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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我的青苹果时代(2)

那些年里我无学可上,真是练出了一把做家务的好手:我给两个弟弟洗澡,洗衣服,晚上带他们睡觉,半夜里爬起来上菜场排队买猪油、猪肝、猪脚爪,还学会了打毛衣,做布鞋,煮饭烧菜……空下来的时候我偷偷看小说,看那些所谓“毒草”小说,以及所有能搞到手的有文字的东西:历史、地理、天文、医书、“文革”小报、大批判文章、被遗弃的初中和高中的教科书,甚至家里糊在墙壁上的黄得发脆的旧报纸。

那时候我像染上了看书的瘾,懂也好,不懂也好,只要一书在手,有字可看,就快乐无比。

想起来,而立之年的我倒是堕落了,如今家里的书多得能开图书馆,可我总没有从前那样的好胃口,挑挑,拣拣,难得把一本书从头至尾看完。

我留下来的一张有着浓重“文革”痕迹的照片是一张上过油彩的化装照:我在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演话剧,扮演一名给聋哑人扎针治病的解放军女战士。

我穿了一身借来的黄布军装,帽徽和领章是用红布剪好,拿大头针别上去的。

眉毛画得很黑很粗,眼角翘上去,像风靡舞台的京剧英雄人物的脸谱。

演出那天,下午化好了妆,我便跟几个女孩子偷偷溜出去照相。

一路上被人惊讶地注视着,心里又高兴又慌乱。

待到站在镜头前,却羞得双手不知怎么放才好。

照相师建议我们说,还是拿本“毛主席语录”吧。

于是右手把小红书举着,紧贴在胸口,照了一张很不自然的半身相。

插队四年。

日子漫长得无边无际,每天出工、吃饭、睡觉,好像什么也不去想,也实在没什么想头。

农场在扬子江心的小岛上,如今细想起来风景是很美的,可那时候谁也没去注意这一点。

甚至我从未拍过一张有关插队的照片。

唯一留下来的纪念,是我们那个文艺宣传队赴县城演出,开进照相馆拍了一张集体照。

很奇怪,照片上所有的知青伙伴们都没有笑,呈现在面庞的只有忧愁和茫然。

我搞不清楚大家为什么像商量好了似的“集体无笑容”?也许是照相师的技术太差,在一瞬间里给了我们一个阴差阳错的定格?二十岁那年,我被借调到《雨花》杂志社工作。

年轻的我既无学历又无资历,在那样的地方生怕被人小看,便故意留了齐脖的短发,穿一件母亲的黑绒旧外套。

有时候出去办创作学习班,业余作者恭恭敬敬喊我老师,还估我有三十岁的年纪。

我很得意,身子飘飘的,脸儿笑笑的。

我从来对自己很有信心。

十八岁那年,第一次搭便车到南京来玩,被人带着去南师大逛了一圈,出来的时候我对陪伴我的人说:“我还会再来的,我会在这里读书。”后来,一直到二十二岁,我才考进了北京大学。

我一辈子记得我说过的那句话,我以为那是命运给我的暗示,在冥冥之中为我指引前途。

若不是如此,很难说我不会在无休止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中让自己沉沦。

我穿一件花布棉袄,藏青的确良裤子,黑灯芯绒棉鞋,头发扎成两把粗粗的毛刷子,就那样惊喜无比地跨进了北大。

22岁的我皮肤娇嫩,面颊鲜红,双眼充满了对崭新世界的惊讶和渴望,快乐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留下了很多青春勃发的照片。

