以激活整个工业改革。广东商帮的工业改革已经成为淮军集团的旗帜，盛宣怀岂能甘居人下？轮船招商局是广东商帮崛起的桥头堡，盛宣怀对于拿下轮船招商局势在必得。
盛宣怀谋权招商局已非一日。早在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时，他就图谋夺权。
轮船招商局是大清帝国改革的旗帜，却是盛宣怀的痛。李鸿章在筹建轮船招商局前，一度让盛宣怀草拟招商章程，可惜盛氏家族财力有限，李鸿章最终选择了漕帮出身的朱其昂。没想到朱其昂招商不利，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一举取代了朱其昂的地位，盛宣怀再次被排除在招商局的核心之外。
在未到上海出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之前，盛宣怀一度以李鸿章的代言人自居，对会办这个职位相当看重。在给朋友沈能虎的一封信中，盛宣怀写道：“漕运、揽载及一切规画事宜均令会同商办。”
当盛宣怀到轮船招商局后，发现轮船招商的管理层没有按照西方公司的治理模式进行会商办理，广东商帮仰仗雄厚的资本，垄断了管理话语权，盛宣怀“只可随同列名”。没有实际的权力，还要为广东商帮在管理方面背书，盛宣怀岂能满足于列名的配角？
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的尴尬地位，跟李鸿章调整管理战略密切相关。改革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战略，淮军集团要在清政府执政集团跟湘军集团中取得主导权，一定需要政治跟资本的双重合奏。李鸿章跳出私人小圈子视野，“破格求才，于阛阓中”[23]，在人才战略方面将商业能力上升到第一位，私人控制欲退居其次。
轮船招商局管理大权的旁落令盛宣怀如鲠在喉。
在收购旗昌轮船之前，盛宣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决定在招商局内部安插私人亲信。当时，轮船招商局的发起人朱其昂兄弟因为丧失了绝对控制权，对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心怀不满，自然答应帮他安插亲信，双方就这样迅速结成了联盟。盛宣怀跟朱其昂兄弟的结盟意在向广东商帮的控制权发起挑战，甚至发动公司管理层政变。
朱其昂兄弟在安插盛宣怀亲信的时候，遭遇了唐廷枢、徐润的一票否决。朱其昂在写给盛宣怀的私人信函中表示很无奈：“本拟设法位置，实缘商局用人景翁（唐廷枢号景星）早已定夺，局中所有伙友，渠一概不用，以致无从报命。”[24]
第二次谋权，三人同盟请辞逼宫
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给了盛宣怀二次夺权的机会。盛宣怀成功游说沈葆桢划拨国有资本，一举收购了轮船招商局最大的竞争对手，取得了帝国商战中第一场伟大的胜利。盛宣怀给李鸿章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就现在据实而论，即使生意可保，而欠项累累，年复一年，终恐支柱万难。且当洋商争挤之日，既须外揽生意，再加内筹垫款，获利固无把握，归本更无定期。”[25]
资本问题一直是改革成败的关键。轮船招商局开办之初，李鸿章通过公开招募资金来试水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之所以最终确定“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其主要目的是调动一切商业资本，使其成为改革的助力。可是，在并购旗昌轮船之前，国有资本通过财政借款的方式流入轮船招商局，加上并购旗昌轮船垫付的百万两白银，轮船招商局的国有资本远远超过了商业资本。
轮船招商局的资金运作是考验广东商帮经营能力的重要指标。现在，按照财政借款的规定，轮船招商局除了要分期偿还收购旗昌轮船的一百二十二万两欠款外，还要定期归还国有资本。如果不归还国有资本，一旦两江总督换人，保守势力便会将国有资本转成商股，最终形成国有资本控股的局面，那将违背“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商业资本就会对政府的改革失去信心。
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盛宣怀对轮船招商局的未来相当担忧。国有资本一旦逐步退出，轮船招商局的流动资金就会紧张。英国资本控股的轮船公司就会加大价格战的力度，轮船招商局的亏损也会进一步加剧，形成内忧外患的格局，在跟洋人竞争的过程中很快就会落败。
