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郑观应为首的一帮投资津沪电报项目的商人急了。胡雪岩创设的轮船公司以漕运业务为支持，在津沪跟长江航线上跟轮船招商局展开全面竞争，一旦再拿下长江电报，那么不仅轮船招商局将陷入绝境，汉口、浙西、宁波三地的商人也将被胡雪岩控制。“汉口茶市所聚，浙西丝斤所出，宁波亦徽茶口岸，三处商人，事关切己。”[19]郑观应在写给长江沿线督抚们的信中，隐射胡雪岩将垄断长江沿线商业的野心。
湘淮代理人抢夺长江电报权
胡雪岩在走一条冒险的路。
两江总督左宗棠是胡雪岩最大的豪赌筹码。在帝国的政坛中，高傲的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嘲笑左宗棠老土，在左宗棠眼中他们就是涂抹着贵族油彩的小丑。只有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左宗棠唯一的对手。两人都指挥过千军万马，一个淮军领袖，一个湘军继承人，两人统率的两大汉族武装集团都令清政府精锐之师颤悚。左宗棠抬棺出玉门，更是赢得了无上的国际威望，谁与争锋？
在经历了王先谦弹劾案后，轮船招商局的创始人盛宣怀遗憾出局。唐廷枢现在忙着在开平挖煤，徐润忙着向江浙的银行家们融资开发房地产，一旦胡雪岩的轮船公司在一年之内开航，那么轮船招商局将陷入经营的泥潭，甚至有亏损破产的危险，广东商帮投入到轮船招商局的资金将付诸东流。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淮军集团的改革旗舰，维护“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是淮军集团团结商业资本的重要布局，胡雪岩的行动是在挑战李鸿章的改革底线。
郑观应他们担心的是胡雪岩的电报投资，因为江浙跟广东商帮投资的津沪电报项目盈利能力很差，当初为了办理这一项目，李鸿章是以军事目的说服北京清政府执政精英的，商人们希望以军事工业为突破口，在津沪电报局的总领之下拿下长江以南所有电报项目的承办权，“如果鄂、浙两线分别办理，则津沪一线必因经费支绌难于持久。”[20]
盛宣怀作为津沪电报的创始人跟总办，在津沪电报招募商股的时候，为了坚定商人投资赚钱的信念，还特别强调了商人的长远利益：“商人出资承办，意在急公，凡属西法创举，必应历时久远，以数十年为通筹，庶可翼后日之盈，以补今日之绌。”盛宣怀精明地将商人利益跟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现在众商出资报效，自应准其永远承办推广施行，是商人之利，亦国家之益也。”[21]
在津沪电报项目的招股书中，盛宣怀还提出：“将来本局再有扩充，亦必先尽旧股，再招新股。”他“不愿使创始者徒苦尝试”，让“后来者反居上”，侵害创始老股东利益。盛宣怀在津沪电报局推行的招募游戏规则，就是今天上市公司中的“新股增发老股东优先”原则，这个原则沿袭百年，已成为今天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法律准则。
一纸承诺，盛宣怀将江浙、广东商帮一下子团结到了自己周围，丁戊奇荒时的赈灾联盟再次在商业中得到团结。尽管败走荆州矿务局，尽管在招商局遭遇弹劾，但盛宣怀在淮军集团的特殊地位，以及他跟商人们的利益网络，再加上李鸿章的力保，这些足以令他在商界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郑观应在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谦卑地写道：“弟颇思来津一聆清诲。”足见盛宣怀已经成为商人们心中的领袖。
胡雪岩的行动将赈灾联盟的精英商人推向了危机边缘，江浙、广东、安徽商帮都成了胡雪岩的敌人。左宗棠新任两江总督，郑观应他们再次找到王之春，希望这位湘军集团的干才能够疏通南洋官方关系。同时，商人们决定发动盛宣怀的父亲在江浙官场活动。
盛康跟李鸿章同科会试，又将盛宣怀送入李鸿章幕下历练。剿灭太平军期间，盛康在胡林翼手下负责筹集军饷，跟湘军集团诸多干员过从甚密。盛康在1867年丁忧后，出任浙江主管司法刑名的按察使。郑观应联合经元善给盛康写了一封信，请他“主持成议，并于各大府前详达缘起”，以期影响江浙官场在长江电报项目方面的态度。
盛康对江浙官场摸了摸底。地方大员对左宗棠敬畏有加，尤其是在左宗棠对郑观应他们的联名信已经做出批示的情况下，他们岂能忤逆左宗棠的意思？浙江巡抚刘秉璋在会见盛康时说：“左相禀批意甚看轻此事，故不欲举办。”[22]
