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在湖北开矿进展不顺，李鸿章调任唐廷枢北上开平。英国矿师马利师（Morria）经过勘探，发现了七十八平方英里的矿区。马利师向英国官方汇报，开平煤矿储量超过六千万吨。[43]唐廷枢很快为开平煤矿招募到七十万两商股，轮船招商局成为开平煤矿的固定客户。
唐廷枢挥一挥手就是百万商股进账，这大大地刺激了盛宣怀的神经。所以盛宣怀四处控告唐廷枢，攻击的重点是：唐廷枢出任挂靠在怡和洋行旗下的华海轮船公司董事一职。1878年，唐廷枢辞去华海轮船董事职务，专注于煤矿、铁路工业。出于爱才的考虑，李鸿章最终选择了唐廷枢。
宏远公司跟银行的计划胎死腹中，消除了唐廷枢跟胡雪岩的冲突隐患。可是盛宣怀北上河间道，这令唐廷枢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之中，哥哥唐廷植当年的教训再次浮现到眼前。现在，南洋跟北洋都希望自己开矿修路，无论是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还是闽浙总督，大人物们看重的只是广东商帮庞大的资本。但是，在改革的体制没有改变之前，资本永远都只能在官方的阴影下小心谋生。
唐廷枢感觉，作为李鸿章的嫡系，盛宣怀东山再起只是时间问题。
焦虑犹如恶魔一般，时刻缠绕在唐廷枢心间。唐廷枢决定给自己谋一条后路，减少跟盛宣怀正面冲突的几率。唐廷枢想到了上海知县叶廷眷，自己正宗的香山老乡，广肇公所创始人，《汇报》的发起人之一，广东商帮在上海滩的官方领袖。
一个不靠谱的老乡
一等秀才叶廷眷早年追随李鸿章到上海，奉命制定《中外会捕章程》，推动中外治安管理法制化。叶廷眷“有胆识，能任事”，深得李鸿章的赏识，调其出任南汇县令，后出任上海知县。[44]唐廷枢不断权衡，轮船招商局创设之初，李鸿章也曾考察过叶廷眷，可以窥见叶廷眷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在选择官方代表时，除了盛宣怀，叶廷眷应该是李鸿章重要的备选之人。
盛宣怀一直觊觎轮船招商局的独裁之权，一旦让他在招商局东山再起，广东商帮只能向这位官方代表低头。而叶廷眷在审理京剧名伶杨小楼案时，一直在维护乡族利益，甚至主导《汇报》的成立，为广东商帮在上海滩争夺话语权。唐廷枢相信，叶廷眷如果掌握招商局独裁之权，一定会维护广东商帮在招商局中的利益。
朱其昂的去世给了唐廷枢一个机会，这个时候向李鸿章推荐叶廷眷作为官方代表出任会办，李鸿章一定会同意。唐廷枢在1878年春夏之交向李鸿章“禀请”叶廷眷出任会办，直到1878年8月，李鸿章才正式委任叶廷眷为轮船招商局会办。[45]不难看出，轮船招商局的高层改组将影响整个改革路线的未来，李鸿章接到唐廷枢的推荐信后，进行了三个月的权衡才做出决定，足见他对派出官方代表的慎重。
叶廷眷一到轮船招商局，广东商帮便开始了更为久远的谋略。
早在曾国藩总督两江之时，以容闳为首的广东商帮一度提议，由政府出面保护民营资本，并希望在现行体制之内确保民营资本的利益，以便吸引更多的民营资本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只可惜曾国藩去世，广东商帮的提议落空。叶廷眷入主招商局，再次给了广东商帮一个良机，现在可以通过叶廷眷完善公司制度，确保商人利益。于是，郑观应以局外人身份给叶廷眷写了一封长信。
大清帝国推动的改革从国有企业推广到民营企业，参与改革的企业却总是亏损，难以做大。郑观应在给叶廷眷的信中认为，其根源在于没有保护股东利益的法律，只有剥削商人的条款，政府更没有从国家战略高度制定保护商人的政策。欧美各国都制定了商业律法，公司管理层都由股东选举，不少公司尽管有国家财政支持，但政府从来没有强行向公司派驻高管。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稍得利益者，即委员督办”，而且每年都要向国家缴纳巨额款项。
郑观应是商人中的笔杆子，也很懂得说话的技巧，深知要为商人谋求制度跟法律上的保证，就一定要站在改革派的政治立场上来说话。在信中，郑观应认为在招商局初期，李鸿章向招商局委员督办，主要是担心政府将来“误听谣言”，将漕运订单交给第三方，更担心政府将来委派“不识商务”“任性妄为”或“假公济私”之徒，这势必会给招商局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公熟识商务、洋务，均为中外人所钦仰。”郑观应通过一番极尽肉麻的吹捧，将新任官方代表叶廷眷推向了圣坛。为了大清帝国改革长远之计，为了实现总设计师李鸿章的富国伟业，叶廷眷督办改革旗舰轮船招商局，首先要保护商人的利益，才能一步步调动整个社会资本的积极性，进而推动国家的整体改革。郑观应希望叶廷眷能够“力顾大局”，“及早绸缪”，向商务大臣奏办商业律法。
