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
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
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的夸赞。
那时候我年轻，年轻是听不得表扬的，读者一喜欢，编章一欣赏，再弄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表，蹭蹭地上去了。
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
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我两篇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四十来岁的为人父母者，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来买我的最新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震颤，是发自心底的感动。
世界这么大，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它把我和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胜于耕耘。
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里的感谢无以言说。
北大毕业，回江苏工作。
结婚了。
做母亲了。
进江苏作协当专业作家了。
顾宪谟老师退休了。
我不再写儿童文学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
我写成人的短篇，中篇，长篇。
写散文和随笔。
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
偶然地，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竟有点恍然如梦的错觉。
九六年，我的女儿小学升初中。
身为母亲的我，和孩子共同经历了一场算得上残酷的升学大战（那一年小学升初中是要凭成绩录取各等级学校的）。
考试结束，尘埃落定，我在整理家中堆积成山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卷时，心中感到了酸涩：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地跨入人生的吗？他们必须要这样过关斩将、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被社会发一张“许可证”吗？很随意地，我跟我的同事朋友们谈起感想，竟收到一致的苟同和怂恿，他们说，你写出来吧，写成小说吧。
就这样，我用了大概二十天的时间，写下这本《我要做好孩子》。
平均日写万字。
在人到中年又家务缠身的我，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奔速度。
不是我自己在奔，是我的文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在引领我疾走。
写的就是我女儿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女儿在学校的生活。
太熟悉的内容，简直不需要编排，不需要想象，只需在书桌前坐下来，无数生动的场景争先恐后要涌出笔端，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酣畅。
小说完成后，又以最快的速度出版。
大概也是一个月吧。
记得我是12月初才决定写这本书，春节刚过，漂亮的样书已经送到我的手上。
我女儿先看。
她是自己在看自己，连看三四遍，一边看，一边咧开嘴巴，一个人偷着乐。
然后，我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了孩子们惊叹一句同样的话：“金玲”跟我真像啊！阿姨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呢？我当然不知道他们。
可我知道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是千千万万个“他们”中的一个。
我写好了女儿的故事，自然就写好了“他们”的故事。
同样是受编章和读者们的鼓舞，同样是一发不可收的热情，我接着又写了《今天我是升旗手》，写了《我飞了》，写了《亲亲我的妈妈》，写了《你是我的宝贝》和《五个八岁》。
我惊喜地发现，当年写作儿童文学的感觉还在，当年的快乐也还在，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一次飞翔。
快乐并忧伤，或者说，快乐并思想，这是我对自己写作儿童小说的要求。
不有趣不行，仅仅有趣更不行，得让我的文字和人物在孩子心里留下来，很多年之后还能记住一部分，在他们回想童年时，心里有一种温暖和感动。
我时刻都在问自己：我做到了吗？生活是如此丰富，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享受生活的过程。
无数次地，当我给我笔下的孩子划出一个生活圈子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成了这个圈子的隐身的成员，呼吸着他们的空气，偷听到他们的对话，也感受着他们的痛苦，最后又和他们一起飞扬。
