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面，妇女的这一新地位也有其弊端。如果妇女离开家庭从事工作，她就要承担来自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除了每天的工作，美国的妇女平均每周要花费24.2小时来处理各种家务劳动，而男人每周只需要花12.6小时。这种差别在苏联时期就更为明显：妇女们每周花25-28小时做家务，而男人却只花4-6小时。在日本，就算妻子也是职业女性，男人每天做家务的时间也不会超过半小时。
全世界的妇女不仅面临着这种经济上的从属关系，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暴力威胁。男人常常会对妻子和其他妇女施加暴力，几乎所有文化都有这一现象深刻的历史根源，所以它早就被宽容地接受了。如果有男人因维护个人的政治观点而被杀，人们通常会谴责这种杀害行为违反了人权，但是如果女人因为自己的身份或别的原因挨打甚至遇害，人们却解释说这是“文化传统”。然而，这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也不是落后地区才存在的问题。在美国，每15秒钟就会发生殴打妇女的事件，而每五分钟就会有一起妇女被强奸的案件。
很多文化传统里存在的女性暴力，甚至可以追溯到女孩子出生以前。为了应对期待子嗣这一巨大的社会压力，印度和中国的妇女常常会采用羊膜穿刺术来测试她们婴儿的性别。这是一种用于检测出生缺陷的遗传检测法，如果测试出是女孩，这个孩子往往会通过流产被扼杀。举例而言，孟买的一家诊所如果有8000例人工流产，其中的7999个婴儿都是女孩。这家诊所宣传的性别测试的广告，恰好反映了这项技术背后所隐藏的动机。这则广告宣称，花38元流掉一个女孩，总好过以后去花3800元为她置嫁妆。与此同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造成了很多女婴被扼杀的案例，以至于1982年湖北省一个村子里满周岁婴儿的男女比例竟然为503：100，而正常之下的男女平均比例实为106：100。
扼杀女婴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全世界因此少了大约1亿女性。这些女婴或是被流产，或是一出生就被扼杀，或是被家人饿死，或是救助不及时而病死。如果女孩腹泻，就会被家人看成不祥之物；而男孩腹泻就被家人视为当务之急，需要马上看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官员也承认：“要是男孩生了病，父母会立刻送他去医院；而女孩生病，父母们就会安慰自己说，等等再说吧，可能明天就好了呢。”
非洲和中东的一些地区，则存在着另一种残害女性的暴力形式——割礼。这种手术会切除女孩子全部或部分的外生殖器官，残酷地剥夺了受害者在性行为时的感觉。而且，这一残害形式不仅使女孩在手术过程中遭受痛苦和危险，她们以后生产的过程中可能面临更大的生命危险。这种习俗产生的根源，就是要减少年轻女孩的性欲望，从而确保她们在婚前能够是处女之身。世界各方面对彻底废除女子割礼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却受到了当地的阻碍，其中的原因就是外来的组织和观念已经危及到了“非洲的重要传统”。这一切，就像肯尼亚的女性杂志《V I A》中写的那样：“没有任何‘非洲特色’是不公正的，是暴力的。无论有没有虐待妻子、母亲或贫民，无论有没有对她们实行割礼，那些身穿西装、脚蹬皮鞋的男人，只要说‘这是非洲特色’，就可以对女人做出一切不公正行为。”
1997年12月，埃及国家最高法庭宣布，针对妇女施行割礼，这是不被《可兰经》规定的伊斯兰宗教行为中所允许的。直到此时，埃及的妇女才算真正赢得了解放。非洲每年都有200万妇女遭受割礼，而埃及妇女的解放，则极大地鼓舞了整个非洲的反割礼运动。
对于战争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最显著的影响表现在战争领域，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意图，才催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先进技术。细数一下这次战争时期的发明，有英国的雷达、德国的弹道导弹和美国的原子弹及电子计算机。
在此过程中，与技术进步同等重要的，是对军队、科研工作者和企业经营者进行一体化，成为一个高度有效的联合体，因此形成所谓的“按需发明”。实战中积累的经验，刺激了对新型武器的需求，因此亟须将现有武器改造成新型武器。像一战时期的坦克、毒气和潜水艇，都是为满足战争需求而发明的新型武器。如果将这种需求与科研工作者-军队-企业经营者的一体化联系起来，往往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正因为如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技术发展都空前活跃。
