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天下先——吃螃蟹战略
从资源到资本，仅一字之差，但要完成这一“跳”，除了历史所给予的机遇外，往往还需要领航者超常的勇气和胆识。
有人说，温州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可当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后，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就已经变得不可逆转。所以，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离土的农民、乡企的分离人员和国企退休人员。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以年轻而不无鲁莽、激越而不无尖锐、感性却不少理性的创业基因，充当着开拓者的角色。
众多的“全国第一”在温州诞生：第一份个体户工商执照，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第一个境外中华商城……
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阳光和雨露播撒神州，在别人还将市场视为洪水猛兽的时候，温州人早已经如鱼得水，凭借着敢为人先、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的市场禀赋，在一片天地里创造了一个个的奇迹。
1981年，温州市区铁井栏创办全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随后，各类商贸市场在温州城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满足着温州人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截至2008年，全市共拥有商品交易市场445个，其中年成交额超亿元以上的市场有67个。
1983年，全国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桥头钮扣市场开业。随后，柳市低压电器市场、金乡徽章标牌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相继崛起，一个更广意义上的温州市场开创之旅华丽揭幕。
温州商人，在一个钮扣、一个开关这些最不显眼处，魔术般地看出了商业利润的“生长点”，白手起家，以小搏大，迅速形成立足温州、辐射全国的市场格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温州成了全国“拷贝”市场经济富民路径的榜样。
“八大王”即是其中的典型。文革期间，温州“顶风作案”，柳市负责人石锦宽为解决支边青年就业，以居委会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32个门市部独立经营组成电器厂，经营各种业务，每月只需向厂缴纳30元管理费。
电器厂成立后，一批除了仅有勇气，别无所有的农民，开始渗透进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贸易合同、目录生意。
一直如履薄冰的“八大王”们在起步时，因为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五金产品供求渠道不畅通——随后快马扬鞭，一路奔跑。到1978年，通用电器厂产值已经达到1个亿。
卡尔o波普尔曾经讲过：人们选择民主，并不是由于它的种种好处，而是为了避免暴政。某种程度上也许就可以这么说：温州人之所以选择民营经济，也绝非他们从一开始就辨析地看到了它的种种优劣，而是为了脱离贫困。这是一种无关乎理想的人性本能，是跳跃在温州经济躯体内最为朴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事实上，大王们的“出格”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在他们创业之初注定不显山不露水，少为人知。而同年，日后苏南模式的代表江阴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总计实现产值296.35万元，创造利税135.03万元，理直气壮地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为改革宣传的范本，风光无出其右。
“八大王”其实有十人。电器厂每年都会表彰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其10位负责人则按从事的行当冠以“大王”称号：“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和“电器大王”郑元忠。
