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温州模式”：谁是鸡，谁是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经济迅速崛起，并形成并创造了一种区域经济现象——温州模式。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专题《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配发了题为《温州的启示》的评论员文章。在专稿和评论员文章中，首次公开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
所谓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
在温州，小企业和小家庭作坊随处可见，由此，温州模式也被形容为“小狗经济”。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产品主要为大工业配套服务不同，也与广东模式注重利用外资发展不同，温州模式的发展方式为，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无为者”的角色，更多的时候，政府对民间的经济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将改革总结为“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而在温州，人们以超乎寻常的魄力与毅力，冲破制度和舆论等方面的藩篱，在温州这块相对自由的土地进行着自由创造，成为温州经济的脊梁。
在“温州模式”的快速发展中，民间资本是其肥沃的土壤，丰厚的民间资本孕育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在温州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中，民间借贷占了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4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一份名为《温州金融业发展报告》的研究报告显示，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约占全社会金融市场份额的20%。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温州民间金融鼎盛时期，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增长甚至超过银行借贷。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在创办工厂时，常常会面临一个难题，即缺乏资金。银行借贷虽然是一条比较正规的大道，但无奈其高高在上的门槛容易让人望而却步。无奈之下，头脑灵活的温州人便开始动员亲朋好友，实行会员制，即创投的雏形，温州当地人称为“抬会”。
“抬会”是对温州一带民间金融活动的笼统性称呼，早在解放初期就在温州乐清城乡流行，只是当时作为民间互助筹资融资方式，其资金主要用于满足生活消费。而随着抬会规模扩大，以及温州当地商业氛围的加重，“抬会”资金开始转向生产经营的投资。
1985年，以“抬会”方式进入流通的民间资金超过3亿元，也成为当时民营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和来源，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会从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为美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噪一时的“徽章大王”陈加枢回忆，“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万元。”
在商业领域竞争，速度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杀手锏，与银行借贷等要求高、手续繁琐等特点相比，温州民间资本市场的现金流动性较强，对温州企业发展来言，其性质更像是一场及时雨。
对此，作家李涛有一次亲身体会。在一次乘中巴去温州的途中，由于车辆过多而道路又比较狭窄，而导致中巴行驶缓慢。同车的有20个急着到温州把货卖掉的苍南人，但彼此间并不认识。为了赶时间，有人当即牵头，表示每人20元集资400元，当作罚款，让司机违章超车。于是，中巴一路狂奔而去。当然，这种事情不足以效仿，但温州人的集资意识和做生意的速度，却可见一斑。
至此，也能解释这样一个谜，即全国最大的参茸市场不在其产地东北，而在偏远的苍南灵溪，而且价格比东北产地还便宜。
众所周知，参茸重量较轻，价格却高，温州人向东北人购买参茸后，回到温州本地以低于收购价10%-20%销售。表面看起来，温州人的这种销售状态亏本无疑，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当双方形成长期的供销关系后，东北人就会答应一年一结或半年一结，在半年或一年的时间里，温州人会将参茸迅速卖掉，立即换成现金，用这笔钱可以做10-20轮的生意，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填补参茸差价的亏损，还可以大有盈余。
正是因为温州的参茸售价低，才导致全国最大的参茸市场不在东北，反而在温州的苍南，在这其中，苍南的民间资本市场功不可没。2000年左右，据此中人士透露：仅参茸市场其规模就在“10亿到20亿元之间。”
然而，民间资本也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温州也并不是一个先天就富裕的城市。温州资本之所以发展快速，也并非没有线索可循：
首先，源于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济发展，是经济现象得以发展的基础。温州经济主要是民营企业，伴随着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整体经济能量的累计，人们的原始积累已经充分实现。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民间资本的出现。
在财富的原始积累方面，温州企业家堪称“最会算计的商人”。在人际交往上，他们精于人情世故，主张堂堂正正的精明；在金钱应用上，他们主张将钱花在刀刃上，对于经营成本锱铢必较，住便宜的房子，吃便宜的饭菜。但是，一旦看好一个经营项目，他们又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大量的资金“砸”进去，以实现资本的效用最大化。
其次，源于财富的快速积累。
上世纪50、60年代，日本曾经创造了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8.6%的“奇迹”，而后的80年代以来，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在以后的20多年里，保持了年平均9.4%的高速度，刷新着世界积累，创造了更令人惊奇的经济奇迹。在这过程中，温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以15%-20%的速度递增，“温州速度”成为经济发展的专用名词。
这种速度是由千千万万个温州民营所共同打造。1984年，南存辉创造的正泰集团还只是一家注册资金为5万元，年产值仅1万元的家庭作坊式企业。经过20年的发展，2004年正泰集团已经发展为员工14500人、总资产为42亿元、销售额为119亿元的大型集团。从1997年到2001年间，正泰的年销售收入水平与总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9.46%和32.23%，远远高于国内同类企业平均水平的9.7%和6.5%。
在世界各地，和南存辉一样的温商比比皆是，和正泰集团类似的企业也不在少数。这样一群人和一群企业，构建成温州模式的大致雏形，也是温州资本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温州模式与资本究竟谁是鸡，谁是蛋，这应该是一个无解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即资本可以帮助温州企业更快更好发展，同时，温州企业的发展又能增添更多的资本，如此循环往复，就构成了温州模式的良性发展。
