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的中立令刘坤一相当失望，当时沈桂芬的身体每况愈下，躺在床上难以左右朝政。刘坤一唯一寄予厚望的只有湘军领袖左宗棠。手握数万西征军的左宗棠为了给远在沙俄谈判的曾纪泽助威，抬棺出玉门，名震欧美。清政府执政集团决定放弃当年的“束带蛇”策略，“召宗棠来朝，以备顾问”，[48]将这位湘军领袖召入军机处，兼在总理衙门行走。
刘坤一岂能放过扬眉吐气的机会？左宗棠进入军机处，更让刘坤一有了跟李鸿章一争高下的勇气。
但刘坤一有所不知，李鸿章自从掌握左宗棠进京的消息后，一直给左宗棠写信修复关系，甚至在他路过直隶地界时，还专门邀请其进行深入交流。刘坤一在轮船招商局问题上跟李鸿章较劲时，左宗棠给刘坤一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李鸿章的问题时“极其和婉”，左宗棠“自言与合肥意见已融”。
左宗棠的信意在要刘坤一跟李鸿章和解，可是刘坤一非要弹劾盛宣怀。刘坤一在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坚持，“招商局收买旗昌轮船等项，糜费帑藏”，“採诸物议，核诸卷宗，盛宣怀等实属咎无可诿”。由此刘坤一声称：“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49]
南北洋的争执令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相当兴奋，御前会议决定将招商局案交给总理衙门“核议”。很快，总理衙门批示：“招商局由李鸿章奏设，局务应由李鸿章主政，惟归并旗昌之时，沈葆桢以为机不可失，径行入奏，谅非该局员所能朦准。”总理衙门一边倒地肯定了北洋对招商局的控制权，支持李鸿章对指控的驳斥。
总理衙门在批示中指出，招商局“凡有关利弊各事，自应随时实力整顿维持大局，仍咨会南洋大臣，以收通力合作之劝”。关于收购旗昌轮船时的回扣问题，可继续调查。对于盛宣怀的处置问题，总理衙门给了刘坤一面子，“盛宣怀现在直隶当差，业经离局，应不准再行干预局务，并令李鸿章严加考察，据实具奏，毋稍回护”。[50]
刘坤一相当沮丧，总理衙门的批示简直就是“含糊了结”，对轮船招商局的问题“迁就姑息”。对于总理衙门批示“调取卷宗、账簿，查明有无私得洋人中金”之语，在刘坤一看来，“无非借此敷衍了事”罢了，因为“此等中饱之资，决无自留字据在局之理；即有，亦谁肯交出”？刘坤一在给朋友的密信中感慨：“只是天下将无是非之公！”[51]
南、北洋的较量如火如荼之际，一份弹劾刘坤一的报告送到了皇帝的手上。“自江南来者，皆曰督臣嗜好过深，广蓄姬妾，日中始起，稀见宾客，公事一听藩司梁肇煌所为，且又纵容家丁收受门包。果如其言，则是昏惰颓靡，不可收拾，讵足以膺重寄？”[52]这份弹劾报告将刘坤一推向了道德审判台。弹劾报告的撰写者正是张佩纶的政治盟友、日讲起居注官、清流派四大干将之一的陈宝琛。
陈宝琛在弹劾报告的最后写道：“用人之姑息、任事之苟且，必至贻误封疆。”清政府执政集团决定借此大做文章，立即暂停了刘坤一两江总督之职，对陈宝琛弹劾的问题“确切查明”。左宗棠看到陈宝琛的报告后斥其荒唐。李鸿章对左宗棠护佑刘坤一很是不满，“太冲护同乡甚力，固属恒情，独惜庇此奸猾无用有嗜好之人耳”。
刘坤一引火烧身，清政府执政集团虽拿下刘坤一，但他们并不想给李鸿章独霸南北洋大权的机会。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不喜欢左宗棠在京城当“搅屎棍”，奕跟宝鋆等人决计调左宗棠总督两江。这么做可以让这一条西北“束带蛇”继续钳制李鸿章这一只“河豚”。
由于轮船招商局的弹劾案发生在刘坤一任期内，按照北京方面的意思，李鸿章还需要跟刘坤一共同结案。于是李鸿章主动给刘坤一写了一封信，说经过“反复推求，实无吞使中金证据”，总理衙门要求双方“会奏完结”，“想大君子与人为善之心必无谬执也”，“乞早赐复，以便叙稿”。[53]
北京方面已经让刘坤一进京接受调查，显然这个时候刘坤一的心情相当糟糕，此时的刘坤一可不想再“自认情虚”地自找欺辱，对于轮船招商局的问题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决不再效丰干饶舌”。刘坤一最后坚拒与李鸿章“会衔奏结”。李鸿章最后只得自己向北京方面提交了调查报告，全盘否定了王先谦与刘坤一的弹劾。[54]
盛宣怀一度谋权轮船招商局，万万没有想到最终引火烧身，卷入了“回扣贪墨”的指控。在李鸿章的纵横捭阖之下，两江总督刘坤一下课，盛宣怀的官场仕途得以延续，清政府执政集团坐收“国进民退”渔利的图谋落空，“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在轮船招商局得以继续推行。
不管怎样，清政府执政集团终于也可以松一口气，轮船招商局弹劾案削弱了湘军实力，左宗棠调任两江。南北洋的均势才是北京理想的政治平衡游戏，两大汉族武装集团将在南北洋继续捉对厮杀。只是谁都没有想到，两年之后的一场金融风暴，使得胡雪岩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并走向了破产的边缘，盛宣怀却在轮船招商局圆了多年的梦。
注释：
[1]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郭师敦勘矿采煤并办煤铁厂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盛宣怀致李鸿章函上李鸿章的批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盛宣怀致张之洞电》，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4]《左宗棠全集·书信》卷3，岳麓书社2009年版。
[5]《左宗棠全集·奏稿》卷6，岳麓书社2009年版。
[6]《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9，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清）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
[9]王尔敏，吴伦霓霞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沈能虎致盛宣怀函”，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0]《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8，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11]《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9，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12]（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6，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14]（清）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5，清宣统间刊。
[15]（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98年版。
[16]（清）王文韶：《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
[17]（清）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17，清宣统间刊。
[1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7，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1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6，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20]（清）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清宣统间刊。
[21]（清）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7，清宣统间刊。
[22]（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卷1，中华书局1984年版。
[23]（清）王先谦著，梅季点校：《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
[24]（清）王先谦著，梅季点校：《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
[25]《英国领事报告》，1878年9月1日。
[26]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卷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7]《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版。
[28]（清）王先谦著，梅季点校：《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办：《奕致军机处函》，《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30]（清）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1]（清）黃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2]（清）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清宣统间刊。
[33]（清）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4]（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5]陈旭麓、顾廷龙、汪熙：《轮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6]《盛宣怀档案》，“盛宣怀致胡雪岩函”，上海图书馆馆藏。
[37]王尔敏，吴伦霓霞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沈能虎致盛宣怀函”，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8]（清）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清宣统间刊。
[39]（清）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7，清宣统间刊。
[40]（清）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7，清宣统间刊。
[41]王尔敏，吴伦霓霞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盛宣怀致梅启照函”，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2]丰顺县政协文史资料组编：《丰顺文史》第一辑，1984年版。
[43]（清）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8，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44]（清）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代李伯相复徐部郎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5]（清）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6]（清）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版。
[47]（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98年版。
[48]（清）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卷22，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
[49]（清）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7，清宣统间刊。
[50]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1]（清）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8，清宣统间刊。
[52]《清德宗实录》卷131，中华书局1987年版。
[53]（清）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0，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54]（清）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