我可以同时变身为几个孩子，时而张三，时而李四，他们的快乐和忧伤我都能懂。
我和他们之间有一条秘密的心灵通道，一旦变身，我就能够进出自如。
时常有人问我：你是如何揣摩儿童心理的？我觉得这句话问得奇怪：我干吗要揣摩呢？我真的不需要揣摩，因为我的人物和我自己成为一体，我们彼此相知，感同身受。
这就是写作的魅力：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一种面孔，一些梦想。
我写了，我就代替我的很多人物生活过了，享受过了。
我自己的生命在这其中日益丰富。
谁在让我如此牵挂，多时不见就魂牵梦绕？是我亲爱的读者，亲爱的孩子们。
离开他们的目光，离开他们的鼓励，我的心中会空荡荒凉。
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漫长，可是实际上却又短暂，短暂得好像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我当年扎着小辫子往邮局寄稿件的样子。
在我刚刚提到的几部小说中，《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亲亲我的妈妈》都已经得到过很多次国家大奖，进入教育部门和出版部门开列的必读书目，但是我个人比较心爱的却是一本《我飞了》。
我在这本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最后一天在电脑上点击了“存盘、打印”字样的时候，我坐在冬日的窗前，心中感受着一种无边无际的纯净和光明。
我忽然很舍不得离开我的这两个孩子——单明明和杜小亚。
他们像我笔下无数的人物一样，只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且哭且笑地陪伴我三两个月之后，倏忽而去，从此便无影无踪。
我心里留下的全都是快乐，那种带着忧伤带着想念带着祝愿的快乐。
我也写过一些从前的故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比如《漂来的狗儿》，比如《遥远的风铃》，比如《艾晚的水仙球》。
我已经替别人写过很多童年故事，也应该替自己写一点，留下一个纪念。
书中写到的梧桐大院是我儿时生活时间最久的院子，书中主人公小爱的家庭差不多是我的家庭，那个长满芦苇花的美丽小岛，是我度过青春时光的插队地点，还有八十年代的“青阳”小城，实际上是我最熟悉最难忘怀的故乡城镇。
这一类的作品，可能以后我还会写得更多。
我不担心现在的孩子能否读懂从前。
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来说，历史、年代、背景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往今来人性是相通的，人的灵魂的改变不会如城市风貌的改变那样快捷、果断、挥挥手不带留恋。
灵魂总是要恋旧，要回顾，要一步三叹，要徘徊低惋。
灵魂总想知道自己的历史，还想知道自己的父辈、祖辈、祖祖辈辈的历史，想知道他们从哪儿走过来，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欢乐和悲伤过什么，激动和郁闷过什么。
读这一类的小说，其实是读从前孩子的生活状态，读出那个时代的尖叫、追寻和梦想。
那些昨日的影像，已经泛黄，可是并不破旧，更不破碎，相反，因为积淀了岁月的沉渣，反倒散发出怀旧的温暖，有大地深处的气味，有旧棉衣柔软的手感。
我笔下的孩子们：金铃、肖晓、单明明、狗儿、弟弟、小芽、艾晚、梅香、小米……他们的诞生之日，就是离开我生命的时刻。
离开我的姿态是同样的：我的手一松，他们就如鸟儿一样扑棱棱地从我的键盘上飞起来，眨眼间不见了踪影。
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最终会飞到谁的家里，和哪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结为好友。
可我喜欢看到他们的飞翔。
我知道他们已经飞遍全国，飞到了亚洲各地，还飞到欧洲的不少地方，和蓝眼睛黄头发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
我祈愿他们能够保持体力，一直飞到未来。
我知道我是努力的，我把孩子当上帝一样尊敬，从来都没有低估他们的智慧和能力。
我努力追赶孩子们前进的步伐，像夸日追日一样辛苦。
这样，孩子们进步了，我的作品也就进步了。
还要努力。
写作的快乐就在努力之中。
隐秘的成长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如果按照现下流行的文学类别区分，它应该算是“成长小说”。
何为成长？我想给出一个最简单的定义：由鱼变人的撕裂的疼痛。
医学上有一个特定术语“生长痛”，恰如其分地表述了这种奇异的身体感觉。
本篇故事开始时，主人公小芽十五岁，初中生。
到故事结束时，她已经十九岁。
她读完高中，在农场劳动两年，七七年恢复高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复旦中文系。
短短四五年的时间里，她的身体和灵魂一直在缓慢地裂变，人鱼的尾巴消失，修长健美的双腿日益成形，然后跳跃、起跑。
她在不复杂的年龄段，却经历过了死亡、爱情、忠贞、背叛、仇杀、温暖、友谊、纠缠等等人世间的复杂情愫。
她睁着一双澄明纯净的眼睛，目睹身边的世事沧桑、人性沉浮，朦胧地明白，又朦胧地惊讶。
她在这种时而明白时而惊讶的、肯定和否定交织的矛盾岁月里，一天一天的发育，成长，清醒，最终达到一个生命的高度。