盛宣怀在给李鸿章写报告之前，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报告中说：“直道兼顾未遑，厕名无益，实不敢稍存恋栈之心，重速素餐之谤。”盛宣怀当时头顶直隶辖区的道员虚衔，他说自己差事太多，没有必要在轮船招商局挂虚名，让人说自己吃白饭。盛宣怀还说，朱其昂专门办理漕运业务，唐廷枢南下北上奔走新的改革项目，招商局经常只剩下朱其诏跟徐润，他希望能够派出一名大员督办。[26]
以退为进，这是盛宣怀的策略。盛宣怀在李鸿章面前抱怨：“奉委以来，无日不避让未遑，自知诸事未谙，到处屈居人下。”更为憋屈的是“除却为难之事，绝未一语会商”，在广东商帮眼中，盛宣怀就是一个“无足轻重之人”[27]。盛宣怀说：“在职道保全创局，惟冀荐贤自代之功，在中堂广厦万端，有知人善任之妙。”
出身于进士之家的盛宣怀深谙帝国官场的潜规则，对跑官要官的微妙火候也掌握得相当精准。李鸿章跟沈葆桢哪里知道，在盛宣怀请辞的背后，他已经和朱其昂、朱其诏秘密约定，以共同请辞来逼宫南、北洋大臣出面整顿轮船招商局。朱其昂兄弟出身漕运世家，轮船招商局支柱性的漕运业务非朱其昂兄弟莫属，现在又有百万财政借款在招商局，为了财政借款的安全，沈葆桢岂能让能够确保轮船招商局收入的朱其昂兄弟离开？盛宣怀是官方代表，一旦官方监督缺位，财政借款的安全威胁更大。
摸准了沈葆桢的脉搏，盛宣怀决定豪赌一把。在给沈葆桢的辞职信中，盛宣怀希望政府派出的监督大员能够独柄招商局大权：“以一事权，拟即责成在局各员妥为经理。”[28]盛宣怀跟沈葆桢的政治友谊早在巡视台湾海峡时就建立了，收购旗昌轮船时，盛宣怀再度通过资本合作将两人的关系推向纵深。盛宣怀这一份以退为进的辞职报告，意在谋求招商局的管理大权。
盛宣怀跟朱其昂结盟，一方面是期冀可执朱氏家族掌握的漕运业务牛耳，跟广东商帮对抗，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朱氏家族财力雄厚，是淮军集团的重点结盟者。盛宣怀的赌注很准，朱其昂很快被李鸿章举荐出任天津海关道台。遗憾的是，朱其昂还没走进这个帝国外交窗口就去世了。
夺权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朱其昂却突然去世。朱其昂的去世让盛宣怀措手不及，失去了朱氏家族这个富豪盟友，盛宣怀在资本方面的话语权立即被削弱，夺权计划将出现变数。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言辞激烈，作为淮军集团的政治代表，本是“可恃操纵之辔，上以实求，下以客应”；作为官方代表，有职无权，如果继续下去自己只能“身败名裂，不足赎咎”，自己在招商局“万无中立之势”[29]。
盛宣怀的信火药味十足，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要么唐廷枢、徐润他们离开，自己独揽大权；要么他们两人留下，自己卷铺盖走人。在给李鸿章的信中，盛宣怀更希望自己能够独揽大权，“奋身独任其艰难，未始不可挽救全局。”盛宣怀为了确保夺权成功，特地叮嘱在天津处理兄长后事的朱其诏向李鸿章活动。
朱其诏也曾买了一个知县的官衔，一直跟随哥哥朱其昂在江浙漕运中摸爬滚打，深谙帝国官场的潜规则。失去了兄长朱其昂这座靠山，朱其诏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商场，都要仰仗李鸿章的这位幕僚。朱其诏在天津一直替盛宣怀打探李鸿章的信息，可是一直没有机会面见李鸿章，他向盛宣怀保证“限我一月定能报命”。[30]
李鸿章稳定招商局军心，坚持“官督商办”原则不变
招商局陷入价格战泥潭，危机四伏
李鸿章在书房里埋头给丁日昌写信。
丁日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火专家，更是淮军集团改革的干将。随着改革的推进，淮军集团在干部储备方面日渐捉襟见肘，李鸿章反复权衡后，将丁日昌推到了福建巡抚的位置。李鸿章此举不仅是要掌控军事工业旗舰——马尾船厂，更重要的是要在台湾全面推行改革，开矿、修建铁路、兴办电报。可是丁日昌在福建巡抚的位置上很不舒服，福州官场波谲云诡，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搞得他头昏脑涨。
官场的倾轧令技术型干部丁日昌很不适应，他很快就在福州病倒了。李鸿章十分关心丁日昌的病情，委托到福州出差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去探望丁日昌。赫德到了福州后告诉李鸿章，尽管丁日昌看上去“面貌精神甚佳”，[31]可是脚肿得都不能走路了。
赫德离开福州后，丁日昌敏锐地觉察到李鸿章托人探病的微妙。赫德名为探望病情，实则是为李鸿章考察自己的忠诚度。福州官场有大批左宗棠的故吏，马尾船厂更是左宗棠的心血之作，沈葆桢主政马尾船厂时，每次向皇帝汇报船政大事，都需要左宗棠联合署名。丁日昌在病床上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汇报了福州跟台湾的政务。