突破“资源禀赋匮乏”天花板
作为中国改革试验的先行地区，温州与深圳、浦东一起，被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起跑者，同时也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创新之源。
但与深圳的经济特区身份、浦东的经济正统身份相比，温州经济发展却有着“先天不足”的弱势。在中国浩瀚版图上，温州是一个蛮荒不起眼的角落，置身于中原经济发展和主流文化之外。
温州经济发展的经验是一本“无”字天书：从无到有，无中生有。温州曾经是战争前线，没有国家投资的积累，没有特区改革开放优惠政策，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但“无”也是资产，无就会有，穷则思变。
在历史进程中，温州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地理位置，也曾让其贸易的优势得到发挥，但明清实行海禁政策之后，温州鱼盐之利尽失，海上贸易处于停滞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初，温州的霉运不改：50年代，国民党将温州作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中央政府也将其视为反蒋反帝前线；60年代，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温州粮食、煤等生活物资全面紧缺；70年代，当温州人为生存开始四海为家闯天下时，却无意间挑衅了当时的政治神经，被认为是赚资本主义的黑钱。
温州的尴尬与郁闷，由此可见一斑。据权威部门统计，建国后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入5.95亿元，以温州七百多万人口计，平均每人每年仅2.83元。当时，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市总产值的1/3，远远低于全国80%左右的比重。加上交通不便，距离其它发达城市距离较远，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有效辐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
可以想见，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得民间“反叛”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一种必然性。历史的机缘终于再次垂青温州，一批在规则的“边际”，若即若离地保持着适度灵活性的个体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潜力。温州也在彷徨中找到一条似有若无的起跑线，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位置。长此以往，温州扬眉吐气，备受瞩目，以叹为观止的节奏走向繁荣。
1978年，正是温州打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冲破种种阻碍，掀起这场经济新革命的起点。温州人头顶上，是国家即将掀起改革大潮的政策，此后，温州人勇立潮头，掀起全民创业大浪，形成了十万家庭工厂、十万供销大军、十大专业市场，创造了生机勃勃的“温州模式”，更创造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
资料显示，1978年到2007年，温州国内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至2157亿元，增加了163倍，温州民营企业数量占99.5%。同时，藏富于民也是温州经济的特色，从1978年到2008年8月，温州全市居民存款从1.79亿元飙升到4036亿元，人均储蓄从8元提高到24000多元。
人们经常说温州人“天生会做生意”，“连头发都是空心的”。数量庞大的一个群体呈现着一种共同特征，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是能够敏锐把握商机，具备机会感知的信息收集和决策机制；其次就是敢于行动，且以“行易知难”的知行观快捷知行，以弥补生产要素的不足乃至错误决策的损失。
前者是对稀缺性的判断，而后者则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以“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哈佛大学教授戴维o麦克莱兰发现，从根本上影响个人绩效的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智商、技能或经验，而是诸如“成就动机”、“人际理解”和“团队影响力”等一些可被称为资质的东西。
而主动与否，则是预测绩效的众多胜任特征中的关键因素。主动，表现为一种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并不充足，甚至匮乏的情况下，温州模式依然称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值得被记载的模式，足见温州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辛万苦，在温州的商业传奇中无不渗透着这“四千精神”。而“四千精神”也正是温州资本突破资源禀赋匮乏的天花板，实现跨速度增长背后的原因。
其中，“走出去”是温州民营企业发展战略的关键词。在温州，不仅自然资源匮乏，而且因为当地人都颇有商业意识，导致当地商业机会资源也较为有限。为冲破自然资源和商业机会资源两方面的限制，温州民营企业走出温州，利用全国各地资源，迅速发展壮大；并走出国门，利用世界资源，在探索中积累经验。
1980年，年仅20岁的温州人郑月球离开家乡乐清，辗转来到地广人稀的拉萨。20多天的旅途中，换了无数趟汽车，郑月球终于踏上了青藏高原，不料却出现了高原反应，一连在床上躺了几天后，他挣扎着起来上街找活干。
当时的拉萨，满大街都是土房子，非常落后。但是，穷只是一种经济状况，也表明了有创业的机会。郑月球开始凭借手艺谋生，他做木匠，吃住在藏民家庭，一做就是5年。后来，郑月球创办了电器经销部。
当看到西藏牧民点的都是酥油灯和蜡烛，还没有通电后，郑月球看到了其中的商机，2000年他成立了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专门为小水电站提供设备和安装。在很多人看来，在经济状况良好的地区经营，才利于企业的成功，但温州人的想法却不同，他们同样重视落后贫穷的地方，认为这种地方才容易找到市场缝隙。如果大家都窝在同一地方经营，市场很容易就会被瓜分，到落后地方去经营，全部市场资源可能就会归你所有。正如西藏华建水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晓飞所说：“这里比较落后，信息闭塞，资源又缺乏，所以只要我们能找到当地需要的东西，没有卖不掉的。”
为突破温州一地的限制，温州人不仅将眼光放在全国，还将触角伸到了世界。1995年5月，温州商人吴建海独自踏上了前往非洲的路程，仅携带了几只皮箱和一本叫《绝处逢生术》的书。
在此之前，吴建海一直在欧洲经商，而且事业也相当成功，为了寻求更大的突破，他来到喀麦隆，“经常听说喀麦隆是非洲一颗灿烂的明珠，到了那儿才发现，在喀麦隆杜阿拉市还没有中国商店。但中国货却很受当地人欢迎。”
于是，吴建海在当地成立海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专门经销中国商品。凭借温州人吃苦耐劳的韧劲，吴建海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喀麦隆站稳了脚跟。
逢山开路，见河搭桥，温州人善于将不可能转化为可能，将可能转化为现实，因而构建了自己的商业世界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资本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