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年减税与“拉弗曲线”理论
前一段时间，《论语》被现代文人重新解读，并引发了一场小小的文学浪潮。其实《论语》中也含有丰富的经济学智慧。
《论语》里面记载了哀公与有若的一段有趣的对话，大意如下：
哀公：“今年荒年收成不大好，国库又不足，该怎么办呢？”
有若：“能否将老百姓的赋税从百分之二十减到百分之十呢？”
哀公：“收百分之二十的税务，国库里的钱都不够，如果减到百分之十，岂不是更糟吗？”
有若：“如果百姓手中没有钱，国库里又怎么能有钱呢？如果老百姓手中有了足够的钱，你又何必为国库里没有钱发愁呢？”
这则对话无非反映了儒家思想主张对百姓实施仁政，实现轻徭薄役，坚持藏富于民。其实若从公共经济学看，这则对话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关于税收的理论——“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是由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活跃于经济学界的“供给学派”提出的一个关于税收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阿瑟·拉弗，这一理论就以其名字命名。
一般人认为，税率越高，对于相同数量的税基来说，能征收到的税收越多。比如对100元的收入征税，100元是税基，如果税率是5%，那么国家可以从中收取5元税收；而如果将税率提高到10%，国家可以从中收取10元的税收，与原来相比，国库中多了5元钱。上面故事中的哀公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因为从他的话语中我们看出，他显然认为当税率为百分之二十时将比税率为百分之十时多收到钱。
对于“拉弗曲线”理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卢周来先生在其《游戏着经济学》一书中这样阐述：税率越高，不一定意味着税收会越多；相反，还将使可能征取的税收数量下降。他认为，在一定范围内对征税对象多赚到的收入提高税率，国家的确可以多征到税；但税率提高一旦突破某个限度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下降，加之主动纳税的热情不高，相反，偷税漏税动机增强，由此导致积极性下降，国家能征到的税反而下降；如果国家将税率提高到更高的程度，企业将因为利润下降而出现投资积极性下降，甚至可能因为不堪重负而倒闭，税基进一步下降，从而国家可能征到的税也进一步下降。而“拉弗曲线”就是表明税率与国家总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平面坐标曲线，其横轴是税率，纵轴是国家总税收收入。当税率从零开始上升时，国家总税收收入也随之上升；当税率上升到某一个值时，国家总税收收入达到最高点，这一点也被视为最优税率点；但如果税率继续提高，超过最优税率点，国家总税收收入开始下降；当税率达到100%，即将经济人所得全部征为税收后，国家总税收收入将降为零，此时人都活不下去，还交得起税吗？这种先升后降的峰形曲线，就是“拉弗曲线”。
再看《论语》中劝哀公减税的有若，他的想法是：荒年农民收入本来就不好，如果国家想通过提高税率的办法充实国库，无异于杀鸡取卵，最后的结果只会使农民更加贫困，而且农民想着一年到头干得那么辛苦，却都在给国家干，谁还愿意干活呢？这样下去，会使国库将因无税可征更加空虚。而如果此时减税，表面上看，国家能征到的税少了，但农民却因此而休养生息了。一旦农民重新缓过气，整个国家重新富裕起来，税基扩大了，即使税率低一点，国家照样能征到更多的税，还会发愁国库里没有钱吗？
由此看来，有若的想法其实与“拉弗曲线”理论不谋而合。而不同的是，有若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就提出了这样的想法，而拉弗是在晚于有若近两千年后的美国才提出这样的理论。因此，中国古人体现出的经济学智慧的确值得我们骄傲。
“拉弗曲线”理论在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特别流行，“供给学派”也由此在经济学界名噪一时。这又有一个故事：
1980年1月，里根刚竞选上总统，其竞选班子特别安排了一些经济学家来为里根“上上课”，让他学习一些治理国家必备的经济学知识。第一位给他上课的就是拉弗。拉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向里根推销了一通他的关于税收的“拉弗曲线”理论。当拉弗说到“税率高于某一值，人们就不愿意工作”时，里根兴奋地站起来说：“对！就是这样。二战期间，我正在大钱币公司当电影演员，当时的战时收入附加税曾高达90%。我们只要拍四部电影就达到了这一税率范围。如果我们再拍第五部，那么第五部电影赚来的钱将有90%给国家交税了，我们几乎赚不到钱。于是，拍完了四部电影后我们就不工作了，到国外旅游去。”
正因为里根本人的经历与“供给学派”提供给他的理论如此契合，所以，他一主政，就大力推行减税政策，从而也使得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而且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有类似思想的“拉弗曲线”理论登上了经济学主流的大雅之堂。
薪酬设计中的经济学——员工薪酬只许高不许低
现如今，许多员工对企业的“人身依附”心理已经大大减弱。在联想公司，许多员工喊出的“公司不是我的家”，其实已经深入人心，为广大的打工一族普遍接受。付出就要求回报，并不过分。而从公司的角度出发，付出薪酬的前提，是要求员工为公司作出相应的贡献。在公司和员工既“相互依赖”又“相互争斗”的博弈中，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薪酬。