李鸿章收到丁日昌的信后，当即热泪盈眶。在一封不长的书信中，一向严谨的丁日昌竟然犹如孩童练字，明显能感觉出写信之时他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几不成字”。略懂中医的李鸿章在信中宽慰丁日昌，说他可能是在台湾受到瘴气侵扰，加之劳累过度，如果静养一段时日就能恢复元气。
读完丁日昌的信，仆人又送来了另一封信，正是盛宣怀充满火药味的控告信。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回信中很是无奈地感叹，轮船招商局兼并旗昌轮船，“其议发自阁下，而成于幼丹”，英国资本控制的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商竭力倾挤，导致轮船招商局“船多停歇，岌岌难支”。
轮船招商局是淮军集团的改革旗舰，更是李鸿章获取改革主导权的重要筹码。可是，山西道监察御史董儁翰弹劾轮船招商局“用人太滥，耗费日增”，“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任人唯亲的管理层“所荐之人，无非纯为图谋薪水起见”，甚至有官员“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32]
盛宣怀的控告跟董儁翰的弹劾令李鸿章感到事态的严峻，忙于国际外交跟直隶管理的李鸿章一直放手轮船招商局的管理，此时盛宣怀的夺权已经明显与“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冲突。李鸿章给丁日昌写完信，将自己关进书房，对轮船招商局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他要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专为自置轮船，协运漕粮，以补沙船之不足”，目的是“各口揽载，以收回本国之利权起见”。从朱其昂前往天津领走二十万串的军费，到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主政，轮船招商局先后招募商股四十七万六千余两，此后轮船招商局开始跟欧美轮船商捉对厮杀。打着争夺中国航运权的旗帜，淮军集团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轮船招商局在以唐廷枢为首的商帮控制下迅速发展，短短几年内在上海、天津、汉口、福州、香港、长崎、吕宋、安南、新加坡、槟榔屿等处各设分局。开办之初，政府的漕运订单成为轮船招商局与其他轮船公司竞争的最大支柱，轮船招商局第一年的运费收入相当可观，每股“除亏折费用及练钱缴息外，尚余利一分有零”。
作为淮军集团改革的旗舰企业，李鸿章不断地给江浙的督抚们写信，希望得到江浙更多的漕运订单。加之轮船招商局作为民族品牌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国内客商纷纷将运输业务委托给轮船招商局，导致招商局的运输压力越来越大，管理层不得不商议招募新股，“定造并购买共添六船”。[33]
轮船招商局增发新股的工作重新启动，很快就招募了十万二千四百两，尽管当时新旧股本再加拆借军费共计七十三万九千余两，可是购置新旧轮船十一艘及码头、栈房等费用高达一百二十八万两之多，差额的五十四万余两均由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四处挪借。
“官督商办”的改革路径很快被证明是相当正确的。在广东商帮的经营下，轮船招商局的生意越来越好，第二年每股“除费用及筹垫折息之外，尚有余利一分五厘”。为了扩大业务范围，管理层决定第二次增发新股，遗憾的是招募到八万两的时候，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杀，英国军舰集结烟台，商人们担心“海防有事，未能踊跃”。
以太古、怡和为首的英国轮船商眼见轮船招商局“规模日见恢宏”，“遂生忌嫉”，跟轮船招商局打起了价格战，降价幅度高达百分之八十。马嘉理案爆发，英国资本“遂其垄断之心”。
价格战一度将轮船招商局拖入了泥潭。
轮船招商局第三年的资金链相当紧张，只得向钱庄拆借流动资金，贷款总额超过八十万两。到1877年，累计支付贷款利息已经达到九万一千两，扣除财政贷款利息后，股息不足五厘。管理层担心股东们抽走资金，只有打肿脸充胖子，透支来年的盈余，股息按一分垫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