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中国的温州人，如同欧洲的犹太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群体像温州人一样饱受无数眼球的关注，温州，已经不仅限于一个地理名词，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
在这种精神的影响和感召下，温州人从小就立下追求利润，做企业、当老板的目标，他们敢为人先，勇于白手起家，四海为家，向全国甚至世界的每个角落调动着资金与商品。在四处闯荡中，温州人牢牢占据着一些其他人不屑一顾的商业领域，在他们眼中，环境没有好坏之分，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是否能够赚到钱才是最关键、最切中要害的部分。
在温州人看来，如果本钱过少，与其力不从小硬撑着面子做大买卖，还不如集中资本，从小处着手，倒可能会出奇制胜。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反映到温州经济发展上，就可引申为：不要以为纽扣、鞋和包等都是小商品，只能做得好，小商品照样可以为企业带来大利润。
在温州之外的一些地方人们看来，擦鞋这个职业有些上不了台面，为维护自己无谓的自尊，人们宁可饥肠辘辘，也不愿意以擦鞋卫生。如果实在被生活所迫，无计可施之下，人们可能会选择离家远一些，且没有熟悉人所在的地方，去帮人擦鞋。而温州人却不同，在温州，人人都很繁忙，既有做大事的大企业老总，也有做“小事”的作坊老板，也有在自家门前擦鞋的擦鞋匠。
温州人认为，擦鞋、看厕所挣钱不丢人，挣不到钱才真正丢人，为了不丢人而去擦鞋或看厕所，是自己养活自己的一种方式。此外，通过擦鞋和看厕所，还可以积累资金，为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文化价值观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温州文化，也是温州经济草根姿态的最鲜明体现。
而这种草根姿态，当然也与温州自然环境不优越，资源匮乏的现实情况有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先天条件的不利，造就了温州人用于吃苦的精神，也造就了他们不拘泥于特定形式的精神。
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门口，有一位面容秀丽的温州少女，常年在那里补鞋。由于她补鞋技术好，且待人和气，很多大学生都愿意到她的摊位补鞋，并称她为“补鞋西施”。尽管她的摊位顾客络绎不绝，但正接受传统教育的大学生对这位“补鞋西施”的感觉，一半是不理解，一半是同情。
一天，一个帅气的大学生来到补鞋摊前，在她为自己补鞋时，问道：“姑娘，你这么年轻，就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人家补鞋，不觉得难堪吗？”“补鞋西施”连头都没有抬，边忙着手中的活回答：“挣钱呗！这有什么难堪的？破皮鞋穿在你们脚下，这才叫难堪呢！”听到这种聪明的回答，大学生一时语塞，但看着眼前既认真又快乐的“补鞋西施”，他又不解地问道：“你就这样补啊补啊，一直补下去吗？”
此时，这位补鞋少女忍不住笑了出来，抬头回答道：“一直补到人人都打赤脚为止！在我们温州，不能在家闲待着，都要出去闯世界，否则会被人瞧不起的。”对于这样的回答，大学生愣是半天没能接上话。
后来，这位美丽的温州“补鞋西施”，依靠补鞋积累下的资金盘下了一家小店，经过后来的发展，如今已经成为身价上千万的女强人。
关于此类的温州人故事举不胜举。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摆摊修鞋，德力西集团董事长胡成中是从裁缝做起……绝大部分温商并非一开始就经营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或从事着关系国际命脉的行业。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英雄莫问出处”的豪迈，更展现着温州人特有的经商眼光。
历史具有其公正性，虽然温州曾经是一块被人们和自然不眷顾的角落，但历史给予其更多的勇气和智慧，让他们能够发现更多的机会，和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或忽视的机会。
在温州，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温州人无禁则入”，具体解释为：“别的地方是规定你可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温州是只要不明令禁止什么，我就做什么。赢了钱就是赢了最大的面子。”温州人将赚钱视为一种乐趣，通过赚钱的过程获得幸福感和成就感，而要赚钱就不能有太多顾虑，就要脸皮“厚起来”，追大的同时也要盯小，只要有钱赚，一分钱的生意都不能错过。
充斥着全国市场的修鞋机、爆米花机、芽菜机和擦鞋机等实用小机械，其最早的制造者不是在大工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东北人，也不是素有大商业传统的上海人，而是将眼光落到实处的温州人，他们走着小商品、大市场的道路，不怕赚钱少，就怕不去赚。
在很多人眼中，纽扣、标牌、标签等小饰品和小玩具，是人们看不起，更懒得做的“小东西”，但是温州人却凭借这些“小东西”，发了“大财”，做成了全国最大规模，并形成辐射和影响全国的大型专业市场。
温州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市场就是一例。被称之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东方的布鲁塞尔”的桥头镇纽扣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名扬天下。1994年，市场摊位就发展到4000多个，拥有各类纽扣品种多达2800多个，占国内销售总量的80%，市场交易额超过14亿元。
纽扣市场的崛起，还促进了桥头镇当地工业的发展，当地人充分利用了市场优势，以贸带工、工贸并进，工业生产得以快速发展。1997年，桥头镇全镇1600多家工业企业总产值22.1亿元，其中，纽扣工厂750多家，拉链工厂200多家，这些企业还组建了拉链集团公司和纽扣集团公司，开发了一个外资工业区和三个内资工业区，企业规模和竞争实力不断增强，并形成了纽扣、钟表、拉链等支柱产业，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而且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小小的纽扣，被桥头人演绎得如此神奇和精彩。现在，虽然在各种因素下，桥头纽扣市场不复往日的盛名，传统的温州专业市场也遭遇了“新的创伤”，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一个无形的温州人市场还在流动。
2008年5月，温州市政府对外公布了一组调查数据：利用遍布全球的温州人网络，温州人年销售产品达6650亿元，相当于“华夏第一市”义乌小商品城2007年348亿元市场成交额的19倍之多。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现在温州专业市场的优势，已经被善于创新的温州人化为另一种优势。
但不管优势如何转化，温州人那种不怕吃苦，且能够抓住一切机会的草根经营精神和智慧，却一直没有发生改变，这也是温州经济快速发展，温州资本得以迅速繁殖的原始驱动力。
保护伞：政府、协会与商会
以一种彻底的草根姿态，温州经济破土之后逐渐茁壮，以至现在成长为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固然，这源于“草根”的坚韧，同时，还得益于其身后的一张保护伞——一张由温州政府、协会与商会共同编织的保护伞。