二战以后，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受“军工综合体”这一危机的触动，才得以建立科研工作者-军队-企业经营者一体化。一体化体现在实施的策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上，1983年国会授权拨款也可以窥见当局者的考虑。截至1987年，已经有80所大学和460家企业参与签订了合作协议。其中，大学以麻省理工学院为首，总金额达3.5亿美元；企业以Lockheed为首，总金额达10亿美元。
战后军事技术迅速发展的趋势从未减弱，一直蔓延到整个冷战时期。早在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爱因斯坦就曾警告过“人类已经濒临灾难的边缘了，到时候将无法收拾”。但是人们却无视警告，军备竞赛也愈演愈烈，每出现一项新的军事发明，都会造就一项与之对应的军事技术进行防御和抵抗。例如，美国于1945年发射了A导弹，苏联便紧随其后于1949年成功地发射了另一颗导弹；美国于1952年发射了H导弹，1953年苏联的该项技术研究也取得了成功；1968年苏联研制出了反弹道导弹，而1972年美国也成功地了发布了该项发明。这种恶性的军备竞赛造成的后果就是，使世界成为一个容纳5万颗核武器的巨型火药库。
通过各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这种僵持状态带来的隐患渐渐浮出水面。1983年11月，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即使引爆现存的一小部分核武器，也势必会引发一个“核冬天”——剧烈的爆炸会使太阳被大量的油烟和灰尘包围，整个地球随即会被寒冷和黑暗覆盖，这样的情况会持续三个月到一年，也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全球性的环境变化，足以造成地球上一些动植物的灭绝。而这样的大灾难，也势必会造成人类的伤亡。
基于这一令人震惊的论断，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始进行一项迫切的研究。有人认为全球变冷不足以严重到形成“冬天”，而是折中地提出了“核秋天”的概念。但他们在另一方面达成了一致，认为核战争将毁灭臭氧层，人类将不能再免受太阳紫外线的辐射。他们同时也提出了警告，如果直接摧毁核武器，产生的辐射将会伤害到上百万人。除此之外，全世界还会有五分之一到五分之四的人口死于因粮食匮乏导致的饥荒。因此，即使在印度境内没有发生原子弹爆炸，像这样需要大量进口粮食的国家，也仍会有最大面积的人员死亡。一直以来，一种可怕的预测（1982年）严重地威胁着人类，全球每年会花6500亿美元来发展军备，平均每分钟的花销就是100万美元。然而就算花费了天文数字，也不能给人们带来所追求的安全，而是“核秋天”的寒冷——这已经算是好的了，如果是“核冬天”就更糟糕了。
关于人类的自我毁灭，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只是上面提到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其实具有浓厚的嘲讽意味，就像认为人类的技术可以实现一切想象中的事物一样荒谬。然而，这种荒谬却正契合了我们对人类进化的审视，它暗示我们“人类的暴力行径之所以会从个人恩怨发展、升级成为大规模的战争，正是以往的各项技术进步和发明所致”。早在食物采集时代，人类没有任何战争动机，也没有手段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积累的财富日益增多，已经值得一战了，发动战争的手段和动机也随之充足起来。人类走到这步田地，跟农业和工业革命休戚相关。这场农业和工业的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并缔造出了富裕文明，这种文明与此前的各个社会形态都截然不同。对敛财者来说，不管是肥沃的耕地、殷实的谷仓，还是能够聚集众多财富的城市中心，这些都是他们的战利品。正因如此，战争变成有利可图的手段，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罗马独裁者利用战争来开辟新大陆，游牧民族被迫大肆迁离沙漠草原，侵略者用枪炮武器和十字架横扫几大洲，再后来的人又用更先进的发明来征服世界、建立帝国，例如炮舰和机械武器以及近些年才出现的直升机、电脑等。
但是，我们这个年代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农业和工业革命使战争成为有利可图的对象，甚至成为一种必然，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有可能使战争无利可图，成为一条死路。
