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老人与儿女有一种天然的血亲联系，所以当父母由于年迈或病残等原因丧失了劳动能力时，赡养他们的责任自然也就落在了子嗣身上。所以，孝含义的转变，实质是经济的转变，是经济发展对家庭成员提出的客观要求。另外，由于提倡孝也有利于减轻统治者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提倡孝道。在汉代，提倡孝道，是汉代统治者治理天下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宋以后，统治者对孝的重视有过之而无不及，孝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愚孝。朱元璋在其统治期间，对其属下的臣民、附邦臣民、敌对营垒里的成员以及他的子孙们，都用孝的观念去教育、感召。孝成了历代统治者维持社会秩序和加强统治的一种重要和有效的手段。
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有两种类型的产品可供选择：一类是物质产品；一类是精神产品。相应人生的收益和效用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物质产品所产生的效用；一是来自精神产品所产生的效用。来自物质产品的效用除了可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外，也能满足人的一些心理需求。财富本身既能为财富所有者提供衣食住行的安全和保证条件，也能使财富所有者感到自尊和富有成就感。来自精神产品的效用则更多体现在满足人的心理需求方面。
孝作为一种经济产品，它也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物质方面；一是精神方面。从物质方面看，孝必须有物质上的支出，这是养老的基本前提。从精神方面看，孝体现为为老者要提供一种精神方面的享受。不仅在老人生前要和颜悦色，而且死后也要痛哭流涕，为其“继志述事”。《礼记·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所以，孝为老人提供了两种保障产品：一种是物质保障产品；一种是精神保障产品。
孝作为一种保障产品，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供给的自觉性。孝的生产和维持主要靠自觉。所以孝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就需要统治者进行不断维持。这种孝产品生产的自觉性，导致孝本身将是一种监督成本高的产品。
二是交换的代际性。孝类似一种“国债”，是父亲欠儿子的债，但还债的人是孙子。这种债通过代际之间的交换可无限延续下去。这里如果孝产品的生产能具有稳定性，那么这种以代际为基础的交换也是有一定公平性的。事实是，由于孝供给本身不具有稳定性，所以，这种公平性就只能是一种假设。
三是单位的家庭性。孝的供给主要是以分散的家庭为基本单位。
四是水平的低下性。由于孝的生产与供给是建立在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的，所以其保障水平必然也是较低的。
五是合同的隐含性。孝是一种隐性合同。合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显性合同；一种是隐性合同。而孝是父子之间的一种无形约定，所以它是一种隐性合同。它的维持主要是靠血缘关系，这是一种割舍不断的天然联系；另一方面，就是靠统治者不断地提倡和教育来维持。
六是权利的不对称性。孝产品的生产具有不对称性，他过多强调下对上的义务和上对下的权利，而较少强调下对上的权利与上对下的义务。这种不对称性的主要根源是封建的等级制度。
“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是孝产品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具体表现。一般来说，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都满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孝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综合，也必然满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产生这种观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因素。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是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以，人也是生产孝产品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以，没有人，孝也就是一句空话。
客观而言，孝既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其消极意义。孝的积极意义是：一是在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可以提供一定的保障功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二是有利于仁爱之心的培养，这种仁爱之心进而可发展为爱国爱民之心。孝的消极意义是：一是固化了血缘意识，而血缘意识本质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二是靠自觉维持的孝有可能只有形式，而无实质，最终导致孝成为一种“面子工程”。
“滥竽”为什么能够“充数”
战国时期，齐国国君齐宣王好听吹竽，手下有300个善于吹竽的乐师。齐宣王喜欢热闹，爱摆排场，所以每次听吹竽的时候，总喜欢叫这300个人在一起合奏给他听。
有个南郭先生听说了齐宣王的这个癖好，觉得有机可乘，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跑到齐宣王那里吹嘘自己说：“大王啊，我是个有名的乐师，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就是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舞，花草听了也会合着节拍颤动，我愿把我的绝技献给大王。”
齐宣王听了一高兴，手一挥，南郭先生便成了300人乐队中的一员。刚开始，他还心虚，没多久，他便放心了，300人的乐队，谁会注意一个人呀。就这样，南郭先生在乐队中混了几年。几年后，宣王归天，湣王继位。湣王虽然也喜欢听吹竽，但他喜欢听独奏。看着其他乐手一一上殿演奏，南郭先生便待不下去了，于是在一天深夜，偷偷溜走了。
