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早已意识到慈禧太后的计划，在文祥去世之后，奕从汉族精英中挑选王文韶、沈桂芬进入权力中心，由此不难发现他在清政府执政集团中的孤独。王文韶是湘军的政治盟友，沈桂芬跟李鸿章是同科，奕试图通过汉族文官精英来维系跟淮军、湘军两大军事集团的关系。不过奕万万没想到沈桂芬推荐刘坤一出任两江总督后，李鸿章跟沈桂芬的关系会变得日渐紧张。
看完刘坤一的信函，李鸿章立即让幕僚薛福成代笔，给刘坤一写了一封回信——《代李伯相复刘制军书》。李鸿章在信中毫不客气地以“明系有人贿属”[33]来定性王先谦弹劾招商局的行为。王先谦在弹劾报告中为自己的政治盟友谋求利益，已经触及了官场潜规则的底线，李鸿章对失去了公正性的弹劾自然不会客气，将其定性为王先谦收受幕后人贿赂，进而以第三方的名义弹劾。
刘坤一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将会把调查结果向北京方面汇报，李鸿章对之嗤之以鼻。在给刘坤一的回信中，李鸿章很不以为然地说：“尊处委刘道、李道就近核明，将来复奏时尽可缕细上闻。”刘坤一曾经提议，将来南、北洋可以联合向北京方面汇报调查结果，因为之前李鸿章一直说轮船招商局问题不大，但一旦真查出问题，容易招致他人弹劾，所以联合汇报调查结果更为妥善。但李鸿章拒绝了刘坤一的提议，“自不必迹涉扶同，致启群喙”。
王先谦弹劾唐廷枢一干人马用财政资金抄底股票，李鸿章其实相当清楚这就是要砍掉淮军集团的资本之手，甚至将淮军集团推向民营资本的对立面，最终失去改革的主导地位。李鸿章在回信中显得很是自信，甚至嘲笑刘坤一的专案组找不到控告的真凭实据：“收买股票一节，虽难保其必无，恐亦难得确据。”
如果找不到唐廷枢等人操控股票的证据，那么王先谦弹劾的目的就达不到，以唐廷枢为首的民营资本在轮船招商局的利益依旧可以得到保证。李鸿章毫不避讳轮船招商局的问题：“盖招商一局，所用多生意场中人，流品稍杂，原不敢谓办理处处尽善。但此事由商经理，只求不亏官帑，不拂商情，即于中外大局有益。苟有显著之弊端，必当随时整理。”
在李鸿章看来，轮船招商局作为一家现代化企业，自然要由生意场中的商人来经营管理，只要能够归还财政借款，能够跟洋商竞争，那就是改革的成功。如果有问题随时整改就可以了，而那些“掇拾浮议，辄据无稽之词”，只能是无妄的掣肘，对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毫无益处，“必致商情涣散，更无人起而善其后矣”。
李鸿章在回信中警告刘坤一，不要因为一些没有根据的指责就把轮船招商局搞得鸡犬不宁，那样会导致民营资本对政府失去信心。商人甚至会从轮船招商局抽走资金，将来还有谁会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呢？第一次的谦卑换来的是刘坤一的强硬，李鸿章这次决定“硬碰硬”。而充满火药味的回信也让两人的关系变得毫无回旋余地，两人的决斗正式开始。
“不识好歹”的上海小县令
刘坤一锁定的第一个调查对象是叶廷眷。
王先谦在弹劾招商局的报告中指出，有人曾经报告，轮船招商局“办理毫无实济”，希望政府派员“认真整顿经理”。王先谦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叶廷眷。叶廷眷进入轮船招商局后，提出了一套“国进民退”的整顿计划，触及了李鸿章改革路线的底线，最终遭到抛弃。
叶廷眷在县令的位置上混了多年，一直都是正七品，轮船招商局的督办是道员衔，正四品。进入轮船招商局后，叶廷眷一心想大干一场，将自己头上的顶子换一换。叶廷眷提出“国进民退”之策，以扭转“虚本蚀利之势”，没想到触怒了李鸿章，于是他只有退而专事漕务。
漕运内部三教九流，叶廷眷跟江苏分管漕粮运输的粮道英朴的关系“十分龃龉”。更令叶廷眷想不到的是唐廷枢的行动，轮船招商局内部改革首先将刀子砍向管理层，要求具体分管业务的管理层都要做到利润最大化，这导致承办漕粮运输业务的管理者的获利空间变小，加之北方灾荒导致粮价波动剧烈，叶廷眷办理的漕粮运输出现了亏空，最终只有借着给母亲守孝之名离局回乡。
叶廷眷回乡守制期间，不断在统治精英阶层散布轮船招商局的悲观言论，更是“极言招商一局之罢难，又经洋商减价攘夺，似不能有振兴之望”。[34]在锁定调查叶廷眷之前，刘坤一对叶廷眷的行动、心理进行了周详的分析。
