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旗舰陷入资金危机，李鸿章心急如焚，当即拍板拆借十万两海防军费、十万两直隶军费、十万两粮台财政款、五万两保定军费，贷款利息为每年八厘。李鸿章担心三十五万两的贷款不足以缓解资金压力，又下令山东海关给轮船招商局贷款十万两。
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的举动令太古轮船忌嫉更甚，太古轮船从银行贷款百万两，购置了江船跟海船各四艘。太古轮船贷款利息不超过四厘，每年支付利息不过四万两。轮船招商局财政借款一百九十万两，并购旗昌轮船欠款一百二十二万两，按照每年八厘的利息计算，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超过二十万两，贷款利息压力是太古轮船的四倍。
马嘉理案后，商人们担心战争会给航运业带来沉重打击，因而对轮船招商局增发的新股热情不高。这时太古轮船发动价格战，招商局收购过来的旗昌轮船江船最多，船大费巨，多行一船则多赔巨款。太古轮船发起价格战就是要将轮船招商局拖入亏损泥潭，巨大的还贷压力势必会导致以钱庄为首的贷款方进一步紧缩银根，轮船招商局的资金链会更紧张，商人更不会认购增发股份。收购旗昌轮船后，轮船招商局招募商股仅有四万五千一百两。[34]
徐润曾经希望跟太古轮船谈判休战，可是太古轮船不接招，轮船招商局只能用漕运盈利来弥补长江航线的亏损。管理层当时估计，此法只能支撑一年到两年，“欲多方困我，使我不能持久。”李鸿章一眼看穿了太古轮船的险恶用心，“然后彼得垄断，独登专攘中国之利。”
轮船招商局股本不足百万两，归还财政贷款跟支付钱庄借款利息的压力繁重，很难跟太古轮船进行长久的价格战。可是现在太古轮船不肯议和，搞得轮船招商局“竟有骑虎难下之势”。李鸿章给管理层批示，轮船招商局作为改革旗舰，“不可半途而废，致为外人耻笑”，更不能落入洋商撷取中国航运业的圈套之中，一定要官商合力，设法扭转轮船招商局的颓势。
深谋远虑，李鸿章三策预案化解危机
李鸿章早在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就预料到会有今天的困境，所以亲自组织了天津海关道各级官员，会同轮船招商局管理层的朱其昂、唐廷枢、徐润、盛宣怀等官商代表，在天津召开联席会议。经过几天的闭门讨论，天津联席会议拿出了一个三策预案。
一、财政借款缓缴利息。轮船招商局每年给商股支付的股息为一分，为了招募更多商股，取信于商人，即便是亏损年份也按照一分支付股息，这导致轮船招商局寅吃卯粮。现在，轮船招商局受价格战影响，经营每况愈下，“事关系通商大局”，“公家须倍示体恤”，缓收财政借款的利息。李鸿章向皇帝提交报告，“拟请仿照钱粮缓征、盐务帑利缓交之例，将该局承领各省公款，暂行缓缴三年利息”。
二、加拨漕粮运输订单。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经朝廷批准承接江浙漕运业务，“以自立根基”。李鸿章在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说：“疆臣公忠体国，本无成见，而承办漕务人员，往往自便私图，不肯加拨。”几年来，浙江分拨不足五成，江苏更是不足两成。李鸿章希望“农部及各疆吏大力图维”，“非鲰生棉薄所能越俎”，[35]江浙漕运订单严格执行五成陈规，湖北的漕粮订单多多益善。
三、保护华商轮船贸易。“泰西各国专以商务立富强之基，故于本国轮船莫不一力保护，使其可以坚守，不至为他船侵夺。”李鸿章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欧美轮船商每年都可以领取国家津贴，日本只允许洋船在通商口岸揽载业务，三菱轮船可以在任意地方揽载。华商在税赋方面难以减免，但是可以学习日本之法，不通商的口岸不准洋船贸易。
三策预案为李鸿章化解了轮船招商局之危机。“多方设法，无非为维持商局，俾可经久，藉分洋商利权”。李鸿章上筹国计、下恤商艰，担心稍有差错，贻笑外人，他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从维护轮船招商局利益出发，“以固华商心志，庶赀力厚而商股乐从，商股集而官本渐缴，从此远谟克展，他族回心，富强之效，应可立待”。
面对御史董儁翰对管理层相互倾轧，用人过滥问题的弹劾，李鸿章决定内部问题内部解决。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李鸿章极力维护轮船招商局管理层的形象，“该局员等意见，即有未合，办事实皆奋勉。”至于“该局用人过滥，糜费过多，似亦未尽确实，鸿章等当随时加意整顿查核，以期互相儆戒”。[36]