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却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
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初期，经济政策还没有拨云见日，社会上还存在着“姓资姓社”的争论，经济发展形势处于不明朗的状况。令温州政府感到为难的是，对于温州人在商品经济方面的尝试，“上面”时不时会送来一个限制或打压的文件，而每当人心惶惶之际，往往过了一段时间后又被肯定。
面对这种状况，温州政府开始学会“认不清”方向，逐渐发展为被动的“无为”。1984年，对于平阳县钱库出现的私人钱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坚决要求取缔。而出于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温州市政府在人民银行总行拒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之后，并没有对钱庄实行强制取缔，而是争取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率先实行利率浮动改革的试点。
虽然在1989年，这家私人钱庄在无证经营5年后自行关闭，但在客观上，它的存在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滋润的土壤。温州市政府允许不符合当时社会主义理念的现象的存在，这种“无为”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胆量。此后，温州市先后出台了许多突破当时政策或在全国率先改革的法规和措施：中国首批个体工商执照，首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首家股份合作制的城市信用社……
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之初，温州市政府在政策上的表现恰当地把握了分寸，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助推。在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温州政府还担任着“拨乱反正”的“有为”角色。上世纪80年代末，温州产劣质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焚烧、南京的销售专柜被愤怒的消费者捣毁、永嘉虚假广告、苍南的假商标印刷等事件，让温州一度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对此，1990年3月，国务院明确要求查处乐清的无证、伪劣低压电器。
面对降临到温州的信誉危机，温州政府开始果断出手。与一些地方政府对当地产品实行保护主义不同，温州市政府在外出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运出温州的皮鞋、低压电器等商品实施准运证制度，将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外地的通道堵住。在此基础上，温州市还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在全国首先制定有关质量方面的地方性法规。1992年，温州市政府还提出以质量和品牌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树立质量意识，使得温州商品的声誉得以恢复。
在“第二次创业”中，温州政府整顿地方经济秩序的大规模行动，也为温州商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随之，民间商会蓬勃兴起。而上世纪90年代，政府体制的转型，更使得温州商会获得更高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其实，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会是一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温州被清政府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大批洋商品进入温州市场，冲击着当地的小商品和自然经济。为自保，一些行业协会开始出现，1906年，温州府商会成立，自此，温州商会的百年历史揭开序幕。
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会更是承担起“二政府”的角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为温州企业撑起一片天空。
关于温州商会，有这样一个传言：很多人在见到政府官员和商会会长的时候，首先会和会长握手，而不是政府官员。当然，这只是一个传闻，却从侧面反映出，商会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不可替代的作用。
温州民营企业多是从事轻工制造业，但打火机、纽扣等商品技术门槛较低，产品的创新多体现在外观设计而不是技术创新。此外，这类产品更新速度迅速，在申请专利期间，往往为同行们所模仿。为此，温州烟具商会、纽扣商会等制定维权公约，为会员单位的新产品维权。温州烟具协会在成立后，就进行了近千起的维权活动，有效地打击了仿冒，促进创新的积极性。
温州商会不仅在国内为温州企业维权，在面对国际市场的“挑衅”时，也能充分团结本土企业，积极“应战”。其中，经典之作就是反击欧盟对温州打火机的反倾销行动。
2002年6月，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当时，企业家一下子懵了，“大家坐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想打，又觉得自己太小，财力也不够。就这样傻傻地呆了七八天。后来有关专家就说你们怎么还不准备，应诉是有时间期限的，也就十几天了。”
经过商量之后，大家取得共识，让温州市烟具协会集结力量，出面解决问题。之后，企业家开始为请专家、律师以及启动资金筹钱捐款，商会选择了要价最高的一位国外律师。温州烟具协会会长李坚等3人，在外经贸部有关官员的陪同下，日夜兼程游说欧盟各成员国的标准化组织，还与欧洲打火机进口商进行多次会谈。在努力之下，一年之后，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自动终结，温州市烟具协会为代表的打火机企业胜诉。
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是我国地方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小产品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在WTO的法律框架下，政府职能受到限制，而民营企业又如同一盘散沙，且个体能力有限，商会既能充分发挥沟通政府与企业的中介作用，又能作为主体组织企业参与应诉，起到了引导、团结和凝聚人心的作用。
同时，这次由协会出面组织的胜诉，也为温州打火机企业作了最佳宣传。由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全国各地的人们都知道了温州打火机。
截至2007年4月底，温州市共有行业商会400余家，其中市本级行业商会131家。随着温州人奔赴全国各地与世界寻找商机，也会在当地建立商会。商会这张保护伞越撑越大，为温州民营经济撑起更多阴凉的同时，也能够为其最大面积地遮挡风雨，减少温州民营企业发展道路上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