刘坤一有信心让叶廷眷站到自己一边，因为叶廷眷提出的“国进民退”之策的直接阻力就来自于唐廷枢一行人，最后被挤走又是因为唐廷枢的内部改革。叶廷眷跟唐廷枢同为香山人，相当了解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加之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期间，叶廷眷在上海出任知县，一定掌握了很多并购内情。
李鸿章在给刘坤一的信中嘲笑王先谦的弹劾为无稽之谈。而王先谦的弹劾内容很大程度上是采信了叶廷眷的言论，如果叶廷眷站出来揭露轮船招商局的问题，一定能有力回击李鸿章的嘲笑。更重要的是，一旦招商局的问题属实，南洋就可以摆脱北洋的控制，轮船招商局的财政借款就可以留在南洋。
专案组向叶廷眷以及招商局其他高管发出了调查令。
刘坤一希望叶廷眷能够北上，到南京配合专案组的调查。他甚至希望能亲自会会这位叶廷眷，为了鼓动这位追随淮军集团多年的县令站到自己这一边，刘坤一以两江总督的名义给叶廷眷承诺，只要他站出来指控唐廷枢他们一行，就可以回到轮船招商局主持工作。
正在广东香山县料理父亲后事的徐润听说刘坤一的行动后，立即北上南京。配合专案组调查了十天后，徐润“即刻登轮返粤”，[35]回到香山老家。不过，身为挪用财政资金炒股的当事人，面对北京方面发出的专案调查令，即便是要让老爹停尸祠堂，徐润也不敢拒绝专案组的调查。
唐廷枢当时在开平煤矿难以脱身。盛宣怀在湖北开矿陷入困境后，唐廷枢在开平取得了巨大突破，开平煤矿一举成为淮军集团资源改革的旗舰。现在，大量的设备运抵开平，唐廷枢正在琢磨怎么样将煤炭运出开平，以致根本没有时间南下接受专案组的调查。王先谦的弹劾足以颠覆盛宣怀的命运，让盛宣怀出面代为自己答辩再合适不过了。
“招商局事权悉在唐、徐二人，众所共知。”唐廷枢委托盛宣怀代为答辩，专案组就开始抓住盛宣怀不放。盛宣怀对此牢骚满腹，在给胡雪岩的一封信中抱怨说，唐廷枢跟徐润二人把持招商局管理大权，天下谁人不知？盛宣怀不在上海，他相信久在上海的胡雪岩一定对招商局的事相当了解，“执事久在上海，亦难逃洞鉴”。
“若舍唐、徐而问及鄙人，犹如典当舍管事管账而问及出官，岂不诬甚！”[36]曾经试图将轮船招商局当成自己官场升迁阶梯的盛宣怀，在把湖北矿务搞成烂尾工程后，只能通过赈灾混到河间道。这一次，王先谦弹劾他在并购旗昌轮船时“扣帑入己”和“侵渔中金”。一个贪污拿回扣，中饱私囊，品格卑劣的人岂能留在官场？
盛宣怀对王先谦的弹劾出奇地愤怒：“侄一人得失何足轻重，但圣明之世，似亦不应有此莫须有之奇案。”他在给胡雪岩的信中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无辜受害者的形象，还说自己的得失不足挂齿，但是在一个逐步向现代文明转变的时代，怎么还能搞出那种莫须有的案子呢？
历史总是如此的残酷，魔鬼总是在细节中出现。
在给胡雪岩的信中，盛宣怀称胡雪岩为执事，在儒家思想横行的年代，执事是对他人一种相当高的尊称。在胡雪岩面前，盛宣怀自称为侄儿。没错，胡雪岩已经是赏穿黄马褂，紫禁城内可骑马的帝国首富，西征军出关的财政保障，无论是官衔品级还是财富，盛宣怀对胡雪岩都应该高山仰止。更为关键的是，胡雪岩年长盛宣怀二十一岁，胡雪岩确为盛宣怀叔叔级的长辈了。
王先谦的弹劾足以毁掉盛宣怀的前程，他在给胡雪岩写信的时候，已经在想办法回复专案组的调查。而此时左宗棠也已经被清政府执政集团召回北京。作为左宗棠身边的红人，胡雪岩只要在左宗棠面前帮盛宣怀美言两句，刘坤一定会考虑湘军领袖左宗棠的意见。那样一来，王先谦的弹劾便会在结案时有转机，盛宣怀的政治前途还有希望。
盛宣怀万万没有想到，当他正在专心准备回复时，刘坤一正在动员叶廷眷作证人。李鸿章的幕僚沈能虎从保定给盛宣怀写了一封密信，通报刘坤一的这一行动，“商局事闻南洋调水心至白下，不知若何剖析。”[37]南宋思想家叶适，号水心，而沈能虎信中的水心则代指叶廷眷，白下代指南京。沈能虎是在通过暗语告诉盛宣怀，刘坤一要找对轮船招商局相当了解的叶廷眷作证人，不知道兄弟你怎么应对。
沈能虎对盛宣怀相当了解，李鸿章的这位心腹一直迷恋于科举仕途，他对官位的追求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可是王先谦这一次的弹劾，重要目的是通过打击轮船招商局来打击淮军集团，李鸿章岂能让盛宣怀一个人与刘坤一他们对抗？沈能虎安慰盛宣怀，按照常理，最终的调查结果是南北洋联合汇报，“主人之力非弱，必能力排”，这种无稽之谈说明白就可以了，“不值与辋川对锋耳”。