盛康对刘秉璋的谨慎相当意外。李鸿章陈兵上海期间，刘秉璋进入淮军幕下，在剿灭太平军跟捻军期间成为淮军集团名将。既然连刘秉璋都会以左宗棠的批示为准，消极对待淮军集团的电报项目，看来胡雪岩对长江电报项目是志在必得。
津沪电报局是盛宣怀在官场仕途重新崛起的根基，盛康只要说服江浙官场大员支持郑观应他们，就能重塑儿子盛宣怀在商界精英阶层的名望。
经过盛康一番苦口婆心的劝服，刘秉璋终于吐口说：“汉线先办，浙线续举。”
郑观应听闻刘秉璋态度的转变，高兴坏了，立即给盛康写信：“禀复既如此云云，想必无复梗阻。”商人们希望盛康再见刘秉璋的时候，一定要陈晓电报项目的国家大义，江浙身处沿海，是南洋海防的重点军事区，汉口电报开工建设，浙江电报岂能落后于湖北？商人们希望浙江跟湖北的电报统一由津沪电报局承办，“不至另起炉灶也”[23]。
商人们还没有高兴两天，刘秉璋突然很遗憾地告诉盛康：“浙中绅士各有意见。”
浙江绅士的意见立即成为官场大员消极应付的托辞，盛康马上意识到问题很严重，可能是胡雪岩对刘秉璋进行了公关。津沪电报项目中除了广东股东，绝大部分是以经元善为首的江浙商人，他们多为生丝、茶叶贸易商，投资电报是希望掌握一手商业信息，绝不会想被胡雪岩一手操控，怎么会突然冒出绅士反对呢？
盛康意识到，刘秉璋的反复一定是因为胡雪岩在进行“银钱公关”。胡雪岩的惯用手法就是将官员们的太太发展成为阜康钱庄的客户，实际上官太太账户里面的银子都是胡雪岩送的。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盛康给商人们写信，指出左宗棠的批示专指商情有害，刘秉璋所谓浙江绅士的意见无非是在左宗棠批示上做文章，为胡雪岩垄断长江电报项目作铺垫。盛康指示郑观应、经元善他们“纠集丝商联名具禀抚、藩、臬三处”，[24]陈晓欧美商人通过电报掌握商业信息优势，在同中国贸易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如不加快信息网络建设，将难以同洋商竞争。
经元善出面，联合了以浙西为首的一批生丝、茶叶、盐业、钱业商人，向刘秉璋写了一封长长的联名信，声泪俱下地陈晓商业信息不仅在同洋人竞争时非常重要，更是国防军事的重要保障。刘秉璋这一次总算站到了江浙跟广东商帮一边，胡雪岩真正成了江浙跟广东商帮的敌人，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正在席卷而来，而同他一样豪赌的徐润则成了盛宣怀全面崛起的棋子。
一代商业枭雄的陨落
上海滩的新时尚：全民炒股
1883年1月12日，晨曦，寒风刺骨。
金嘉记源号丝栈外已经人山人海，裹着棉袍的商人们焦躁不安。好几天没有见到金嘉记源号的老板金桐，商人们听闻一位高级官员从金嘉记源号“提取存项二十余万”，[25]现在的金嘉记源号已经没有钱了，经营“以致不能支持”。
金桐，南浔大丝绸商，一直跟英国人进行生丝贸易。太平军占领江浙期间，江浙生丝、茶叶商人蜂拥到上海，致使生丝、茶叶的对外贸易竞争日趋激烈。金桐经常以超过12%的高利息向钱庄、外资银行进行抵押融资，以扩大贸易额。洋商抓住商人们欲速售还贷的弱点，经常压低购买价格，商人们欲转售他处，洋商们又利用电报“一日已遍其价”，搞得中国商人焦头烂额，“求多不可”。为了操控中国生丝、茶叶跟金融，洋商“每愈七日减价一”，逼得“中国之贩丝茶者，几于十岁就亏”。[26]
1876年，左宗棠指挥西征军三路进兵新疆，胡雪岩在上海为西征军筹集百万军饷。那一年，西征军的百万贷款通过阜康钱庄运转到新疆前线；那一年，胡雪岩决定跟洋商豪赌一把，将生丝囤积居奇，开始跟洋商对抗。在阜康钱庄数百万西征军费的流动资金支持下，洋商的价格战策略失效，上海滩生丝价格陡涨，胡雪岩获取暴利。
到了1882年，以金桐为首的江浙生丝商人跟胡雪岩结成了价格同盟。胡雪岩派出多路人马到江浙收购生丝，“洋人非与胡买不得一丝”，[27]洋商两次跟胡雪岩谈判，愿意加价一千两收购生丝，胡雪岩都拒绝了。按照“价格同盟”的游戏规则，金嘉记源号丝栈这样的盟友自然不能跟洋商私下交易，洋商对胡雪岩“一人操中外利柄”的价格垄断“恨甚”，“遂共誓今年不贩丝出口”。[28]
生丝的价格联盟相当脆弱。
胡雪岩应该在第一时间内掌握了左宗棠调任两江的情报，因为在江浙跟广东商帮向左宗棠提交长江电报项目报告之时，胡雪岩已经在筹办轮船公司跟电报项目。一旦胡雪岩的轮船跟电报计划实现，生丝、茶叶、盐业的运输跟商业信息都将权操胡雪岩之手，一致对外的价格同盟终将被胡雪岩的帝国吞噬，取而代之的是胡雪岩的商业垄断集团。