凭着激进的性格和冒险的精神，这十人掸掉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迅速积累起个人财富。改革刚绽萌芽，远未如火如荼，匮乏的市场处处冒着商机，只要敢扛起经济大旗，给点阳光就能灿烂。从经济学角度，“八大王”财富积累显得易如反掌。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已经迈开，温州人开始走出温州，散落到各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土壤。此时，蕴藏于他们血液中的敢想敢做的基因，更是被激发出来。
上世纪80年代，头脑灵活的温州人就开始放眼全国、寻找商机，长沙是其中一个主要基地。1989年春节前夕，因为忙于推销五金和印刷制品，王均瑶没有买到回家的火车票。无奈之下，与同乡商量之后，大家以两倍的价格包一辆豪华大巴回家。当汽车在1200公里的山路中颠簸前行时，大家都产生筋疲力尽之感。此时，王均瑶随口感叹一句：“汽车太慢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旁边一个老乡挖苦道：“飞机快，你包飞机回家好了。”
“土地可以承包，汽车可以承包，为什么飞机不能承包？”当王均瑶提出疑问时，立即招来众人讥笑。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王均瑶确实有痴人说梦之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坐飞机还是个奢侈的梦想，因为机票的购买需要团级以上政府部门的证明！
想别人之未想，而且敢想敢做，向来是第一个吃螃蟹之人的特质，如果再具备相应的执著，成功就会随之而来。而1990年温州机场正式通航，让原本只想争口气的王均瑶，也看到了市场前景的广阔。在别人不解的目光中，经过八九月的走访、市场调查和与有关部门的沟通，24岁的“小个头”王均瑶带着身份证和温州市政府开具的证明，迈进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
在嘴皮即将磨破、盖了100多个图章之后，壁垒森严、从未向民企开启过的中国民航系统大门，硬是被王均瑶撬开了一条缝。1991年7月28日，一架从湖南飞来的“安-24”银鹰降落在温州永强机场，年仅25岁的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承包了长沙-温州的航线。
“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的个人形象、人生道路都改变了！如果说人生是个大舞台，那一天，作为一名演员，我面试合格，被允许登上舞台。接下来，我要努力的是把戏演得更好……”每次提及自己的壮举，王均瑶都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第一年包机为王均瑶带来20万元的利润之余，还为他赢得“胆大包天”的个人品牌。乘胜追击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小富即安则只能沦为常人，王均瑶继而一口气承包下全国400多个航班，并在1992年成立全国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由此，王均瑶这个名字与曝光率极高的民航业联系在一起，国外新闻媒体称此举为“中国民航扩大对外开放迈出的可喜的一步，中国的私营企业将得到更健康的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更是对他做出极高评价：“王均瑶超人的胆识、魄力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在以后的数年间，王均瑶以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开创了众多中国民航业的“第一”。2002年均瑶集团以18%的股份参股东方航空武汉责任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参股国有航空运输业的民营企业，2003年又投巨资购买和重新改造湖北宜昌机场。在从事包机业务11年之后，王均瑶由在民航外打转，真正进入航空核心。
王均瑶包飞机的想法，是温州“敢为天下先”最出彩的范本。最初源于脱离颠沛之感，当然，也不可排除他看出了民营航空的发展机遇。但想法只是停留在脑海中的一种思想运动，如果不付诸行动，可能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如果有了一种新奇想法，就必须用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去实施，这样才能第一个吃到螃蟹，否则不仅可能吃不到，还有被螃蟹钳子夹住的危险。
无偶有偶，受王均瑶“胆大包天”的启发，出现了更多的“胆大”的温州人：
1995年11月，乐清市南塘农民黄永斌投资500多万元，独资建造海塘，回报是塘内的1000亩盐田、海涂无偿使用23年；
1997年3月，一个叫王荣森的温州女人，与延安地区甘泉县签订了联合勘探石油的合同书，投资450万元完成三口勘探井，并全部出油，因而获得了30口油井的开采权；
1998年底，永嘉青年季展敏等人在公开投标中，联手以518万元的价格竞标，和永嘉县农业局签订楠溪江流域的承包合同，被称为“中国第一包江人”；
2001年下半年，乐清市种粮大户陈定友、张少林等24位农民携数百万元资金飞往黑龙江，与黑龙江农垦部门签订了6.3万亩粮田为期30年的承包合同，在北大荒建立了温州市外粮仓；
