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资本的秘密
资本是什么，经济史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始终是经济学里的核心概念。马克思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相比之下，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则温和很多：资本就是为了生产用途而积累起来的资产储备。
无论如何，资本总是逐利的，其存在与活动是为了追求更多的资本，这一原则没有改变，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中国资本。而且，凡是资本，总要经过原始积累阶段，无论这个阶段中是否充满血腥与所谓的压迫，这一点也难以被抹煞。
因此，只要是资本，总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成长经历，也总有着一个欲言又止的秘密。而在中国，温州资本是一个颇具诱惑力却又让人看不透的名词。
放眼中国，温州不是一个资源大省，却被冠以“中国犹太人”之称，温州人以其敏锐的市场嗅觉，总是能先人一步捕捉到财富增值的先机。因此，贫瘠的土地上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地理位置并不优越的温州却积累了令人心跳加速的资本。
经过改革开放二三十年的积累，温州分布在全国的资本已经达到7500亿至8000亿之间。（温州市统计局提供的《温州市2009年1-5月份主要统计指标》显示，温州的社会资金总计有7390.36亿元。）
这些资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银行储蓄，截止2009年底，温州市本外币存款余额已达4244亿元，其中一半是活期存款；二是散落在民间流动性强的民资，约3000亿元。这甚至超过了山西省2009年的GDP总量。
早在2006年，温州可流动资本就已达5000多亿人民币，当时有人这样算过一笔账：温州人手里的现金可以买下两个江西（2006年江西国民生产总值2830亿元），可以整体收购中部相对发达的四川和重庆（其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2250亿元和5456亿元），可以操纵上海（2003年上海国民生产总值6250亿元）……如果将国内外温州人的固定资产，以及投资，再加上贷款，以此类推，温州人可以筹集到17万亿左右的资金，这笔资金可以买下整个中国（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136515亿元）。
“买下整个中国”之说，固然带有“戏说”的色彩，其中不免带有夸大的成分，但是温州资本数量之庞大由此可见一斑。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温州民间资本的海量：每年春节前后的10天，在外投资的温州人有30亿元资金从全国各地通过银行汇回温州“过年”，平均每天多达3亿元。
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其身上所负载的特殊意义，以及一般等价物的特征，赋予其强大的影响力。如此海量的温州资本，在很多人眼中是可怕的，其可怕首先在于他们对市场、对政策天生的敏锐嗅觉，自2001年以来，温州资本频繁出入房地产、煤矿、棉花、小水电、石油等行业与领域，而且收入颇丰；其次在于他们在追逐财富的利益驱动下，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使得他们总是能够迅速抢占市场先机，当别人准备亦步亦趋地跟进时，他们已经开始向新领域进军。
在这种程度上而言，可怕是可敬的另一种解释，人们并不是害怕温州资本，而是惊诧于其敏锐的视角以及光速的爆发力。温州资本在数个行业领域辗转腾挪进行投资，发生在人们眼皮低下，是温州人用自己千辛万苦挣来的钱“轻轻松松生出钱来”。相比之下，温州资本不为人知的原始积累阶段，却是更能体现温州经济发展的脉络，也是温州模式建立的过程体现。在这一过程中，温州人走遍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历经千辛万苦，使用千方百计，才换来的辛苦钱。而这其中正蕴藏着温州资本的秘密。
首先，温州资本经过长期积累。
与其他地区的民营资本在短短数年间迅速崛起不同，温州资本经过长期积累而成，漫长的资本积累与成长过程中同时洋溢着温州平民创业的精神。
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企业发展步步稳扎稳打，并未创造过一战成名的商业奇迹，当然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浮躁，只是持续地成长着。无论是正泰、德力西，还是奥康、长城等，都经历了一条平稳发展的成长历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原本只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小贩，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从补鞋起家，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从做“木匠活”开始，庄吉集团董事长陈敏从经营裁缝铺迈步……