郑观应觉得，中国的改革可以学习日本。日本明治政府的改革就是制度先行，先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律法条例为日本工商业改革保驾护航。他希望叶廷眷以轮船招商局为蓝本，推出一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工商制度跟律法，并通过政府主管商务的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推出的制度跟律法“不独维持轮船招商局，而各公司亦均受益”，可避免政府之手操纵公司，是“防微杜渐保护公司之良策”。[46]
叶廷眷出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之初，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贸易非其所长”，还是接替朱其昂之职，专心办理漕运业务为好。当收到郑观应这一封信后，叶廷眷立即热血沸腾，轮船招商局只是李鸿章谋划改革的第一步，轮船招商局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未来改革的走向，更关系到汉族武装集团跟清政府执政集团谁能掌握未来的改革主导权。轮船招商局不仅仅是旗帜，更是国家未来主导权的政治筹码。
干，一定要干出大动静。
叶廷眷立即给李鸿章写了一份报告，并对轮船招商局的现状表现得相当悲观：“历年亏耗已及一百二十余万之多，若再因循拖累，则几无可挽回，此筹款之难且急者，更不得不为虑及也。”叶廷眷担心招商局会陷入亏损的恶性循环怪圈，商人一旦开始担心公司资金链，就会拒绝再认购公司股票，一旦洋商继续发动价格战，招商局就会败得一塌糊涂。
轮船招商局的资金链问题一直令李鸿章头大，叶廷眷给他提出了一个化解危机的方案：“加拨公款二百多万两，将钱庄及浮存之款先行还清，每年可省二十余万之息；商股七十余万，亦可停利拨本，每年又可省七万余之息。一年有余先将商股拨还，成为官局。”
叶廷眷抛弃了同乡之谊，选择了政治前途，将招商局当作自己在官场晋升的筹码。叶廷眷提出的“国有化方案”相当激进，根本没有将郑观应提出的保护商人利益的建议放在眼里，完全抛弃了商人的利益。他在报告中给出了一个招商局国有化时间表：用一年时间清理掉民营资本，用十年时间将国有资本归还财政，然后国家就可以零成本拥有船栈码头。
身为官方代表，叶廷眷的“国进民退”言论立即传遍了上海滩。李鸿章的批复还没有回来，上海滩的钱庄已经开始向招商局追讨贷款，那些将钱存放在招商局的富人也纷纷前来提款。具体负责经营的徐润整天疲于应付挤兑者，每天都要跟以叶廷眷为首的管理层写信沟通。远在直隶河间道的盛宣怀嘲笑叶廷眷“虞事不可靠”。
叶廷眷的激进动摇了改革路线。
大清帝国经历了十年的国有资本改革，以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马尾船厂为首的军事工业改革一度陷入财政困境，李鸿章希望引入民营资本推动改革。1872年轮船招商局创立之初，官商合办成为吸引民营资本的一条改革路线，当时政府财政已经破产，国家毫无信誉可言，以胡雪岩为首的商人拒绝参与政府的改革。
李鸿章一度派出幕僚到上海，试图说服以广东商帮为首的商人加入改革的行列。商人们先是拒绝跟政府合作，后来他们提出非常明确的合作方案：国有资本退出，民营资本成为招商局的控制人，政府可以派员进行监督管理。李鸿章最终妥协，接受了商人们的条件，官督商办逐渐成为大清帝国的改革路线，无论是航运还是矿业，李鸿章都坚持这条改革路线不动摇。
清退商股，让轮船招商局成为由政府完全控制的官局，叶廷眷的改革方案完全颠覆了李鸿章的改革路线，这让商人们再次看到了政府的言而无信。李鸿章对叶廷眷的鲁莽气愤至极，虽说是唐廷枢极力举荐了叶廷眷，但现在叶廷眷居然提出了“国进民退”的方案，这是走改革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