……
潮起潮落是自然与社会的变迁，当初勇立潮头者，有些依旧在，有些却已经销声匿迹。但无论如何，他们堪称英雄，用无畏与创新，打破了计划经济僵化的框架，让市场经济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也为今日温州资本的雄厚写下了自己的一笔。
天生敏锐的市场嗅觉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刚刚在大庆发现油田，国内期刊《中国画报》上就刊登了铁人王进喜在油井现场工作的照片。当看到这幅画报时，日本人从王铁人头戴皮帽以及周围的景象中，推断出我国油田大概地处零下30度左右的东北地区，约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之间。
后来，当《人民中国》杂志在介绍王铁人的文章中提到了马家窑，并提到钻机是人推和肩扛到现场，据此，日本人又推断出我国的油田距离车站不远，还从地图上找到了这个地方。
再后来，日本人对《中国画报》上刊登的一张炼油厂照片进行研究，照片上虽然没有尺寸，但有一个扶手栏杆。根据扶手栏杆高度应该在一米左右的常识，日本人依据比例推算出炼油塔的内径、炼油能力，并估算出了当时我国油田的年总产量。
仅仅由一顶皮帽和一个扶手栏杆，日本人就得到了极为保密的商业情报，并开始与我国进行售卖炼油设备的谈判，这种敏锐的判断力不得不让人佩服。
而这种敏锐的嗅觉，也正是商人所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
在中国，温州商人也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他们总能捕捉到他人视而不见的商机。有这样一种说法：温州人的每根头发都像是一根天线，随时随地捕捉外来的商机。这种评价一点也不为过。
以“胆大包天”闻名的均瑶集团王均瑶，就善于从小事中捕捉商机，“一个人的眼光决定了他战略决策的准确与否，但眼光能够看多远往往取决于他对信息的捕捉能力和悟性。”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他成功之道，还说出了温州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
1992年，温州乐清五金机械厂朱厂长，不再满足于仅限于本地的生产经营，踏上了去上海寻找新商机的道路。
凭借多年的经营经验，朱厂长领悟到一条从商之道，即“只要是人群密集之处，就一定有财神爷微笑”。到上海几天后，他来到热闹非凡的大世界，看到很多视时间如生命的人却排着长队购买糖炒栗子。而且，这些上海人在购买到栗子后，会迫不及待地尝试，很多人用牙咬破栗壳，吃相既不雅观，又难以品尝到完整的栗子。
于是，一个崭新的想法在朱厂长的脑海中产生：何不生产一种能剥离栗壳的“剥栗器”呢？有想法就要尽快付诸实践，朱厂长立即开始了剥栗器草图的绘制，图纸完成后，朱厂长赶回温州，三天内就生产出数万只剥栗器，并将其运往上海，请食品店代销。
一个行业的兴起，往往会催生周边行业的启动及兴起，这是发现商机的一条捷径，朱厂长就敏锐地感知到。果然，凡是购买糖炒栗子的上海人，见到这种即方便又廉价的剥栗器，都会购买一只。
就这样，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朱厂长找到了工厂的“第二春”。而温州人不仅将眼光盯到国内商机，还对国际市场保持着极高的警觉性。
2002年，欧盟决定自1月1日起在欧盟各国开始正式流通新货币——欧元。对此消息，我国报纸进行公开发布，还刊登了一张欧元的照片。当时，很多人和企业管理者也看到了这一消息和照片，但均没有做出反映，将其视为一则普通的信息和货币样式。
但是，经商眼光敏锐的温州人，却从中看出了商机：他们发现新货币欧元，比欧盟各国此前使用的货币尺寸略大。由此变化，温州人马上联想到人们原来使用的皮夹，肯定装不下新货币。于是，在第一时间内，温州人抓住了商机，生产出大批适合装新货币的精美皮夹，将其出口到欧盟各国。
新皮夹与欧元的尺寸恰好匹配，当欧元开始流通，温州人量“货币”制造的皮夹，自然备受青睐。由此，温州人又赚取了一笔财富。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项基本的素质就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善于把握商机。经济发展顺风顺水时，可以抓住商机，同样，在金融危机来临等经济形式不乐观时，也应该同样可以找到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商机。
在危机面前，女性好像表现得更为脆弱，与男性相比，女性对经济衰退的忧虑，不仅仅局限于只是少买一件衣服如此简单。有些应届女大学生不堪忍受就业压力，选择自杀；有些女白领为了躲避财源压力，选择“闪孕”。
但一些温州女老板却表现出坚韧的一面，在金融危机肆虐之下，仍然将生意打理得有声有色。26岁的沈小姐是温州在纱帽河经营一家饰品店，当金融危机来临，她店内的生意渐渐露出颓势。“现在的顾客买东西都挑了，不像以前那么爽快了。”而且，与往年相比，客流量也缩减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