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叶廷眷的报告，李鸿章火冒三丈，他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很快，李鸿章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总理衙门收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一份报告——《谨拟整顿招商局条陈》。赫德在报告中将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批得体无完肤：“该局之病首在缺乏历练，并不善于管理”，管理层的无能自然会导致整个公司“百弊滋生”。
叶县令见势不妙，望风而逃
身为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唐廷枢有在香港学习工作的经历，在怡和洋行这样的国际企业也打过工，自己兴办过轮船、钱庄，贩卖过食盐、茶叶，他既是广东商帮在上海滩的领袖人物，也是李鸿章引进的重要改革人才。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赫德却第一个点名批评唐廷枢：“论历练见识，似不足以专管如此之局。”
连唐廷枢都被批得一塌糊涂，徐润、盛宣怀、朱其昂这样的高级管理人员在赫德的眼中“历练更觉不足”。高层管理者能力低下，在用人方面更是糟糕透顶。“总办、会办等多用伊等亲戚友朋，充当局中司事，并不问其人之本事品行。”赫德从高层领导人的企业家素养角度来批评人事管理。其实，山西道监察御史董儁翰早就跟皇帝汇报过这个问题。
任人唯亲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经营不善。赫德嘲笑以唐廷枢为首的管理层不懂资产管理，按照国际游戏规则，轮船招商局的轮船、栈房资产需要定期进行减值，可是管理层在资产估值的时候毫无减值准备，尽管轮船招商局账面资产为二百八十二万两，实际资产价值却只有一百八十四万两，资产被高估了近百万两。
赫德突然插手轮船招商局，让李鸿章坐卧不安。
海关总税务司隶属于总理衙门，而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开明派垄断总理衙门大权，跟军机处形成事实上的对立，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二权力中心。赫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后，为国家财政贡献的关税翻了十倍，赫德也成为了奕重要的洋幕僚，赫德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奕的意思。
赫德插手轮船招商局，意在干涉汉族武装集团的经济改革。董儁翰、盛宣怀、叶廷眷的一份份报告，给了赫德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赫德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改革方案：先设董事四人，计有身份之华绅二员，从未与问招商局事者，又税务司一员，并有体面之洋商一人。
赫德操弄轮船招商局权柄之心昭然若揭。四人董事会中，中国商人进入董事会，不需要过问管理之事，赫德控制的总税务司派一员，洋商派一员。轮船招商局在成立之初，清政府执政精英担心洋人控股，严禁洋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按照赫德的计划，轮船招商局将设两位洋人出任执行董事，洋人不需要出一分钱就可掌控管理之权。
一旦在董事会失去控制权，轮船招商局在跟英商控制的太古、怡和的竞争中将迅速落败，大清帝国的航运权将再度落入洋人之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改革旗帜的轮船招商局一旦控制权生变，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将彻底改变，李鸿章的改革远略也将失去中国资本的支持。改革的主导权一旦落入洋人之手，清政府执政精英必将借机收回改革主导权。
改革路线背后是政治立场问题，在赫德的步步紧逼之下，李鸿章岂能容忍叶廷眷的错误立场？当时，唐廷枢在开平忙着煤矿事务，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乡会如此激进。李鸿章派专人将他传唤到了天津。
唐廷枢一到天津，就被李鸿章一通训斥，他只好将责任推到叶廷眷身上。唐廷枢当场给李鸿章拍胸脯保证，“保局势可兴”。叶廷眷一看风向不对，立刻以回乡为母亲守制之名，挂冠而去。面对轮船招商局资金链紧张的局面，唐廷枢不得不亲自主持内部改革。
1879年2月，轮船招商局内部改革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将各分部财务统一到总部，进行统一预算决算，“以节靡费”；一方面进行资产重组，停办上海船埠及铁厂，将机器材料拆售，空余的厂房进行出租。内部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在当年6月公布的财报结余项下，除了发股官利一分外，计提了船栈折旧费四十二万八千余两后，尚有利润两万一千余两。
轮船招商局轰轰烈烈的改革正在进行之时，盛宣怀主导的湖北矿务局却陷入了绝境，李金镛对局务难以回天。此时，胡雪岩已经牢牢地掌控了西北的改革主动权。遗憾的是，沈葆桢突然“驾鹤西行”。两广总督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唐廷枢、盛宣怀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席卷而来。
注释：
[1]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0，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
[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0，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
[3]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0，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
[4]《左宗棠全集·奏稿》卷6，岳麓书社2009年版。
[5]《清实录·光绪朝德宗实录》卷73，中华书局1985年版。
[6]《清实录·光绪朝德宗实录》卷78，中华书局1985年版。
[7]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刘亹致盛宣怀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刘持原等纂修：《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卷3，1929年版。
[9]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周锐致盛宣怀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李鸿章致盛宣怀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黄石市国土资源局局志办编纂：《黄石国土资源志（1869—2002）下册》九、人物志。
[12]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郭师敦勘矿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李鸿章致盛宣怀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4]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李鸿章致盛宣怀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李鸿章：《李文忠公选集》，大通书局1987年版。
[16]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郭师敦勘矿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7]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李鸿章致盛宣怀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19]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李鸿章致盛宣怀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0]张玉藻、翁有成修，高觐昌纂：《续丹徒县志卷八·外交》，1912年刻本。
[21]秦世铨编撰：《锡山陡门秦氏宗谱》，1921年版。
[22]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荆门矿务总局续行招股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3]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4]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5]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禀李鸿章整顿轮船招商局八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6]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盛宣怀禀沈葆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7]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盛宣怀禀李鸿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8]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盛宣怀禀沈葆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9]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盛宣怀禀李鸿章手写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0]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朱其诏致盛宣怀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32]《清实录·光绪朝德宗实录》卷58，中华书局1985年版。
[33]李鸿章：《李文忠公选集》，大通书局1987年版。
[34]李鸿章：《李文忠公选集》，大通书局1987年版。
[35]李鸿章：《李文忠公选集》，大通书局1987年版。
[36]李鸿章：《李文忠公选集》，大通书局1987年版。
[37]李鸿章：《李文忠公选集》，大通书局1987年版。
[38]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朱其诏致盛宣怀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40]《申报》，1876年3月6日；《捷报》，1876年5月9日。
[41]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42]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卷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3]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英国领事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44]姚文楠、秦锡田编修：《上海县续志》卷15，《名宦·叶廷眷》，1914年版。
[4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46]（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商务》，大通书局196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