解决管理层内讧，稳定广东帮军心
盛宣怀的夺权令李鸿章相当尴尬。
一直希望在幕后主使的李鸿章，此时不得不站出来亲自调查轮船招商局存在的问题。李鸿章决定在总督府召开一个轮船招商局管理层会议，命唐廷枢、徐润都出席会议。李鸿章很关注私船依附轮船招商局分食业务的问题。唐徐二人汇报说，早有小船在长江航线跟洋商竞争，价格战开始后亏损严重，现在轮船招商局已决定将这些小船收购作为公船。
李鸿章还派幕僚、苏松太道台刘瑞芳专程到上海调查轮船招商局的内部人事问题。对于李鸿章来说，轮船招商局的五位高层是“极一时之选”，各有短长。当福建巡抚丁日昌把唐廷枢招到福州兴办电报后，“渐涉纷鹜”，朱其昂兄弟在外揽载漕运业务，盛宣怀在湖北兴办矿业，轮船招商局总部一度出现徐润一人“独力搘撑”，艰苦万状。
刘瑞芳在调查中发现，轮船招商局高层之间唐、徐、朱还算和衷，唯盛宣怀多齮龁。但在给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李鸿章还是相当维护自己的政治代表盛宣怀，批评广东人跟同事关系紧张，很难接受他人意见，搞得很多同事咬牙切齿，“粤人性愎，不受谏诤，同事多与齮龁”。[37]因为有徐润的执着，轮船招商局才得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无雨之，则已倾覆”。
唐廷枢跟盛宣怀的较量已非一日。轮船招商局在盛宣怀眼中是仕途阶梯，在唐廷枢眼中是生意。盛宣怀曾提议，派遣一位官方代表掌管轮船招商局，这是典型的国进民退方略，跟李鸿章制定的“官督商办”改革路线背道而驰，一旦南洋跟北洋两位大臣采信了盛宣怀的提议，那么正应验了第一首富胡雪岩当年的预言，政府可以撕毁信用面纱将资产收归国有。
改革路线决定改革的成败。从大量的私人信函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很担心一旦轮船招商局出现问题，会贻笑大方。更令他忧心的是改革路线问题，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一直盯着财政贷款，缓缴贷款利息很容易被批评为损害国家利益并招来弹劾。他们也很容易以此为借口推行国进民退的政策，如此一来，改革将重回国企主导的老路，淮军集团的改革主导权也将旁落。
唐廷枢在福州期间，盛宣怀仰仗并购旗昌轮船筹款之功，一度欲将唐廷枢扫地出门。李鸿章派淮军将领、天津海关道丁寿昌出面斡旋，没想到盛宣怀的盟友朱其诏借机游说：“局中银钱尚短不少，当时曾说盛、朱筹官款百万，唐、徐招商股百万，此时唐、徐尚未交卷，曳白而出，未免贻笑。”丁寿昌问朱其诏：“闻人说，局事杏荪（盛宣怀字杏荪）有独办之意？”朱其诏回答道：“不但杏荪无此意，且吾等均有脱卸之意。”[38]
朱其诏跟丁寿昌的对话本应该是私密的，可是朱其诏很快就以密函的方式向盛宣怀进行了汇报。朱其诏在密函中询问盛宣怀，既然闽浙总督何璟挽留唐廷枢，让唐廷枢在福州推行改革，干脆就借机让唐廷枢出局。在朱其诏看来，唐廷枢已经投向了何璟的怀抱，不能再留在淮军集团旗帜性企业的高层。
夺权是残酷的。
朱其诏在密函中又问盛宣怀，到底是让唐廷枢“曳白而出”，还是留一个专责揽载业务的虚职？朱其诏希望盛宣怀拿主意。对于丁寿昌的独办之问，盛宣怀在给沈葆桢写信时，已经强烈提议派一位官员独柄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大权，岂能说他是对独办无意？朱其诏希望盛宣怀“不问”其事，制造“独办之意”的舆论。
盛宣怀的夺权行动令唐廷枢相当失望，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淮军集团有计划的国进民退。唐廷枢主动向李鸿章提出辞职，李鸿章相当清楚这是盛宣怀夺权所逼，一旦批准了唐廷枢的辞职，商人们就会以此当作改革路线调整的风向标，股东们就会人心浮动，纷纷抽走资金，清政府执政精英就会立即叫嚣将轮船招商局国有化。更为关键的是，淮军集团推行的改革将失去民间资本的支持，矿业、铁路、电报、金融改革计划将化为泡影。
李鸿章拒绝了唐廷枢的辞职，反而催促唐廷枢回上海襄助徐润。盛宣怀、朱其诏的夺权计划遭遇挫折。盛宣怀给沈葆桢写信，希望获得沈葆桢的支持。沈葆桢在信上批示一句：“即使李伯相（李鸿章）准另派大员，亦须该道为之引翼。”沈葆桢的这句话给盛宣怀吃了一颗定心丸，这表明自己在轮船招商局的地位已经得到两江总督的首肯。