温州企业从小做起，逐渐积累，延续在他们身后的是一条十分平稳的发展路线，很多温州企业的创业与成长史至少在10年以上。而随着资本市场的起步，近年来，中国经济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资本大鳄，与这些巨型资本相比，温州资本似乎成长得有些缓慢，但也因此出现了不少“资本寿星”。
其次，注重依靠集体资本。
温州资本的特色之处，就是集体资本，即许多温州企业的创业资本来自于民间筹集，这也是温州企业独特的成长土壤和基因。
在温州，有民间筹款经商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温州各类的“会”，因此，对于有创业之心却缺乏资金的人来说，只要有诚信且创业项目可定，就可以在温州找到起步资金。这也是温州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低的原因之一，因此，很多温州企业家总是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不缺钱”，很少温州会向银行借钱，对于上市融资的愿望也并不强烈。
温州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老太太银行”，在某些村子里，一些人被公认为资金周转人，谁手里有闲钱，会先向他们“登记”。如果有人做生意要借钱，当确认没有太大风险后，周转人就会将“登记”人的钱借给他，短短几个小时就能筹集到数百万元，而这数百万元资金的控制者，正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人。
再次，温州资本以制造为本。
尽管温州不止一次发生过诸如“抬会”等资金风波，但温州资本从开始之初，并不是资本市场上典型的投资者，而是与制造工业关系紧密。
扫描温州资本的产业脉动轨迹，不难发现，制造业构成了其胚胎发育和成长的最肥沃和最典型的巢臼。以德力西、正泰等温州企业为例，尽管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并购扩张，并尝试多元化经营，但基本仍以制造业为基础。尽管温州市场建设全国闻名，但与义乌小商品市场靠倒卖外地商品不同，支撑温州市场的基石是温州制造的产品，温州制造的小商品发展到专业化的程度，才形成的专业化市场。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温州制造培育了温州资本，而温州资本的壮大又强化了温州制造的力量，从而造就了温州“国际轻工业城市”的称号。在温州产值中占了三分之二的轻工产品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巨人企业：
服装：报喜鸟、庄吉、美特斯o邦威等。其中报喜鸟年销售收入达10亿元人民币，庄吉和美特斯o邦威年销售收入均达9亿元。
制鞋：“康奈”、“红蜻蜓”等。两者均获了中国鞋业最高荣誉——中国名牌的称号；同时，“红蜻蜓”商标也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电器：正泰、德力西、天正、长城集团。其中正泰年产值达121亿元，销售收入达119亿元，德力西主营业收入80多亿元，出口创汇2600万美元。
乳业：均瑶集团。现已形成以航空服务业为基础，乳品业为核心，兼营酒店、旅游和房地产业的多元化集团公司。
打火机：大虎、日丰、胜利等。年产打火机5亿多只，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0%，国内市场的95%。如果把温州人一年做的打火机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
其实，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民营资本的缩影。从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始呈现一种不可重复性，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而温州人就是这群小人物中的一支，温州资本的秘密就蕴藏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
资本内核的海量扩散
在《女人聚财》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卡恩站在百货公司的柜台前面，目不暇接地看着形形色色的商品。他身旁有一个穿戴很体面的绅士，站在那里抽着雪茄。卡恩恭恭敬敬地对绅士说：
“你的雪茄很香，好像不便宜吧？”
“两美元一支！”
“好家伙……您一天抽多少呀？”
“10支。”
“天哪！您抽多久？”
“40年前就抽上了！”
“您仔细算算，要是不抽烟的话，那些钱都可以买下这家百货公司了！”
“那么说，您也抽烟？”
“我才不抽呢。”
“那么，您买下这家百货公司了吗？”
“没有。”
“告诉你，这家百货公司就是我的。”
这则故事告诉人们：钱是靠钱生出来的！
