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巨头争霸上海滩
上海富商的房地产美梦
1882年2月4日，黄浦江的一股寒风刮进了招商局办公室。
徐润浑身打了一个寒战，双手搓了搓，口中呼出的热气迅速雾化。此时，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让徐润顿感寒意尽除，报纸上说上海知县莫祥芝要重新丈量土地。自己已经屯地三千亩以上，[1]这一次重新丈量土地是一个绝对的利好消息。
徐润反复地斟酌莫祥芝贴出的政府告示：“沿江一带滩地曾于咸丰八年奉委勘丈，至今20余年，有无续涨必须复丈，并分别追缴租息地价，造册请求升科。”[2]曾经的荒芜之地——上海外滩一带现在商家是越来越多，连帝国首富胡雪岩都在淮海路一带购买了大量的商铺用地，汇丰银行、怡和洋行等外资金融机构也在这一带购置了不动产。莫祥芝重新丈量这一带的土地是为了征收地税，填补地方财政赤字。这样一来无疑会推动地价上涨，自己的财富增值指日可待。
县衙的公告犹如一剂兴奋剂，注入了上海房地产。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强迫上海道台宫慕久签署了一份地产租界合同，以每亩年租金一千五百文的超低价格将830亩土地租给了英国人。拿到土地租借权后，英国人将租界地搞成了国中之国，以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琼记洋行、旗昌洋行为首的一大批欧美商人都在英租界内投资房地产。
宝顺洋行的老板韦伯在离开上海之前，曾告诉徐润：“上海市面，此后必大，汝于地产上颇有大志，再贡数语，如扬子江路（今外滩）至十六铺地场最妙，此外则南京、河南、福州、四川等路可以接通，新老北门至美租界各段地基，尔尽可有一文置一文。”[3]
韦伯让徐润赌上全部身家。没错，太平军攻陷江浙后，江南的富庶与繁华如梦般随风而逝，苏州、杭州加速衰落，而有西洋雇佣军跟警宪保卫的上海则成为世外桃源，“商人借经商之名，为避兵之实，既连袂而偕来”。“商人集则商市兴，绅富集则金融裕，而领袖商业之金融机关，则次第开设矣。”[4]
商人跟百姓都涌入上海避难，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跟资金。更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开通，英国政府只准蒸汽轮船通行，伦敦直达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缩短到55天~60天。同期，上海与伦敦之间的电报线路开通，欧洲跟上海的政治、商业信息可在瞬间掌握。尽管经历了1872年的金融危机，但交通和通信的革命快速地刺激了上海经济复苏，房地产如沐春风。
房地产的繁荣令上海地方官心急如焚，英国人将租界的管辖权弄到自己手上，土地出租的租金也就跟地方政府没关系了，上海地方官眼看着地价一个劲地飙升，财政却连一个子儿都没有进，银子全让洋鬼子稀里糊涂地给赚走了。剿灭太平军后，驻扎在上海的雇佣军、租界警察、官僚机构越来越多，洋人的租界一扩再扩，甚至刨掉了江浙商帮在上海的坟地。
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中，以犹太裔沙逊家族为首的八名董事都在投资房地产。[5]他们掌握着两类相当机密的商业信息，一类是租界扩张的信息，一类是修路造桥等市政工程信息。这两类机密信息将决定土地的升值，他们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到租界外提前收购便宜的土地。洋商经常跟地痞勾结，恐吓老百姓低价出售地皮。[6]
当看到上海滩的地痞流氓都成了洋商的中间商，徐润对韦伯的判断更加坚信不疑了。莫祥芝发布政府令时，年仅44岁的徐润已经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地产首富，拥有未建之地2900余亩，已建之地320亩，共建洋房51所，住宅222间，楼房3所，平房街房1890余间，每年可收租金12.29万余两，再加上投资的股票、当铺资产，徐润的总资产有321.947万余两。[7]
莫祥芝丈量土地就是要在洋人们的虎口中拔牙，阻止列强毫无节制地进行土地扩张。政府测量土地的政策一出，那些有着敏锐嗅觉的商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动用大量的流动资金吸纳土地，并且坐等政府测量以及之后的地租价格上涨。这样一来，租界地价迅速上涨，杨树浦一带每亩由七八十银元涨到二三百银元；新闸一带由百两涨到五百两。[8]
