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佩特拉是一个中东地区最值得一看的罗马古迹，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大家才姗姗起身，沿着几公里长的崎岖山路往山谷深处逶迤而行。
其时日头已经西斜，绝大多数的旅游者正在尽兴回返，唯独我们的队伍逆流往上。
走到一半的时候天气突变，乌云压顶，暴雨将至。
利娜德这时候急了，因为那一片山谷寸草不生，每一次的暴雨都会伴随山洪，上一年就曾经发生过旅游者被山洪冲走的事件。
利娜德带头疾走，我们随着一路狂奔，直累得我恶心欲吐。
奔至古城入口处，猛抬头，看见百米外耸立着巨大的赭红色石料雕刻成的议会厅门柱，心中狂跳，以为第一眼所见不凡，接下来肯定会有更多惊喜。
谁知此时狂风怒卷，山谷里飞沙走石一片喧嚣，豆大的雨点啪啪掉落，天地间阴暗得如同地狱。
利娜德脸色大变，挥舞双手招呼我们赶快撤出。
想想古迹以后还有得看，命丢了就再找不回来，大家掉头便走。
撤退的队伍狼狈不堪，心里着急，山路又十分硌脚，爬坡下山跌跌撞撞。
走到一处背风的崖下，我实在不行了，停下来喘气，忽听身后一串清脆的铃声，眨眼间崖后钻出一头灰色的毛驴，驴背上斜坐着洋洋得意的利娜德，她一手抓着缰绳，一手高高地举起，眉毛扬着，眼睛眯着，嘴巴咧着，容光焕发，乐滋滋地跟灰头土脸的我们作扬手告别状。
那小毛驴扭着屁股，颠颠地碎步小跑，转眼间载着她拐进崖前，不见了踪影。
天哪，我们可是客人，她却是作东道的主人噢！利娜德是作协主席，但是她不写书，小说、散文、诗歌，评论，一样都不写。
她的丈夫生前是个富商，七十岁那年去世，给她留下大笔遗产，她有钱，有闲，有精力，有奉献精神，上至王室军界，下至饭馆小铺，她走到哪里都是满面春风，谈笑自若，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端的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约旦作协选出利娜德来为他们服务，真正是选对了人才。
利娜德有一个儿子，结婚了，不跟她住在一起。
她独住的洋楼里雇有两名女佣，为她打扫做饭什么的。
我们去她的楼里做客，只觉得进入了一个奢华的迷宫样的住处，有太多的房间，太多的饰物和纪念品，太多的脂粉和香水味。
她笑嘻嘻地领着我们，楼上楼下挨房挨室地跑，偏着头看我们惊讶的样子，脸上有自豪也有得意。
最后去的是地下室，一个大约两百平方米的巨大空间，宽敞得足以开一个百人舞会。
我们一下子都笑了。
她想了想，也跟着我们笑。
笑的原因不言自明：对于一个单身女性来说，拥有这么一个宽大的空间委实荒诞。
离开约旦前的那天晚上，漫长的饭局到十一点多钟才勉强结束，精疲力竭的我们搭乘使馆汽车回宾馆，团长高洪波由利娜德开车亲自送回。
在宾馆大厅等好久，不见他们的影子。
然后就接到团长的电话，要我们坐车过去，到利娜德家里去。
我们反对说，今天太晚了，不去了吧，明天出发前反正要去道别。
团长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大概是比较为难。
片刻之后他轻声说：还是过来吧，陪女士坐一会儿，她眼睛都红了。
于是我们就去了。
我们知道了快乐的利娜德也是孤独的。
直击心灵的一瞬
悉尼艺术馆的大厅里飘浮着咖啡的香味——在我参观过的所有西方艺术馆、图书馆、博物馆，咖啡香总是丝丝缕缕地弥漫在每一道门厅、每一层楼梯、每一弯穹隆间，让你感受着艺术之外的日常和悠闲，以及把辉煌的历史和庸常的世俗联结在一起的和谐。
我看到大厅一角聚集了奇形怪状的一堆人：一半是四五岁、六七岁的孩子，一半是他们的父母。
他们中有的只穿卡通图案的短袖汗衫，有的却严严实实套上了毛衣或牛仔的外套。
孩子们盘腿坐在五颜六色的海绵坐垫上，父母们却在肥大的屁股下支一个简易小马扎，坐得别扭而且辛苦。
有人干脆放弃了座位，在外圈站着，双手抱臂，或者以手支颐，一样的屏息静气，满脸严肃。
在人群中央，是一副用木架支起来的大幅画作，画的是热带丛林的景象：树、草、花、溪流、长颈鹿、斑马、鳄鱼、老虎……单线条勾勒的植物和动物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像是中学生对地理书插图的简单临摹。