其实，薪酬是员工与企业之间博弈的对象，这一博弈的过程与“囚徒困境”很相似。由于员工和企业很难有真正的相互认同，双方始终在考察对方而后决定自己的行为。员工考虑：拿这样的薪酬，是否值得付出额外的努力？企业又不是自己的，老板会了解、认同自己的努力吗？公司会用回报来承认自己的努力付出吗？公司方面考虑：员工的能力，是否能胜任现在的工作？给员工的薪酬待遇，是否物有所值？员工是否会对公司保持持续的忠诚？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企业经营者某次跟朋友闲聊时抱怨说：“我的秘书李丽来两个月了，什么活都不干，还整天跟我抱怨工资太低，吵着要走，烦死人了。我得给她点颜色瞧瞧。”朋友说：“那就如她所愿——炒了她呗！”企业经营者说：“好，那我明天就让她走。”“不！”朋友说，“那太便宜她了，应该明天就给她涨工资，翻倍，过一个月之后再炒了她。”企业经营者问：“既然要她走，为什么还要多给她一个月的薪水，而且是双倍的薪水？”朋友解释说：“如果现在让她走，她只不过是失去了一份普通的工作，她马上可以在就业市场上再找一份同样薪水的工作。一个月之后让她走，她丢掉的可是一份她这辈子也找不到的高薪工作。你不是想报复她吗？那就先给她加薪吧。”
一个月之后，该企业经营者开始欣赏李丽的工作，尽管她拿了双倍的工资。因为她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果和一个月之前已是天壤之别。但这个经营者并没有像当初说的那样炒掉她，而是开始重用她。
从这个企业经营者的角度看，他是运用博弈的理论，通过增加员工薪酬使员工发挥出实力。如果当初他就把李丽炒掉，这势必对双方都不利，而经过这样的博弈，双方都实现了共赢。
但如果从公司的管理角度看，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许多员工在工作中，经常不断地衡量自己的得失，如果认为企业能够提供满足或超过他个人付出的收益，他才会安心、努力地工作，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把自己当做企业的主人。
企业只有制定一个合理、完善、相对科学的管理机制，使员工能够获取应得报酬，或让员工相信他能够获得应得报酬，这样员工就能心甘情愿地努力工作，从而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结局。
在博弈的过程中，员工在衡量个人的收益与付出是否相符合时，会有三个衡量标准：个人公平、内部公平和外部公平。
所谓的个人公平就是员工个人对自己能力发挥和对公司所作贡献的评价。是否满足于自己的收入标准，取决于自己对个人能力的评价。如果他认为自己是高级工程师的水平，承担着高级工程师的工作任务和责任，而公司给予的却是普通工程师的薪酬待遇，员工自然就会产生怨气，这样就会出现两种结果：或是消极怠工，或是选择离开。
企业要想保证个人公平，最重要的就是量才而用，并为有才能者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一味地强调奉献不但无济于事，更是对员工的欺骗和不尊重。海尔的人才观是“赛马不相马”，说的并不是不需要量才而用，而是说不以领导对个人的评价作为竞争评价标准，而是以一套公正透明的人才选拔机制，用个人在工作中的实际绩效作为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要保证个人公平，还应该事先说明规则，保证让双方明白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
员工相互之间的比较衡量就是所谓的内部公平。对于企业的分工来说，个人是无法完成工作的各个工序，需要团队间的相互协调、配合完成。很难判断一个员工对企业作出的贡献，也很难在岗位相近的员工之间进行横向比较。而过多人工干预、领导主观对员工的评价，进而反应在薪酬待遇上，常起不到激励员工的积极作用，而多是消极作用。公司只有统一的薪酬体系、科学的岗位评价和公正的考核体系，才能保障内部公平。
外部公平主要是员工个人的收入相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水平。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企业必须在能够招到适合岗位要求的员工的薪酬水平上增加一份激励薪酬，以保证这份工作是该员工所能找到的最好工作。这样，一旦员工失去这份工作，将很难在社会上找到相似收入的工作。因此，一旦员工失去工作，就承担了很大的机会成本。只有这样，员工才会珍惜这份工作，努力完成工作要求。
很多公司在招聘人才时，都强调公司实行的是同行业有竞争力的薪酬标准。什么叫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就是在同业之间的薪酬比较。比如说，一个软件架构设计师，在外企的薪酬是每月3万元人民币，而同一行业、同一产品的国内公司，要想聘请到同档次的软件架构师，你的薪酬水平就不能低于外企的薪酬水平。
在薪酬设计时要解决以上三方面员工对企业的不满，企业会增加自己的薪酬成本。但由于员工受到了激励，提高了工作效率，企业所得到的收益会大于增加的成本，从而实现双赢。
孝——一种特殊的经济产品
《论语》中多次讲到孝，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什么是孝？《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说文》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孝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孙中山先生在其《三民主义·民主主义》中指出：“《孝经》所言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的这么完全。”
从经济学角度看，孝的本质是经济，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经济产品，它主要提供一种养老保障功能。从孝的起源看，经济因素起着主要作用。孝产生于周初，在周代至春秋，孝的主要内涵是尊祖敬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在春秋至战国之际，孝的含义向“善事父母”转变。产生上述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的改变。从战国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向主要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本质是一种家庭经济。由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为国家提供太多的剩余产品，所以国家将无力为社会提供好的养老保障。这时，养老的责任很自然地就转移到家庭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