这一故事有深刻的经济学含义。“滥竽”为什么能够“充数”？是由齐宣王的听竽制度造成的。齐宣王的个人爱好决定了乐队是一个庞大的集体，在这样一个集体中出现南郭先生是必然的。一是因为这样一个集体存在着管理的漏洞，而管理漏洞恰恰是很多喜欢钻空子的人的“套利机会”；二是在这样一个集体中总是会存在“搭便车”的机会，南郭先生便有效地享用着这一机会。应该看到，这一制度从效率的角度讲，是失败的，但是这一制度有另外一个功效，那就是提供了充分就业的机会。而到了齐湣王，集体演奏制度变成了个人演奏制度。于是“套利机会”和“搭便车”的机会没有了，效率提高了，但就业机会却少了。南郭先生跑了，没准儿会到某一个地方成立反对派。因此，制度的设计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公平。
相比较而言，齐湣王设计的制度则是很合理的，有一根“竽”成了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最终还要看个体能把“竽”“吹”得怎么样，这就把齐宣王原本“物化”的标准“人化”了，从而使钻空子的人失去了套利空间。
我们要使南郭先生这样的懒人变得勤劳，就一定要改变制度。当齐湣王改变了制度，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吹竽时，南郭先生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努力学吹竽，或者被淘汰。南郭没有吹竽的才能，只好逃之夭夭。淘汰了南郭先生这样的人，就激励了其他人，效率也一定会提高。要使懒人变得勤劳，具体方法应该是这样的：
方法之一，实行效率工资。“效率工资”一词最初来源于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工资待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人们营养普遍不良，因而较高的工资可以改善工人的营养，增强身体素质，这样也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但是很快经济学家们发现“效率工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于是原来的解释显然不合理。最后，经济学家们统一解释为：较高的工资是企业为防止工人偷懒而采取的激励办法。在这里，工资构成了工人偷懒被发现进而被解雇的机会成本：工资越高，解雇的机会成本越高。为了避免过高的机会成本，就必须努力工作，以免因偷懒而被解雇。所以，较高的工资有利于减少工人偷懒的机会主义倾向。
方法之二，实行团体激励或惩罚。在团体合作的过程中，要测定或监督每个成员的业绩是不容易的，因而监督成本就会变高。替代的办法就是对整个团体的最终业绩进行评估，达到一个给定的目标时给以团体奖金，达不到则给以团体罚金。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奖金，谁也不愿意受罚，于是每个人就会努力工作。当然在团体活动中很难避免偷懒行为，如果奖金足够高，罚金也足够高，每个人在进行利弊权衡后都会减少这种偷懒倾向。
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在故事中，南郭先生不学无术，只靠蒙骗来混饭吃的日子是不长久的，最终他会失去饭碗；同时，我们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齐宣王制定的制度不完善才导致了滥竽充数的结果。
人的懒惰或勤奋不是天生的，而是制度引导的结果。一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可以把勤劳者变为懒人，一种有效率的激励制度也可以把懒人变为勤劳者。正如经济学家常说的：好的制度使坏人也会做好事。因此，组织要开发制定一套更完善的制度体系，以杜绝这种“滥竽充数”现象的再次发生。
如果从“劣币驱逐良币”角度分析，就要求企业领导者在创业之初，初始招聘时就注意选择“良币”。从下面的这个事例中我们将体会得更加深入。
齐桓公霸业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相国管仲。有一次，齐桓公与管仲聊起马棚的工作，相国管仲说：“其实作为马夫，最难的是搭建马棚的栅栏。先用弯曲的木料编排，以后就都要求用弯曲木料，弯曲木料都编上了，笔直的木料就用不上了；先用直木料编，以后就都要求用直木料，直木料都编上了，弯曲木料也就用不上了。”
相国的话给了齐桓公极大的启示，其实是在告诫他用人之道：用人之道贵在慎始，曲直不相容而相斥，在开始的时候就必须慎重选择。开始时用了良币，劣币就难以进入；开始时用了劣币，良币就会被挡在门外。
对于某些产品来说，其质量检测是比较简单的。各行各业都会有相应的客观标准，而人才这种特殊商品的优劣鉴定则要复杂得多，正如在企业运作过程中良币与劣币的相互作用一样复杂。
第一，人才是一个特殊的商品，很难有一套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一般来说，品德和才干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有德无才，无法胜任工作、创造效益；有才无德，可用但不放心。德才兼备为最理想的人才。才干有一套客观的评判标准，如业绩等，可品德的评判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
第二，人是具有惰性的。在刚进入一个新环境时，一是出于保护自己、融入集体的需要会比较勤奋，时间长了，就会有些懈怠，良币用的时间长了也会磨损成劣币，何况人？二是环境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三是公司制度人性化。太多的人为因素使劣币的去留变得复杂起来，也许曾经是“良币”，为公司作出过贡献；也许最近状态不太好；也许随着公司业务的调整，他有些不适应；也许他与自己感情很好；也许自己不愿意得罪人……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驱逐一个“劣币”是很困难的。
如何走出上述怪圈？
第一，管理者自己不能磨损成“劣币”，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如果自己以及创业元老累了，有变成“劣币”的危险，则一定要及时把新的“良币”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自己则可退居二线。
第二，要留住“良币”，给予他们应有的待遇，同“劣币”有明显的区分。并且，在制度上给予足够的保证。
第三，对待任何“劣币”，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即使不能及时将之清理出去，也一定要限制其发展，不能听任其形成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