盛宣怀的四处控告使得李鸿章对其相当失望，“杏荪多龉龁，亦久不与闻局务矣”。[39]李鸿章通过三策预案支持唐、徐二人后，盛宣怀还继续跟朱其诏谋划夺权。令盛宣怀意想不到的是，李鸿章给沈葆桢写了一封信：“挂名只盛杏荪、朱毅甫（朱其诏字毅甫），倘再求退，可否听其自去，免致意见歧出，风浪暗生。”
李鸿章的这一句话，让盛宣怀立即消停下来。调任河间道期间，盛宣怀更是“不暇到局襄办各事”，彻底远离了轮船招商局的管理核心层，独木难支的朱其诏也只有埋头做事。但是唐廷枢担心盛宣怀会再度夺权轮船招商局，因而反复向李鸿章提议让上海县令叶廷眷出任会办。唐廷枢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浩劫正在向轮船招商局席卷而来。
总办找靠山，不料所托非人
商人的担忧，为保利益找靠山
唐廷枢在福州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福建巡抚借调唐廷枢期间，唐廷枢跟胡雪岩展开了银行竞赛。
唐廷枢之所以要创设银行，跟广东商帮一个庞大的商战计划密切相关。广东商帮谋划在伦敦成立一家名叫宏远的国际贸易集团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三十万两。除去经营一般商业及代理生意以外，宏远公司还充当中国政府在海外的代理人，政府需要的武器、船只和机器，都可以由宏远公司代买。[40]
唐廷枢向广东商帮征求创设宏远公司意见期间，盛宣怀正在联手朱其昂兄弟四处控告唐廷枢。其实，唐廷枢更担心的是首富胡雪岩，宏远公司的政府海外代理人角色跟胡雪岩的生意有着直接冲突。一旦宏远公司代理政府的武器、机器采购业务，那么西征军所需的武器就没必要经过胡雪岩来采购，这一定会遭遇胡雪岩的掣肘。广东商帮的笔杆子郑观应提醒唐廷枢，一定要找一位李鸿章的幕僚为宏远公司当靠山，从而与以左宗棠为靠山的胡雪岩分庭抗礼。
黎兆棠，广东顺德人，1856年考中进士，跟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夏同善，以及左宗棠的得力助手、陕西巡抚谭钟麟均为同科，跟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关系也甚为密切。日本进兵台湾期间，黎兆棠襄助沈葆桢解决台湾危机，并迅速成为李鸿章的幕僚。更为微妙的是，胡雪岩资助举人杨乃武告状期间，跟夏同善结成了翻案联盟。一旦宏远公司跟胡雪岩发生冲突，黎兆棠便可以同科身份，通过夏同善跟胡雪岩斡旋。
郑观应跟黎兆棠是文友，两人经常相互交换文章欣赏。1876年，唐廷枢筹办开平煤矿时，黎兆棠出任开平煤矿会办，成为李鸿章在开平煤矿的官方代表。很快，黎兆棠就成为宏远公司的主导者，并提议招募百万两商股，以承办军火为大宗。广东商帮一番讨论后，认为招募三十万两商股的场面就已不小，还便于随时操纵。
宏远公司一开始定位的角色就是政府的海外代理人，军火、机器、船只采购都是大宗，交易资金动辄就是几十上百万两。广东商帮在筹划宏远公司的过程中发现，大额的交易只能通过汇票完成，通汇需要抵押货单，还需要保人，交易就是跟时间赛跑，银行往往会乘机增加利息，抵押比率也很低，鉴于上述种种限制、层层剥削，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开办自己的银行。
“唐景星先生访问福州，目的在筹设一家中国银行，此事已得到丁日昌的支持。”香港的《通闻西报》跟踪追访了唐廷枢的福州之行。取得福建巡抚丁日昌的支持后，唐廷枢的银行股票顿时成为商人们追逐的焦点，在律师出具了银行章程之后，三十万两商股迅速到位。[41]二十天后，唐廷枢一行招募到的商股高达两百万两。
广东商帮计划将宏远公司总部改设在上海，并在伦敦、香港、福州、纽约设立分公司，以伦敦为营业中心，公司的现金资本一半留在中国，一半留在伦敦，以壮声名。广东商帮希望黎兆棠能搞国家代理专营权，那样一来，银行就能按照宏远公司的业务分布，在伦敦、福州设立分行。正在推行明治维新的日本成为广东商帮瞄准的一块新兴市场，银行将在日本设立分行。
黎兆棠将唐廷枢等人的谋划向李鸿章进行了汇报，李鸿章早已掌握胡雪岩在上海开设银行的计划，对广东商帮的银行计划自然是大力支持。听完黎兆棠的汇报，李鸿章当即拍板，提出让各个海关凑足十万两作为国有资本入股。可是，两广总督刘坤一不乐意，他在给黎兆棠的一封信中表示拒绝划拨海关官款：“不必另设宏远公司，另起炉灶，即可归并招商局逐渐扩充。”[42]
由于刘坤一的一句话，各个海关的官员们都开始敷衍，国有资本入股一拖再拖，商人们也对宏远公司跟银行逐渐失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