徐润北上接受调查之后，很快将消息带回到香山，叶廷眷了解到，王先谦弹劾的是唐廷枢跟徐润他们，但刘坤一调查的重点却是盛宣怀，一方面是因为唐、徐二人挪用财政资金炒股的证据找不到，另一方面是因为盛宣怀吃回扣的问题关系到政治前途，即使没有铁证证明盛宣怀吃回扣，清政府执政精英也一定会以盛宣怀这一说不清的污点来钳制李鸿章，这才是刘坤一重点调查盛宣怀的真正目的。
叶廷眷在上海滩混了多年，无论是官场还是商场的潜规则，他都了如指掌。现在李鸿章统辖直隶拱卫京畿，又正在谋划北洋防务，自己如果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指控轮船招商局，将所有问题坐实，难道北京方面就会因其手下一幕僚而对李鸿章痛下杀手？更重要的是，两江总督这个位置多年来一直操控在淮军集团之手，以何璟为首的不听话之人最终都被李鸿章给排挤出两江。刘坤一刚到两江，在两江的政治根基尚浅，岂是李鸿章的对手？
一番利弊权衡之后，叶廷眷又惊又虑，吓得差点尿裤子了。刘坤一调查轮船招商局的火力对准盛宣怀，跟自己当初要清理掉以唐廷枢为首的民营资本之初衷相违背，更重要的是自己一旦站到刘坤一这边，很可能在官场上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于是，叶廷眷拒绝了刘坤一北上配合调查之请。刘坤一许诺可以让叶廷眷回到招商局，叶廷眷为“不得于北洋”[38]而生怨，“固请留家养亲”，拒绝了刘坤一的好意。
“南洋北洋”捉对厮杀
“南洋”紧咬住盛宣怀的“狐狸尾巴”
叶廷眷的拒绝令刘坤一相当尴尬。
王先谦这个时候应该很后悔，因为他的弹劾报告的主要内容来自于叶廷眷的言论，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被李鸿章抛弃的县令，对北洋畏之如虎。更让刘坤一尴尬的是王先谦对亏空的指控，而实际上在轮船招商局第六、七年的经营财报中，已经将折旧问题纳入成本核算，这样一来轮船招商局的资产亏空问题就不再是大问题了。刘坤一在给皇帝的汇报中非常无奈地写道：“王先谦所奏，未为无因，其间或属已往之事，或系过当之词。”[39]
专案组的调查重点集中在唐廷枢他们炒股，以及盛宣怀吃回扣等问题上。可是李兴锐跟刘瑞芬调查的难度相当大，根本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在最终的报告中只有玩儿文字游戏：“旗昌股票，唐廷枢、徐润或有一二，盛宣怀久在仕途，未必有此。”专案组的报告跟刘坤一的汇报说辞如出一辙：“买旗昌洋行股票一节，亦难保其必无，至谓如何侵吞，则尚无实迹。”
刘坤一陷入了王先谦的弹劾泥潭之中，当他将调查重点对准盛宣怀之时，失去的最大筹码就是叶廷眷。朱其诏曾经对唐廷枢、徐润两人挪用财政资金炒股相当不满。只要抓住主事轮船招商局的唐徐二人，即便轮船招商局的亏空已经弥补，依然可以对轮船招商局的经营大做文章，因为这关系到王先谦弹劾的整体定性。可惜，刘坤一没有抓住机会。
没有得到叶廷眷的指证，刘坤一陷入了被动局面。于是，刘坤一改变了策略，从当初的咄咄逼人变成了现在的以退为守。通过他在汇报中的“已往之事”“过当之词”等用词可以窥见，他将王先谦的弹劾推向了文过饰非的境地，对整个弹劾进行了定调。在汇报唐廷枢他们炒股的调查结论时，只能用“难保其必无”这种模棱两可之词来最大限度地对王先谦的指控进行维护。
留给刘坤一的机会只有盛宣怀的吃回扣问题。王先谦的弹劾惊动了清政府执政集团，但诸多弹劾问题都陷入调查取证难的困境中，这导致王先谦弹劾的正当性迅速下降。抛弃轮船招商局经营不善、唐廷枢他们炒股的问题，集中精力对付盛宣怀，可以确保王先谦弹劾的正当性，更能够通过打击盛宣怀而对准淮军集团的人事问题。
刘坤一决定从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入手。第一，收购之时，盛宣怀告知沈葆桢，将通过增发新股招募百万民营资本，财政方面只要借款百万就能完成并购。事实上，至今轮船招商局都没有完成百万商股的招募，盛宣怀故意欺瞒两江总督沈葆桢。第二，盛宣怀欺瞒沈葆桢的动机，从表面看是为了完成收购旗昌轮船，真正的目的却是通过收购旗昌轮船来拿巨额回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