她完成了她对自己的期望，也完成了身边很多善良的人们对她的期望。
不能不提到那个特殊的年代——“文革”还没有结束，愚昧和偏见统治着中国大地，人们在桎梏和夹缝里小心翼翼伸展手脚，渴望寻找到一个相对自由的生存空间。
我就是在那个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人，因此，小芽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小芽成长的历史，带有非常鲜明的我的个人痕迹。
我在扬子江边的一个中学校园里长大，而后去江心洲农场插队，四年后考上北京大学。
农场生活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段过程，我借“小芽”这个人物，写出这段生活，是因为我不能忘记。
物质极端贫困的年代，精神的需求没有泯灭，文学、戏剧、音乐，依然是人们视为明灯的东西，高悬在大家的心中。
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江心小岛的人群：淳朴的农业工人、个性魅力十足的右派老师、自由散漫的下放知青、特立独行的上海导演和医生……他们在小芽的身边呼吸着，痛苦着，快乐着，以自己的人格、学问、素养、追求，延展了小芽的成长轨迹，使她的生命日益丰富，目光日益透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女孩小芽，她是幸运的，她也是幸福的。
这个世纪的城市和农村的孩子，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孩子，家长和老师声声叮嘱中长大的孩子，不会再有七十年代人的迷茫和追求，更不会有那个时代的思想的丰富性。
不能责怪孩子，时代如此，环境如此。
但是，读一读这本《遥远的风铃》，知道从前的花朵如何开放，从前的庄稼如何成熟，从前的风铃如何摇响，是不是能为疲惫而贫血的孩子多多少少补充一点营养呢？
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宝贝
我一直忘不了那个患唐氏症的孩子。
我坐在他的身边，看他跟他的同学们上美术课。
画的是一顶帽子。
他先是用铅笔画线条，咬着牙，屏住气，使出九牛二虎的力。
之后，嫌画出来的帽子不够圆，就拿橡皮擦，发狠地擦，一块橡皮眨眼间被他耗去了一半。
好不容易画妥一顶大南瓜样的帽子，他开始拿水彩笔涂颜色。
是蓝色。
他喜欢蓝色的帽子吗？因为有唐氏症，手上没有准头，一不小心，颜色涂到帽子外面去了，帽子怎么看都不像帽子，最终成了瑟缩在图画纸上的一块蓝莹莹的疤。
我笑。
他回头，惊诧地看我，奇怪我怎么会入侵他的教室，偷窥他的秘密。
其实他的老师刚刚对一个班的孩子们介绍了我。
他回头的瞬间，手里的蓝水笔碰在我的裤子上，白色的裤子，膝盖处顿时染出一小块蓝斑。
我哎呀一声，是下意识的。
他活跃起来了，脸上居然漾开了笑，一种带点狡黠的、带点恶作剧的笑。
他笑嘻嘻地看我，抬手一划，在我的裤子上又补一笔。
出手很快，我的膝盖闪避不及，蓝色污渍即刻扩大，变得醒目。
他好像跟我有一种本能的亲近。
他是喜欢我才跟我玩恶作剧。
这是他表达“喜欢”的方式。
我憋住笑，故意扳脸，逗他：“把阿姨的衣服弄脏了！怎么办？”他歪头看我，笑，不说话，一脸得胜的神情。
我的同伴小郁参加进来，故作吃惊和紧张：“怎么办啊？你要赔阿姨的裤子了！”他一点儿也不慌张，举起一根食指，从舌头上取了一指尖的口水，奋力擦我裤子上的蓝斑。
他知道自己犯了小小的错，所以要在形式上安慰我一下。
那张胖乎乎的、眼梢斜挑的面孔，那一脸恶作剧之后的得意的笑容，那根痒痒地戳在我腿上的、口水沥拉的手指，我永远无法忘记。
智障的孩子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孩子。
我们总喜欢悲天悯人地认为他们的世界是地狱，以为他们的生活一团漆黑，深重，艰难，压抑，和无望。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天堂，轻松，明亮，自由，舒展，鸟语花香，天高云淡。
他们不需要知道世事艰难，也不必去了解尔虞我诈。
他们的心灵因为简单而快乐，因为本真而纯粹。
所以在他们的脸上，你永远看不到尖刻，看不到凶狠，也看不到愁苦和沮丧。
我写这样的一本书，不是为了“关注弱势群体”。
绝对不是。
我没有任何资格站在某种位置上“关注”这些孩子们。
我对他们只有喜爱，像喜爱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对他们更有尊重，因为他们生活的姿态是如此放松和祥和。
我甚至想，在这个地球上，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简化成贝贝这样，世界又该是什么模样？一个智障的儿童，就是一块透明的玻璃，一面光亮的镜子，会把我们生活中种种的肮脏和丑陋照得原形毕露。
在纯洁如水晶的灵魂面前，人不能虚伪，不能自私，不能狭隘，更不能起任何恶念。
善和恶本来是相对的东西，一旦“善良”变成绝对，“恶”也就分崩离析，因为它无处藏身。
所以在这本书中，才有了李大勇、舅舅舅妈、方秀丽、小胖这些人的自我救赎。
谢谢陪同我去培智学校访问的南京市教育局的朋友们，培智学校的校长老师们，也谢谢帮助我联系学校的责编小郁。
和这些智障的孩子们相处之后，我对生命的本义有了很多思考。
我想告诉大家，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贝。
去爱他们。
去关心他们。
去把他们抱在怀里，亲吻他，心疼他，给他们空间，让他们长大。