爱因斯坦曾警告过，我们正面临着新“思维方式”和“无法平衡的灾难”之间的抉择，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但必须做出这一抉择的，并不是只有人类而已。此前，有数不胜数的种群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威胁，只是这些种群遗传下来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差，难以应付冰川时代这样的环境骤变，因而大都灭绝了。但目前，人类却能够发动脑筋，创造生存环境来适应我们自身的需求，例如火的使用、服装制造以及建造掩体，这与那些种群有根本不同。不过，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的速度超常，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活力和强大技术，也为我们创建了一个需要快速适应的生存环境。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能否合理地再次运用自己的头脑，来适应我们发明创造的新世界。面临这样严峻的挑战，我们比其他已经灭绝的物种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威胁并非是不可知的，不像冰川时期威胁那样神秘。如果我们的生存环境超过我们的控制能力和眼界，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适应它，而是让创造的生存环境来更适应我们的需求。
最近，核能科学家委员会在午夜之前把进行倒计时的“世界末日之钟”的分针从三分钟调到了十四分钟，人们从中看到了生的曙光，开始觉得伯特兰·罗素的“人们将会比预想中灭绝得更快”这种说法或许是过于悲观了。但是，回头想想，过去百年间已经有几百万人死于非命，估计历史学家是不会质疑罗素说法的有效性的。但是我们无法预知，这个“世界末日之钟”的分针到了21世纪会走向哪个方向，也无法预知这个时钟是否仍然只是单纯的一个标志，更无法预知它是否会像在广岛被发掘出的时钟一样，就算时间流逝，它的指针也永远安安静静定格在8：15。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对人类过去的探索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在整个探索的过程中，当每一个小节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要稍作停留，将已经研究过的东西仔细梳理一遍。我们一直在扪心自问一个问题：“时至今日，历史对我们还有着何种意义？”——在这本书的每一个研究阶段我们都会将这个问题当作思考的中心。在代表结束的这一章中，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都会更加深刻，毕竟如今的世界不同于过去，越来越多的历史事件正在不断发生，而且，徜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我们要对曾经的历史加以总结，才能将人类取得的成就和犯下的错误转化成21世纪社会进步的充足养分。
这本书是建立在广阔的调查范围之上的，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应是，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在人类萌芽之初，大概在极早之前的非洲就出现了人类族群，当时的人类渺小、脆弱不堪，面对复杂的世界几乎是毫无抵抗能力的，而未来的希望也被激烈的生存竞争威胁，没有任何可靠的保障。我们比不上大象的体积庞大；也不拥有狮子的强壮力量；也赶不上羚羊飞跑的速度；甚至连臭鼬、野猪或者乌龟的自我保护手段都没有。但是今天人类已经站在生物链的顶端，成为超越所有物种的高等族群，这种艰辛的荣耀与人类的智慧是分不开的，我们懂得让客观环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我们不会像其他的生物一样适应复杂的环境，而是按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造环境，使之适应我们的生存需要。
这种智慧正是人类的独一无二之处，因为人类是命运的创造者，而不是衍生物。卡尔·萨根曾提及此种特点。这位已故的空间科学家认为，当前人类拥有的高端科技可以让人类免于很多自然灾祸，在地球周围运行的小行星如果再发生爆炸，人类也不会因此灭绝；即便冰山时代再次笼罩世界，人类也能找到应对之法；目前的科技能预知小行星的运动轨道，我们能用原子弹将行星爆炸的碎片化为乌有，也能利用科技将威胁到地球的小行星推送到其他轨道上去。与此相同，人类也可以利用镜子的作用集中太阳光，避免冰山时代的到来。这些研究和探索出来的高端科技能为人类提供保护，即便未来地球遭遇宇宙灾难，人类也能在科技的保护下独善其身，不会从地球上灭绝。这些科技给人类去其他星球定居提供了可能：人类能在不同星球生存，这是更高一层的保护措施，使人类能绵延不绝地生存下去，即便遇到未来灾难也不会有太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