在华灯初上的一个黄昏，徐润端着茶杯喝茶，貌美如花的小妾在身后给他捏着肩膀。突然，仆人来报说门口有一个洋人求见。洋鬼子进了客厅，徐润脸上顿时露出笑容。这个家伙是和记洋行的经理顾林，是个英国爵士，徐润在宝顺洋行打工的时候两人就认识，顾林的眼睛跟狐狸眼睛一样，只要转巴转巴就是鬼点子，在上海洋场是出了名的英国老鬼。
徐润跟顾林进行了彻夜长谈。
在与顾林见面之前，徐润已经有一个宏大的地产计划，他打算成立一个股本为四百万两的宝源祥房地产公司。可是，由于招募商股的规模太大，而当时北方的旱灾也还没有缓解，江浙跟广东商帮的资金在北上赈灾的同时，还要大量投入到淮军集团的工业改革之中。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长江跟黄河流域灾情不断，贸易逐渐萎缩。综上种种原因，宝源祥公司很难招募到足够的资金。
莫祥芝丈量土地的消息一传开，上海的房地产犹如烧红的烙铁，热得不行。徐润一度想将自己所有资金孤注一掷，但这种疯狂的想法很快就被理性战胜了。一旦自己的资金全部下注到房地产，就可能会拖垮旗下的当铺、钱庄。
“我们可以合作，你将公司章程交给我，我回到伦敦不出三个月就能将股票销售出去。”顾林提出了一个合资计划，徐润用手上的地皮入股，顾林从伦敦筹集国际资金，双方合资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各持股百分之五十。
徐润打断了顾林的话，洋商在上海滩拿地的手段花样百出，一旦顾林将百分之五十的股权转让给一家洋商，洋商很可能会一步步蚕食掉自己手上将近三千亩的土地。徐润要确保自己在合资公司的控股权能达到百分之五十五。经过一番估算，徐润手中可供开发的成熟土地只值一百五十万两银左右，按照顾林筹集百分之四十五资金的比例，只能募集一百二十万。
资金跟控制权成为谈判的死结。
经过多轮的谈判和协商，双方终于同意成立宝源祥房地产公司，股本四百万两，双方各持股百分之五十。徐润决定将公司股权设置成债转股模式，以地皮入股，另筹集将近六十万两资金购买地皮作为股本。顾林拿着徐润的土地跟现金抵押凭证到伦敦招募商股两百万两，年息四厘五，徐润需要在二十年内原价购回债权。[9]
签署合资协议后，徐润掏出一万两银子，作为顾林回英国融资的路费和开支。
徐润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宝源祥地产公司的总股本其实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拿到顾林从伦敦募集来的资金，可以分期滚动使用，开发房地产，二十年内一定能还上借来的资本。另一边，上海滩疯涨的地皮同样也让顾林信心满满，一旦徐润二十年内不能还款，伦敦的资金可以马上转化为股权，这相当于从徐润手上拿走了一千五百亩土地，一千五百亩土地岂值两百万两白银？
徐润在上海滩开开心心地等顾林的伦敦资金，一个月过去了，徐润没有等到顾林的任何消息，他立即发了一份电报到伦敦，还找英国的朋友打探这个顾林是不是骗子。徐润这边是一封又一封电报，伦敦那边就是没有一点音讯。
过了好几个月，徐润终于等到了伦敦的消息，说顾林回到伦敦四处兜售宝源祥地产的股票，伦敦的资本家们对中国地产首富的公司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令徐润紧张不安的是，顾林的身体出现了状况，“初闻患脑病”。[10]实际情况是，顾林在伦敦期间参加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举办的一个王室聚会，喝了一点洋酒，在马背上发羊癫疯迷迷糊糊摔了下来，脑子摔坏了。
顾林是英国王室贵族，所以王室派了两个最好的脑外科医生来治疗顾林的羊癫疯，结果命是保住了，就是一直跟神经病一样。徐润焦急地等待顾林病情好转，因为宝源祥地产公司急需伦敦资金输血。徐润又等了一阵，伦敦的消息是顾林的病情加重了，“继闻成癫痫”。[11]
徐润彻底失望了，已经成为神经病的顾林岂能从伦敦招募到两百万两资本？北方灾荒导致传统商业萎缩，民间资本要主动寻求新的投资领域，莫祥芝测量土地的举动有效打击了洋商通过内幕信息炒作土地，给了民间资本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徐润不想错过莫祥芝给的投资机会。当时上海滩的房地产已经疯了，“屋宇尚未完，竟而已有人租定者，有窗壁尚未齐全而已有人搬入者。”[12]