站在画幅前的中年人却是典型的艺术家派头：秃脑袋、大肚腩，松松垮垮的圆领汗衫和夹克，左手的五指间夹了数十根彩色粉笔，一边眉飞色舞地对听众讲述着什么，一边交替使用指缝间的粉笔，为画布上的花草和斑马、老虎们涂上花花绿绿的颜色。
稚气十足的画面顷刻间漂亮起来，生动起来：鲜花怒放，绿树成荫，长颈鹿仰脖吞食树叶，斑马在溪边低头喝水，老虎在草丛中警惕地盯住爬上岸来的鳄鱼……艺术家面前的小观众们开始兴奋，有孩子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了，也有孩子控制不住地尖叫，手指着画面摇摆身体，或者跺脚。
我先生拉我走，去看楼上的现代艺术展。
我却对眼前的一幕感到好奇，想看看这些大人小人到底在做什么游戏。
艺术家模样的人忽然抓起一块湿布，把他刚涂上的彩粉嚓嚓地抹个干净。
然后他扬着指缝间的粉笔，弯下腰，笑容可掬地对孩子们说了些什么，眉眼和语气中充满热望和诱惑。
我听不懂说话，凭直觉知道他是在鼓励孩子们走上去为画面重新涂色。
于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高高地举起了手。
艺术家一迭声地称赞他：“好！很好！你是个勇敢的孩子！”在我站在人群外围好奇观望他们的十多分钟时间里，我曾经对孩子们的身份做了多种判断。
我起先认为他们是一群学美术的小画童，被父母带着来上绘画课，就像中国很多辛苦学画的孩子一样。
后来又猜他们是幼儿园组织的集体活动。
再后来又觉得不是幼儿园，是随父母逛艺术馆的孩子被偶尔召集到一起，上一堂免费的艺术教育课。
所以，当那个胖胖的母亲一步跨过去，小心挽起儿子的手，把他带到画幅面前时，我震惊地发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这是个看不见世界的盲童，他甚至不能独立走过座位到画布间的短短距离！艺术家问他：想给什么涂上颜色？盲童回答：花。
艺术家递给他一支红色的粉笔。
盲童摇头，不接，他要自己挑选颜色。
他的小手在艺术家手心中的一大堆粉笔中摸索，小心地选择，甚至一支支拿起来放在鼻子下面闻它们的味道。
最后他严肃地选中了其中一支，是黑色的。
他居然挑了一支黑色的！他在艺术家的妥帖帮助下，给画上的花朵涂上了黑色。
他被母亲引领着走回座位时，满脸洋溢着成功的喜悦，额头和鼻尖都闪耀着晶亮晶亮的光。
所有他的观众——艺术家、孩子们、家长们、围观的人们，无一例外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举手的是一个智障女孩：双眼分得很开，嘴巴微微地张开着，走路的步态摇摇晃晃。
她选择了长颈鹿。
她一笔一笔认认真真为长颈鹿涂上了鲜亮的绿色。
也许绿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最喜欢的颜色给了她最喜欢的动物，多么开心！她放下粉笔，自己先为自己拍手，笑得口水都淌出来了。
那个聋哑孩子是比较聪明的一个，看他的眼睛就能明白他是有想法的小人。
他走到画架前，用手语跟艺术家进行了一番沟通，然后他选择褐色和浅黄色的笔为斑马穿上花衣。
斑马的花纹应该是黑白两色吧？奇怪，它穿上聋哑孩子为它设计的黄色时装，居然也很漂亮啊，而且神气得像活了一样，像要走下画布用舌头温顺地舔那孩子的手……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孩子走上去，给画上的动物们涂抹着奇怪的颜色：红红，黄黄，蓝蓝。
所有漂亮的颜色都是他们精心挑选出来的，是他们认为应该这样的。
所有的颜色又都被那个有权威的艺术家所肯定，所鼓励，所赞许。
漫长的时间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奇特的一幕，一直到目光模糊，鼻腔酸热。
离开他们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恍恍惚惚想到了很多个名词：福利、慈善、教育、素质、义务……最终盘踞不散的只有一个字：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