我们上课、读书、演剧、跳舞、爬山、野餐、去北戴河的海边过夏令营……每一张照片上的我都那样快乐,那样丰满,那样鲜艳。

岁月在飞快地流逝,照片忠实地记载了我的苍老,我的憔悴,我的沉默和忧郁。

这是我生命激荡的印痕。

如今很少再有黑白照片。

并且我学会了在拍照前给自己化个淡妆,换件漂亮时髦的衣服。

然而那仅仅是表面的掩饰,人们撇开这些,便能够轻而易举在我脸上读出岁月留下的字句。

人生所有的幸福,所有的悲哀,所有的得意和失意,富足和窘困,都无法用淡淡的笑容掩盖得干干净净。

而这个漫长的、心灵的历程,它的全部内容和秘密只属于自己。

如今是我的女儿在重复我照片上的每一个时期了。

我冷静地注视这一过程,看到了人类多么喜欢重复自己,因而它的生命进化的历史又多么缓慢。

我的教师生涯

当教师是在二十年前,时间很短,前后三个月。

那时我刚从高中毕业,在家等待下乡插队的号令,闲着无事,为贴补家用,托人介绍,进小学代课。

印象中除了体育,语文、数学、音乐什么都教过,真正是万金油,哪儿痒了往哪儿抹。

那时的课好教,不像现在充满竞争的硝烟味,家长送孩子进校,也就是找个笼子关着,混日子罢了。

四五年级的男生,个子比我还要高,有一次课堂上极乱,我气急败坏去拖一个男孩儿出教室,他屁股抵着板凳往下赖,反把我拖一个趔趄,惹出一教室哄笑。

笑着笑着,大概都看见了我眼眶里滚动的泪水,又都把嘴闭上,满脸是迷惑和茫然。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把课堂纪律维持好,每一个45分钟对我来说都是长长的酷刑,我走进教室就头皮发麻。

终于有一天我百般无奈,声嘶力竭吼叫一声:“如果安静听讲,我留十分钟时间讲个故事!”天哪,怎么也想不到这句话如此灵验,50多个学生竟恭恭敬敬坐得如泥雕木塑。

我信守诺言,留十分钟给他们讲了个惊险的侦破故事。

人人听得眼皮不眨。

此后这样的讲课形式就成了我和学生之间的默契,无论我走到哪个教室,受到的都是热烈欢迎。

我讲的故事内容繁杂,有从书上看来的,有小时候听别人讲的,也有的是我的即兴创作。

那时候的孩子,心田是一片焦渴的土地,任何一瓢水浇下去,都能听到“嗤”的一声轻响。

我从讲台下面一大片晶亮的目光中,感受到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

音乐课不讲故事,唱歌。

我坐在教室中间随便哪张课桌上,几十个孩子团团围坐在四边,听我唱“文革”前的电影插曲,唱毛主席诗词和语录歌,唱当地民间小调。

二十年前的我,歌声清纯如水,把一群十来岁的孩子们弄得如痴如醉。

校长在外面巡视教室,见我的课堂总是特别安静,询问我有什么绝招?我笑而不答。

艺术的魅力就是这样神奇,它是一座彩虹搭成的桥,一头连着我,一头连着我的学生们。

从我家到学校的路上,天天碰见一个拄双拐的残疾孩子姗姗而行,他也是我学校的学生。

只要听见我的脚步,他就停下来,侧身让我先走。

他面庞清秀,一双大眼睛聪慧而忧伤,每每令我心动。

有时候看见他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双手抱着书包,双拐搁在身边,等他的父母回来开门。

他家对面是一个小小的池塘,秋天,满塘的芦苇开花了,风一吹,白色芦花飘飘荡荡,无声无息落在他的头上,身上,有一种伤感和残缺的美。

学校是要求教师晚上到校备课的。

我吃过晚饭去,9点钟回来。

小城生活原始单调,9点钟已经漆黑一片,我独自穿行在幽长的小巷,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寂寞而又空洞,总能引出一些可怕的联想。

一次刚拐进巷口,忽地一条黑影直扑上来,抱住我的小腿不放,吓得我几乎昏晕。

定睛细看,原来是我宠养的一只虎皮黄猫,远远听到了我的动静,飞奔过来迎我回家。

此后也成了惯例,每晚9时左右,小黄猫风雨不误地守候在巷口,用它的忠诚给予我温暖和安慰。

几年后闹地震,黄猫死活不肯跟随主人离开老宅去住地震棚,饿得无奈,到街口的肉铺子里偷嘴,被人一斧头砍死了。

那时我已经下乡插队,没有亲眼见到它的尸体。

又过了很多年,我写了一篇关于那个残疾孩子的小说,名叫《小船,小船》。

小说被无数小读者喜爱,后来又改成电视剧,在国际上连获两个大奖。

我还写了篇小说叫《忠诚》,是关于那只死去的黄猫的,发表出来后被日本人拿去翻译了。

我不明白他们何以垂青这篇短短的动物小说,或者是跟他们的民族精神有某种吻合?“逝去的总是宝贵的”,这话已经被人说烂。

写下三个月的教师生活,不过是对自己的一点纪念。

生命如水,能记住的就记住吧。

学做“工农兵”