滚烫的资本，激情四溢的投资，房地产成为上海商人不二的投资选择。徐润对自己在商界的江湖地位很自信。在失去了伦敦资本的情况下，他决定通过质押方式筹集房地产开发资金。徐润将拥有的土地、投资实业的股权全部质押给二十二家钱庄、外资银行，还从自己旗下的钱庄挪了储户存款3.29万两，共计筹集资金252.22万两，决定在房地产领域大干一场。
左宗棠消极背后隐藏的秘密
左宗棠走进了两江总督府。
一份《禀李傅相左中堂请招商集股设立汉口等处电线》的报告送到左宗棠的手上，在这份写给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左宗棠的联名报告后面，署着郑观应、李培松、经元善、蔡鸿仪、李朝觐、袁天赐、严作霖、郑思贤、曹善谦一干商人的名字，这一帮人是参与天津到上海电报生意的投资商，都是淮军集团的资本盟友。[13]
郑观应他们希望左宗棠支持商人们承办汉口至浙江的电报。因为北京方面当初在批准津沪电报项目时规定，长江沿线的电报由津沪电报局统辖，但是汉口到浙江的电报线属于南洋的行政管辖区。南北洋、湘淮集团之间存在多重利益冲突，要想获得长江沿线的电报经营权，商人们就需要化解李鸿章跟左宗棠之间的多重政治障碍。
左宗棠将郑观应他们的联合报告扔在书案上，一放就是两个月。郑观应找到广东布政使王之春打探消息，这位布政使大人弱冠投入湘军，曾经做过曾国藩、李鸿章、彭玉麟的部下，在湘军中人缘极佳。
王之春是湘军集团中相当开明的改革干才，深受左宗棠喜欢。郑观应希望王之春能够陪同自己去拜访一下左宗棠。左宗棠在总督府接见了郑观应，在谈到长江电报项目时，左宗棠说：“电线有益于国家，有害于商，闻外国电报非商办皆创自国家。”[14]郑观应立即向上海滩的洋商询问，洋商都说左宗棠胡说。
在津沪电报架设之前，李鸿章反复向北京方面陈述电报的重要性，即国防情报瞬间传递，商业信息立等可得。津沪电报在经历了“官商合办”到“官督商办”的争论后，李鸿章依然站在了“官督商办”一边，一方面他要维护淮军集团改革路线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他要利用商人的力量完成自己在南北军事防线的布局。
郑观应他们很快就收到左宗棠对联合报告的批复：“电线为商贾探访市价所需，实则贸易之获利与否，亦不系电线。至军国大计或得或失，尤与侦报迟速无关。本爵阁督大臣预闻兵事三十年，师行十五省，不知电线为何物，而亦未尝失机，则又现存实证。”[15]左宗棠在批示中让江浙、湖北各地方官商议。
左宗棠的批复令郑观应感到崩溃，在西征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还不断从上海采购机器，在西北探矿采煤，怎么到了两江突然就变得如此颟顸？更何况津沪电报招商章程已经认可了商人对长江电报的承办权，朝廷在批文中也明确要求“添设长江电线，由津沪一局办理，不得另分门户”，[16]在左宗棠消极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郑观应很快就掌握到一个重要情报，左宗棠调离陕甘总督后，胡雪岩在西北的资源布局也立即停了下来，他将目光盯向天津、上海跟长江沿线。在盛宣怀联合江浙、广东商帮成功申办京沪电报项目后，胡雪岩欲独霸长江电报项目，“独禀南洋另设江线，不招股分，独输巨本。”[17]
“左侯相将召集商股购轮船八艘，往来津沪及长江等埠。奏设是居者虽系左侯相，而局中提纲挈领实系胡雪岩方伯，明年局当告成也。”[18]作为左宗棠麾下的经济改革主办者，胡雪岩的战略转移路线被《申报》的一则报道给曝光了。
左宗棠虽另起炉灶兴办轮船，但同样走“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由此可以看出他在改革的路线方面跟李鸿章没有任何分歧，在长江电报项目上的批示显然是言不由衷。在郑观应看来，左宗棠是为了让胡雪岩垄断长江电报项目，所以故意找茬儿。因为由左宗棠发起、胡雪岩承办的轮船公司，未来在津沪跟长江航线上将是轮船招商局的强有力竞争者，胡雪岩需要电报系统为新的轮船公司提供商业信息。
轮船招商局创设之初，胡雪岩曾经承诺认购股权，但最终放弃了，而且还在上海滩资本圈广泛散布谣言，导致朱其昂招股失败。现在左宗棠总督两江，有权选择两江漕粮运输的航运公司，一旦胡雪岩的轮船公司成立，那么轮船招商局将面临丢失两江漕粮运输业务的危险。两江漕运业务一直是轮船招商局盈利的保障，更是招商局同洋商打“价格战”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