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放弃与坚持的意志磨练中，甘于平庸和勇于突破的心理较量中，李中方和李中坚凭借超强的毅力与精准的眼光，没有错过任何一次机会。上世纪80年代初，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消费者往往认准了各种各样的日本品牌，如索尼电器、三阳收音机、双狮手表、花王洗涤、富士胶卷等，这些品牌伴随着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热潮，席卷中华大地。李氏兄弟最初选择的业务就是从日本一家公司采购电子产品零件，将其销往内地，赚取差价，当时这是一个风险小且利润可观的项目。2年后，他们有了第一笔大的资本积累，李氏兄弟在香港投资100万港币，将原来公司更名为东方国际推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贸易。
温州人散散落落、稀稀拉拉地不拘泥地域温州，把温州商人从商之智慧、道德及狡黠带到中国的很多地方。毫无疑问这是温州民间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断点的、分散的和弱小的。同样，中国的经济大潮也在向温州渗透。有进有出，温州这潭水才是活而不死。
改革开放的浴火重生对整个中国新经济来说是洗礼，但对于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却是炼狱——三十年压缩的时间里要为中国经济补上资本主义市场两百年来优胜劣汰的环节。于是，在一个“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个人情重于国法的封建大传统、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计划经济小传统亟需被打破，残酷竞争、剩者为王的资本主义外来传统正在被引进的环境下，层层枷锁套在了民营企业家的脖子上。如何呼吸，如何走路，成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他们，面对世界时的第一个生存拷问。
没有过渡，没有诞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出生便面临着残酷的生存考验。奔走于产业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家中，不免有人利用关系，利用掌握的资源，利用改革开放政治体制上暂时的盲点，为生存铤而走险，鬼神之道来者不拒，把国有财产变为己有，打制度擦边球，甚至突破政策与法律的底线。于是，多个具体的经济人，在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制度下，上演了一部部原罪蔓延的商业荒诞剧。
的确，很多民营企业家有罪，但如果把原罪这顶帽子扣在所有民营企业家的头上，也是片面而缺乏公正的。对原罪定义乃至讨论它的外延不是最终目的，如何对待原罪才是最重要的经济和法律命题。
民营企业有原罪，但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国画讲究计黑当白，凡事不可走极端，以留有回旋的余地。一个制度大变迁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家更需要有在灰色的空间中游走的智慧。所以，如果是历史、制度的错，再加上企业家当时的盲目冲动与“群体性经营幼稚”，让名声鹊起的企业家来埋单，未免太过残酷；所以，如果以某些群体作为彻底的负面样板，试图“赶尽杀绝”，是社会集体理性思考能力的怠惰与经济市场的不幸。
对于温州资本，经济学家魏杰有这样一段表述：“温州资本是有活力的资本，我国的各类资本应向温州资本学习。要是在十几年前讲温州资本是我国资本的榜样，我们要向温州资本学习，会有很多非议，但现在不会了。因为温州资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自己的活力。”
谁是真正的资本操盘手
资本的天性就是追逐高额利润，马克思曾这样形容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可见，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温州资本马不停蹄地寻找新的投资空间，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正是资本的趋利性。
追逐更高的利润，一直都是温州资本的演变线索，也是温州资本真正的操盘手。上世纪80年代，温州几乎家庭都以个体经营形式，从事加工制造业；到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个体加工的基础上，温州逐渐形成了产业的集群，生产的打火机、眼镜、小五金、阀门和皮鞋等产品，占据了全国甚至世界市场的重要份额，然而，随着制造业的利润逐步降低到现在的5%左右，温州的资金开始向房地产等利润超过25%的增长行业。
在全国可以排山倒海的民间资本阵营中，温州资本表现出了先知先觉的过人之处，以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占据着霸主地位。因而，温州资本的风吹草动，也就成为民间资本投资的风向标。
近年来，从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虽然没有涵盖温州资本的投资领域，但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温州资本的流动轨迹。
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温州资本的身影；而温州资本总是具备一种气场，能够将所到之处、所投入的领域，搅动得风生水起，令人侧目。这种威力，最初是从“家门口”开始的：1998年到2001年，温州民间资本进入当地房地产，促使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温州市区房价从2000元/平方米快速飙升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
1999年，温州民间资本开始进驻上海、杭州等地房地产市场。2001年，温州资本兵分两路，第一支购房团前往上海，另一支前往杭州。仅此一年，投资在房地产的温州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而“温州炒房团”，由此诞生，至此，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当地房价一路飙升。
2002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更是飞涨。面对煤炭这个高投入产业，山西煤老板自有资金有限，温州资本找到了用武之地，浩浩荡荡涌向山西煤矿。当时，“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县市，都活跃着温州炒煤团的身影”，山西省60%左右的煤矿被温州人收购。根据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山西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有300多座，累计投入资金约30亿元，年产总量约2000万吨，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
2003年，由于棉花减产，全国棉价上升，温州30亿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收购新疆棉花，新疆棉花价格一路飙升，温州资本在第二年获利退出；2003年，全国普遍出现“电荒”，几十亿温州资本轻松进入四川、重庆等水电资源富饶的地带，刮起阵阵“红色热浪”；2006年，商品期货呈现牛市，温州资本开始将触角伸向有色金属矿产；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50亿元温州资本涌向西部，大量收购油井……
与此同时，温州资本并未满足于在国内的东突西奔，还“插足”于国际市场，在欧洲经营小百货，在美洲打造零售连锁巨头，甚至将炒房炒到了迪拜。位于巴黎市3区的市长街和庙街一带，过去一直是犹太生意人的地盘，如今却成为温州人在巴黎的聚集地之一，街上汇集了温州人经营的服装、皮具、首饰等批发零售商店。
纵观温州资本的延续过程，似乎也验证着这样一条规律：在原始积累初期，企业家将自己最突出的优势当成划开市场的利刃，成功地进入市场；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开始着手构建一个完整的企业；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资本于是迈开了集中和积累的脚步。但是资本投资是把双刃剑，其所携带的风险性不能忽视，特别是当资本的投资结果被过分放大，进而演变成投机时，风险就会随之而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血本无归。
政策影响着经济发展，甚至会左右投资方向，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下，自从2005年，温州资本在房地产、煤矿、石油等领域相继遇到了瓶颈：2005年年底开始，国家对煤炭行业进行整治，对不达标小煤窑实行“关、停、并”政策，很多温州资本没有及时撤出，连老本都赔了进去；随着调控房地产“国八条”的出台，房地产价格应声而降，温州资本只能被逼撤出；介入石油行业时，温州资本也遇到了大量政策与法律障碍，徘徊在“出局”的边缘；即使一直被看好的电力产业，也没有实现“回报稳定、利润高”的预期……
对此，一些温州民营企业家向我大吐苦水：“最怕的不是投资的风险，投资的风险还有能力承担，温州人最怕的是政策的风险”。
即便如此，在投资中成长并壮大的温州资本，也没有停止继续扩散的步伐，在山西煤改被套牢500亿元、迪拜危机缩水20亿元、俄罗斯“打击灰色清关”中损失70-80亿元之后，他们仍然计划着下一步的投资，还谋划着进军海外市场。2010年3月，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组织过一个前往迪拜的考察团，报名的企业与个人有30多家。
越挫越勇，让温州资本踏上新的征程，不过，这也正是温州资本得以海量扩散的深层原因之一。温州资本既不放过任何一个财富增值的机会，也不会在某次或几次投资失利中退却或停止脚步，让利润充当其运作背后的引导力量，指引其不断寻找更丰厚的投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