1968年,““文革””运动还没有最后结束,各地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我成了““文革””之后的第一批中学生。

因为搞运动,早先的一套教材都被烧光了,砸烂了,老师每天拿进教室的都是一些临时性的油印课本,语文英语是标语口号,数理化是一些联系实践的浅显例子。

即便这样,学校也不敢让我们在课堂里久坐,一年四季想出点子让我们去“学工、学农、学军”。

“学工”是我最不喜欢的事。

我至今不喜欢工厂,连带着不喜欢看描写工厂和工人生活的作品。

我是个好奇心重的人,时时刻刻盼望着世界上发生奇迹的人,而工厂的劳动单调重复,少有变化,不对我的志趣。

我记得去学工的日子是在冬天,地点是我们县城南边的一个机械厂,进门就闻了一鼻子的铁锈味和机油味。

借给了我们一人一套劳动服,由各自的“师傅”领进车间。

躺在我面前的是刨床、车床抑或是铣床,我一直都没有能分辨清楚。

我被教导着用钢锯把夹在铁钳里的钢管一截截锯断,要长短整齐,锯口平滑。

几天之后,又要求我们学会用锉刀把铁块锉平。

锯断钢管比较容易,我估计这是做一个机械工人必须掌握的最基本的功夫。

锉平铁块就有点难度,锉刀总是在铁块上打滑,锉出来的平面多少有一些弧度,这就是次品,不能合格。

我很希望师傅能教给我一些窍门,可是他爱理不理,从第一天做过几个示范动作之后,几乎没有在我的机床边露过面。

寒冬腊月,我的手抓着冰冷的铁器,一个人埋着头瞎干,出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废品,感觉上既孤独又绝望。

我的手上打满了紫红色的血泡,头发里全都是铁屑和机油的气味。

车间里机声隆隆,我听不见别人的说话,别人也无法跟我交流。

那一次“学工”的结果,便是我对工厂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上强烈地排斥着那样的地方。

几年之后中学毕业,在分配进工厂和下乡插队的两种可能性中,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下乡。

跟枯燥无味的“学工”生活比较起来,“学农”的日子就有那么点鸟语花香的意思了。

所谓“学农”,就是在夏收和秋收的日子里,排着队去郊区的农田里,帮忙拔麦、摘棉花、拔豆桔,拿小锹在收获过的山芋地里拾一遍漏,做诸如此类费时费工但是技术含量不高的活儿。

我喜欢自己戴上草帽握着镰刀站在麦地里,被野风吹鼓了衣襟的模样,小时候看电影和电影画报,那些漂亮的演员们就是这么装扮的,所以我对农村生活充满了浪漫的幻想。

在我们当地,夏收总是跟端午节联在一起,端午节家里包了很多粽子,我早晨从家里出发的时候,一只中号的搪瓷缸子里就会装上母亲给我剥好的三只赤豆粽,还撒了多多的白糖,当作我的中午饭。