2009年，温州民间流动资本规模达到7500亿元，较10年前的2000亿元，增加了5000多亿元。10年增值5000亿元，是温州资本把握了全国产业投资的趋势，并积极运作的结果。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下，智慧与勤劳并存的温州人乘着机遇，搭上改革的始班车，从做皮鞋等商品起家，勤勤恳恳，在积累资本上不遗余力。此后，随着资本的壮大，又开始积极投资煤矿、房地产等行业，同时还展开活跃的海外创业。
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走过来，囊中饱满的温州人，却无法改变自己眼前的事实，即当地资源的匮乏。温州是中国土地资源最稀缺的城市之一，人均耕地不足0.3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不仅如此，温州可供工业用地不足需求量的20%。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无论是服装、制鞋，或是电器、打火机等产业，温州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规模越大，对土地的需求就越大，而且此类产业的土地边际产出率也会随之降低，从而导致资本扩张的边际成本增加。
此外，低水平的价格竞争和产业升级的困惑，还困扰着温州企业。当传统制造业进入微利时代，温州企业却恰巧遭遇了资源禀赋的强烈约束，触碰到传统行业利润的天花板。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浸淫多年的温州人，并没有失去对资本力量的信任，深谙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增值的经济学逻辑，于是，敢闯敢干的温州商人，携巨款从故乡出发，如飞瀑倾泻般奔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寻找资本渗透的缝隙。他们出手阔绰，并善于抱团，使得所涉及的地区与行业，总是能够深刻感受到这股民间资本的巨大冲力。由此，温州资本开始以滚雪球之势迅速膨胀，得以笑傲江湖。
因此，纵观温州资本的发展历程，可以看清其内核扩散的基本脉络，即从家庭作坊，到家族企业，到股份制模式，再到现在的温州资本全国化和全球化发展。
首先，随着家庭作坊的出现，温州资本开始成型。
温州民营经济的起点就是家庭作坊，温州现在很多大企业都是由此发展而来，原始资本也是由此开始积累。
提及世界打火机行业，占据全球80%左右市场的温州不能被忽视。而在温州所有的打火机企业中，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周大虎的公司数一数二，年产打火机约1500万只，价值在2亿元左右。大虎公司就是由一家组装打火机的家庭作坊发展而来。
上世纪70年代末，结束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周大虎顶替母亲进入温州当地邮电部门工作。80年代末，周大虎被调到邮政局为解决系统内家属就业成立的服务公司，当时的他满怀雄心，决心要大干一场，让公司里的人拿到和正式工人一样的待遇。巧合的是，当这一目标实现后，在90年代国企改革重组背景下，周大虎的妻子下岗。仅仅依靠周大虎一个人的工资，不能支撑一个家庭，周大虎考虑时机下海经商。
在当时的温州，打火机零部件生产厂家数量多，只要投入少量资金就可以生产打火机。于是，1991年，用妻子下岗得来的5000元安置费，周大虎开始了家庭作坊式的打火机生产：招了三五个工人，将自己40多平方米的家腾出一间做厂房。当发现打火机市场利润的丰厚后，1992年周大虎租下一个200多平方米的简易厂房，招了100多个工人，正式开始创业。
其次，家庭企业是资本内核扩散的主要力量。
家庭作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家族企业的大量出现，这是家庭资本向外扩展的一种自然路径。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在考察温州后，在赞不绝口的同时，也扔下一句话：“尽快建立大企业集团”，还有人预言“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不会超过10%”。然而，事实却给他们有力的回击，即温州经济年增长率为20%，其中，温州99%的企业为家族企业和中小企业，而一些人为的集团企业却陷入僵局。
目前，公司产值42亿元，被评为全国第7大民企的正泰集团老总南存辉，就直言不讳自己是家族企业的创始人：10个股东占50%的股份，自己占有27%，5个副总裁3个是亲戚，2个是负责技术的朋友。对此，南存辉并不急于改变，他认为家族成员控制的企业不一定是家族式企业，而不是家族成员控制的企业也可能是家族式管理的企业。
家族企业的形式，可以让温州资本不必经过繁琐的论证与表决，出于对家族成员的信任，在短时间内就可做出决策，以便尽快对市场做出反应，最终能够在大量筛选中找到最适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调查显示，在上世纪90年代，温州家族企业平均投入1元产出可达10元，而国企却是投入10元产出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