上海滩的生丝商人们走到了十字路口。选择跟洋商交易，意味着要忍受洋商的信贷价格歧视，继续承受低利润或者亏损的现实。选择跟胡雪岩结盟，意味着可以坐享囤积居奇的利润，但时间会削弱联盟的超额利润，最终还是要被胡雪岩操控。
金桐最终选择了跟胡雪岩站在一边，钱庄票号的信贷资金一直令丝栈资金链紧张。商人们得到来自欧洲的情报，欧洲丝茧的主要生产国意大利受气候影响而歉收，1883年欧洲丝价将大幅上涨，熬过1882年的冬天，欧洲的商人们就绷不住了。可是金桐万万没有想到，有大客户突然提走了二十多万两的巨款，这一下子击垮了本就紧张的资金链。
资金流向了何方？
股市。对，没错，股票在大清帝国已经不是陌生的奇技淫巧。
1872年，同治皇帝批准成立轮船招商局，这是大清帝国第一家经过皇帝批准并且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公司。轮船招商局的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100两，收购旗昌轮船后，股价在大盘蓝筹、重组、跨国收购等一系列概念的炒作下，到1882年每股已经走高到265两，折合人民币为15900元，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牛股。
当时的中国股市已经成为人们投资的天堂。怡和洋行想通过发行一万股，募集二百五十万两资本创设保险公司，“欲入股者，每股付定洋十元，先为挂号等语。怡和向来名声极好，故中外诸商咸思入股，照其告白先付定洋，或数十股，或数百股不等。满望得附股份将来可以得利，并可各为招罗，乃近日竟有回绝，将定洋退还者，中外诸商客洋以去而不得入股者甚多。”[29]怡和洋行计划在上海招集二千股，“合挂号付定者，闻有二万股之多”。
怡和洋行招募新股的疯狂迅速刺激了国人的神经。“华人皆知股分之益，不但愿附西人之股，且多自设公司，自纠股分，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保险、织布、电线、煤矿，以及采铜、采锡，莫不踊跃争先”。从1882年的春天开始，“凡开矿公司如长乐、鹤峰、池州、金州、荆门、承德、徐州等处，一经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除竞附股分而外，又以股分票互相卖买，其行情亦时有涨跌，逐日不同”。[30]
股市犹如烧红的烙铁，热度高窜。闺阁小姐典当金银首饰，贩夫走卒勒紧裤腰带，都只为买到一股股票。唐廷枢创办的开平煤矿、济和保险；郑观应跟盛宣怀他们创办的机器织布、津沪电报，以及其他商人兴办的纸厂、牛乳、长乐铜矿等实业，都通过发行股票得以顺利开办，“蒸蒸然有日上之势”。
帝国子民之所以对股票如此疯狂，新闻报纸的舆论轰炸功不可没。
“泰西以有此一法，而诸事易于开办，是以握致富之原。”《申报》将西方国家的强盛归结到资本的开化。没错，当大明王朝的万历皇帝对老师张居正挫骨扬灰的时候，欧洲人正在发行股票搞航海、冶炼。而“中国未知此法，因而无致富之术”。股票涉及的本质问题可不只是一两个商局的资本招募，而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更是“国家气运所系焉”。[31]
舆论鼓吹，“今日则风气大开，公司众多，自招商局开其先声，而后竞相学步”，“人见公司之利如此其稳而且便，遂莫不幡然改图，一扫从前拘墟之成见”。中国的资本市场简直就像是坐上了火箭，“不过近数年之事耳，顾招商局一经开创，而继武（足迹相连）者竟尔纷纷”。在当时的上海滩，炒股票成为“市面生意之时派”，[32]如果你没有炒股票，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生意人。
当时，炒股票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身份的象征。舆论鼓动说，“中国之各商人无论大小，必皆不难获利，”商人们都希望自己投资的公司“将来隆隆日上”，因为“此法之愈推愈广，而华人致富之术无异于泰西诸国”。股票已经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被舆论裹挟到了国家兴盛的政治高度。无论是市井之徒，还是商场精英，他们在狂热的气氛中不停地被鼓动，投资股票可以使贫弱的帝国“由富而强”，“又何外侮之足虞乎哉！”
股票犹如一朵艳丽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