这一天的整个上午,我会不断地想着瓷缸里的粽子,心里充满幸福。

如果不是学农辛苦,我是不会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的。

很多年之后,回想中学的生活,脑子里总有“麦子”和“粽子”这两个意象浮现。

秋收的季节,是我们那儿芦苇花开的季节。

芦苇是我从小喜欢的一样东西。

初开出来的芦苇花细长柔韧,握在手中,轻轻捋过去,手心只觉冰凉滑腻,那种柔若无骨的手感,我至今没有在别的物体上体验到。

秋日天短,结束一天的劳动之后步行回家,日头已经西沉,小河边的芦苇花被晚霞映成了透明的橙黄,我总是沿河一路走,一路伸手摸着柔滑的芦苇花。

花穗低眉顺眼地从我的掌心这边钻进去,又从掌心那边冒出来,浅浅地笑着,好脾气地任凭我抚弄着,是我辛苦一天后最大的享受和愉悦。

“学军”,充满刺激性的一种活动。

练过稍息立正和正步走什么的,也拿真枪练过当兵的基本动作,只不过枪上没有刺刀,枪里没有子弹,装模作样地比划罢了。

我从小崇拜军人,渴望有机会穿上军装,可惜家庭出身不够过硬,父母亲戚中又没有后台,总是徘徊在人武部招兵办公室的门外,白白地眼气人家。

有机会穿上没有领章的军装“学军”,使我兴奋,好歹也是过了一回当兵的瘾。

学军中最难忘的是半夜集合“拉练”,背上背包和搪瓷缸子,再背上没有子弹的枪,漆黑一团的深夜里磕磕绊绊走在乡村小路上,一脑门子的崇高和自豪。

有一回走到了一片乡野坟场,忽听前面压低声音传来口令:“卧倒!”慌不择地地趴下,身底下坑坑洼洼,都是残颓的坟包。

手肘觉得硌到了什么,一摸,是粗粗的棍子样的东西,再摸,两头有圆圆的接头,猛然想起身下是坟,这根棍子是人骨无疑,立时头皮都要炸了,一声惨号从胸腔里冲出来,到喉咙口又被生生地憋下去。

不敢喊也不能喊。

第二天跟同学说起这段历险,自然又是得意得不行。

1977年我考上北京大学,进校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军训。

发了军装,发了真的刺刀真的枪,我双手接住,竟哆嗦不已。

带我们军训的是一位解放军连长,黑红脸膛,浓眉大眼,完全是我心中想象的军人模样。

他身靠身、手把手地教我们枪上肩和刺刀上前的动作,我闻到他军装上咸咸的汗味,心里有一种冒名的冲动。

军训的最后一天是实弹射击。

射击瞄准要闭左眼睁右眼,偏偏我左眼视力1.5,右眼视力0.2,闭上左眼后靶子成了个黑影影。

慌乱中我从同学脸上抓了副眼镜戴上,第一枪竟鬼使神差地打了个十环。

好花不常开,接下来的形势就急转而下:第二枪只得六环,第三枪居然打飞了,子弹无影无踪。

拉了全班同学的后腿,连长气得发昏,当着大家的面,恨恨地骂我一句“二五眼”。

我没有生气,心里只觉得很对不起他。

初中三年,就这么“学工、学农、学军”地过去了。

毕业那天我去照相馆照了平生第一张肖像照。

十五岁的我脸庞圆圆的,鼻头圆圆的,眼睛也是圆圆的,目光里全都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渴盼。

冬日记忆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在地方农场插队刚满三年。

大学恢复招生考试的消息是我从队里的广播喇叭里听到的。

在此之前,知青和知青家长中有过一些传言,只是大家都没有完全地放在心上。

传言总是很多,而大学已经十多年没有考试招生,在我那个年纪的人的心里,“大学”基本上是一个很陌生很遥远的概念。

做中学老师的父亲给我寄来一些复习课本,嘱我不能放弃机会。

我自然也明白此一搏对我的重要。

我的出身不好,家里无权无势,插队表现又不够突出,如果不是高考,一辈子的前途可以看得清楚。

我的优势在于读书成绩好。

我中学就读的那个城镇中学,历史悠久,学习风气很好,受“文革”冲击也小,因此初中、高中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

高中三年,我的考试成绩差不多都是全校第一。

毕业考试,六门功课我均分98。

我父母对我能考上大学信心十足,我自己也觉得前途有望。

在这样的期盼下,复习的动力很足,可以说拼上了全部力量。

因为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次考试,报名时采用了推荐和自报两结合的办法。

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明白,这一回的推荐只是过程而已。

记得那天队长召集全队职工开会举手通过我的推荐表,我一个人提心吊胆徘徊在会场门外,担忧着推荐会被否决,秋阳下竟是冷一阵热一阵哆嗦不止。

通过了推荐关,接着是预考。

十多年积存的考生实在太多,需要有这一次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